前言

阿多诺说，分类是知识的先决条件，并非知识本身。比如城市文学，比如城市作家。而所谓城市作家就是城市出生的作家啦，城市出生城市长大，他们只能写城市文学。我记得十岁左右，有一段时间，我给弟弟妹妹零花钱是学着大人，用发工资的方式。傍晚时分，我嚷道，发工资了发工资了。他们就会围着我转，跟着我跑，虽说只有一分钱。发着发着，我就紧张起来，抽屉里我的积攒快用完了。而退职回家、重新就业的爸爸，每月只有十八元工资，只能靠在棉织厂做纺织女工的妈妈给我点零花钱了。她每月的超产奖和质量奖，我帮她记着，那种每个月因数字变化而牵动的喜悦和哀愁，是农村出身的作家未曾体验过的，尽管城市题材的文学谁都会写，但心灵的土壤，成长的背景是不同的。

我所熟悉的城市作家有王朔、张 、王安忆、邱华栋、赫拉巴尔、卡夫卡、水上勉等，后几位是外国的。这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赫拉巴尔。他在布拉格发明了一个词，叫巴比代尔。这个词在捷克语字典里找不到，是他的独创。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很难从汉语中找到某个俚语套得上巴比代尔。有人将它译成“中魔的人”“神侃家”“快活神”等，还是概括不了它的全貌。其实巴比代尔既是某种人，又是某种语言，某种行为，某种精神，某种特定情形下的奇特产物，到了中国，在今天，在深圳，我特别想指称巴比代尔就是暗恋、暗恋者、暗恋的城市。

所有暗恋者，都是中了魔的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也是城市出生的作家，在精神内核我们是同构的。从小我们就和工厂有关系，跟生产分配有关系，和工资、住房、工会、食堂、托儿所有关系，和路灯、夜班、交通工具、图书室、废品收购站有关系，在共同的带有公有制色彩的名词里，我们白天走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像僵尸一样游荡，我们的存在是集体的存在，面目是一样的，我们的个人就像是不存在的。只有少数中魔的人，好像在这个世界有点别样的事要做！这一小部分的人，其中就有暗恋者。我是一个暗恋者。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暗恋的呢？我曾写过一万多字的成长散文 《棉织厂》，写的时候我记得自己又哭又笑，因为里面涉及最初的性和自慰，完稿至今快二十年了我也没敢拿出来发表。前些天，台湾有个奖需要这方面的素材，我无意中翻到了这篇文字，看着看着，一阵阵心潮起伏。我在这篇早期的文学记录里找到了暗恋两个字。而这一段暗恋在我三十岁左右落笔时，还是那么记忆犹新，但当我快五十岁，却已经遗忘了。因为有了文字记录，我再次和暗恋相遇，并且唤醒了那片苏北小城市的西北角，以及荒草下停转的机器、失落的厂房……

这真是有一种要成妖成仙的感觉，所有的精灵的背景全部来自于黑暗、肮脏和寂灭。在我，我的文字的精灵来自于城市暗恋。这些年来，我写了很多城市诗、城市小说，遵循着古老的操守，听命于内心世界的呼喊，一篇篇文字的背后，竟是所谓城市独有的物质———暗恋。

早年的文字里，暗恋的对象，有一个叫舅奶的老人。我无意中撞开她洗澡的房门，那间小西屋里的一道白光，让我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情愿死在她的怀里。舅奶是棉织厂的退休工人，我妈妈是棉织厂年轻的挡车工，我跟着她们上小夜班、白班、大夜班，在雪夜里深一脚浅一脚，我看着妈妈的大红奖状，听着棉织厂的轰鸣声长大，我帮妈妈计算着加班费，帮妈妈跑到工会里说事，在小组会上听他们发言。上了初中，我发现了一个女孩子，我暗恋起她，每天上学的路上，我总能神奇地遇到她，走在我的前后。可是她却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她的成绩排名总是高高在上，到了高三，我终于接近她一次，她考了第八名，我考了第九名。我知道可能是我追的办法起了作用，在高二那年，我终于忍不住开始给她写起信来，匿名信罢了。每一次都是十多页，信里有几个大词，我至今记得。我放言将来要当作家，还豪称，要为人类的进步奉献一生……我体内的锅炉熊熊燃烧，成绩扶摇直上……信中的种种迹象终于让她猜出匿名信的作者是谁了，在高考前，她集中把我写的这些信退了回来，退给的却是我们同班的另一个同学！此事被公开后，虽得老师庇护，我的世界还是电闪雷鸣，不可否认，这却是一场成功的暗恋。

因为是暗恋，我顶着秘密公开后的所有取笑，继续做我的老实人，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为何如此忐忑，莫非我偷袭了你们的暗恋？因为是暗恋，我从来没想到要有所收获，尽管随后的大学中，我还写信给她，假惺惺地要跟她处朋友，但这不是我真心的呼喊，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我绝望的呼吁，也罢了。转而，我获得了另一位同学的芳心，以此表白我决不让一次暗恋成为一场真实爱情。

这里面深藏着的秘密，连我自己也迷糊了，要不何以称得上是中了魔的人呢，类似情形的城市男孩，有的在嗑药，有的做黑客，而我选择登高望远，我只跟着我的老师赫拉巴尔站在一起，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

渐渐地，我真的做了城市作家，我写中了魔的人，写我至今还未察觉的别样的暗恋……

写蒙福的巴比代尔！

王顺健

201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