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联姻，提倡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解读翻译过程。翻译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如何通过翻译中文化的生态平衡来实现文化的多样性，以达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翻译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翻译的存在离不开周围的环境，翻译同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关系密切。翻译活动的开展处于地球的整个生物圈中，需要社会基础，也需要生物基础。翻译的发展离不开翻译的生态环境，两者之间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翻译的生态环境包括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节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文学翻译，即是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来解释文学翻译的各个环节及对各环节有影响力的相关因素。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译者在尽可能忠实于源语信息的基础上，适时变通，甚至是再创造，以求生态翻译环境和谐统一。

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einrich Philip August Haeckel，1834—1919）于1869年提出的概念，即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论证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近年来，在人们越来越追求“有机食品”、“环保居屋”、“生态旅游”、“绿色工程”的同时，学术界的“生态意识”也越来越浓厚。“环境主义已超越了自然科学、地理位置和社会科学的范围进入人文领域。”[1]“第一波生态批评的浪潮以‘认同自然的态度’为基本特征，这在美国尤甚。”批评家们“赞扬‘自然写作’，鼓励作家们关注和讴歌非人类的空间和生命的美丽，致力于将文化回归到更广阔的生存环境中去”。[2]许多学科研究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和趋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翻译的生态学视角研究应运而生。

生态学是奠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3]罗森纳·沃伦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4]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则把翻译过程视为两个高度复杂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由环境决定的文本输入”的分析，第二个阶段是在复杂的回馈处理机制框架内对输入文本的操纵——这种操纵行为通常是多层次的，需参照“译语读者的各项环境特征，以最后形成目标语的文本输出”。[5]当前，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生态”一词已转义泛指自然健康、保持平衡与“和谐共生”的集合。

翻译的生态学研究是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于翻译研究，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创建新的翻译学理论系统，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最早是由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人文科学系主任兼翻译与语篇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提出的。该理论对发展跨学科研究、开拓翻译科学新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内外翻译界学者也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生态类比的翻译研究。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尽管已开展了十多年，可是仍处于探索和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之中，现有研究中尚存不足，例如生态翻译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研究尚显不足，生态翻译系统的综合性论证与整合性研究鲜有论及等。[6]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小分支，即每个词、每个句子、每个段落也应当体现和谐统一。译者要精心安排却又不能留下任何雕琢的痕迹，要使译文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感觉，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信息，包括表层的和深层的。文学翻译的过程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成了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生态翻译环境的一种“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生态翻译环境对译文的一种“选择”。所谓“生态翻译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目的语所构建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成功的译作是译者成功的多维度适应转换的结果。[7]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放在更广阔的视阈下，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并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述以及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8]

与其他学科一样，知识的全球化要求我们对翻译学内部的许多根本问题及文学翻译活动本身进行重新思考，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出现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视阈下，文学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主观能动性活动，文学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都与译者密切相关。群落、植物带分布以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等生态学概念对我们进行译者主体性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对于译者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抵制翻译霸权主义、有效避免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各种制约因素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应该站在保护全球文化生态的高度，恰当处理好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关系，有效做好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的沟通工作，以便尽快建立起互动、和谐以及良性发展的生态翻译系统，从而保护世界翻译系统的生态平衡。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文学翻译作为翻译领域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媒介之一，然而由于目前缺乏一套较为系统可行的原则作为指导，文学翻译存在着误译，滥译，翻译不统一、不到位，监管不力，市场混乱等问题；另外，就我国目前状况来看，文学翻译相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是从功能主义、目的论、语境适应，以及跨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的，或者是直接聚焦于文学翻译策略和方法，而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一套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指导文学翻译的并不多见。

生态翻译学的概念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与其他的翻译理论相比，该理论着眼于宏观和系统化的研究，为文学翻译研究拓展了新视野，提供了新思路。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抑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它以“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等“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则为理论基石，着眼于生态翻译系统的整体性，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作出新的描述和阑释。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文学翻译理解成译者适应生态翻译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即为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研究焦点为译者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9]

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翻译的地位和价值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学翻译商业化、娱乐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生态翻译学视阈下，从文学翻译的地位功能、其外围的生态环境、影响文学翻译生态环境的特定因素、文学生态翻译系统的主体及主体间关系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探讨，有助于文学翻译维持文化和文学的多样性，平抑过多的来自商业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保持文学翻译的可持续性发展势头。

[1]Kerridge，R.Introduction.In：Kerridge，R.& N.Sammells（ed.）.Writing the Environment：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M].London：Zed Books，1998.5.

[2]Westling，L.Introduction.In：Parham，J.（ed.）.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M].Hampshire：Ashgate Publishing，2002.1.

[3]Krohne，T.David.General Ecology[M].California：Brooks Cole，2001.11.

[4]Warren，R.（ed.）.The Art of Translation：Voices from the Field[M].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9.6.

[5]Wilss，W.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6.123.

[6]许建忠.翻译生态学[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8.

[7]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8]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9]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