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导言
一、赴欧“埃及”留学团
背景
在摧毁先前统治埃及的奴隶士兵王朝，也即马木鲁克王朝1的势力后，穆罕默德·阿里（1770—1849）全面掌控了这个国家。他曾是一名阿尔巴尼亚雇佣兵，是被派往埃及（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驱逐法国人的奥斯曼军团的一员，而埃及当时从属于奥斯曼帝国。1805年，他被奥斯曼苏丹任命为埃及总督，并获得了“帕夏”这一荣誉头衔。很明显，从就任伊始，这位新的统治者就不允许他治下的疆域如过去那般继续沉睡。雄心勃勃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地区大国（以及一个王朝），这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同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宗主爆发冲突。在目睹了现代欧洲的军事实力后，他意识到，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他需要西方以军事援助的名义提供帮助。这并不是一条崭新的途径，派赴埃及的奥斯曼军团，其核心人员就曾接受过德国军官的训练，这些人也构成了推行现代化改革的苏丹塞利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所建“新军”的第一批连队。2早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就参与了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克劳德—亚历山大·德·博纳瓦尔（Claude-Alexandre de Bonneval，卒于1747年）伯爵于1734年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第一所工程学校，3而著名的匈牙利裔法国工程师德·托特（de Tott，卒于1793年）男爵则为奥斯曼帝国建了一所技术学院。4随后，一批教育机构相继建立，其中包括帝国海军学校（1773）和军事工程学校（1784）。后者的建立更是引入欧式教育的第一个里程碑，因为其教员大部分是法国的军事工程师。5该校还为苏丹穆斯塔法三世（卒于1774年）治下开启的翻译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使运动的重点转向军事手册的翻译，特别是法语军事手册。6到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欧洲的专家与军人被请来建设和训练欧式军队。有趣的是，青年拿破仑·波拿巴还曾被提名担任派往土耳其的一支军事使团的团长。7这一时期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时期，其间帝国首次在伦敦（1793）、维也纳（1794）、柏林（1795）和巴黎（1796）等欧洲各国首都设立了常驻使馆。8
尽管一开始穆罕默德·阿里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领域，努力想打造一支他自己的“新军”，9但很快他就开始酝酿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通过引入欧洲的科学来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毫无疑问，该计划的关键是教育。因此，除招募外国军事顾问和教官之外，他还选择了一条革命性的道路：把人派到那些科学发达的地方去。
第一个被派出的是出身低微的土耳其人奥斯曼·努鲁丁（1797—1834），他的父亲是穆罕默德·阿里宫廷的运水工。当时，瑞典总领事约瑟夫·博科提（Joseph Bokty）受托遴选一些男孩去意大利接受欧洲科学的训练，约瑟夫便推荐了他，但背后的原因尚不明确。虽然最初的想法是派出一个留学团，但最终只有奥斯曼一人被选中。1809年，他负笈欧洲，8年后才回归故土。10在瑞士和德国短暂停留后，他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利沃诺、米兰和罗马）学习了几年工程学和陆、海军科学。最后他又到达巴黎，花了一年多时间学习法语、英语和数学。除了接受教育外，奥斯曼还受命购置尽可能多的书籍。虽然穆罕默德·阿里本人临近天命之年时依然目不识丁，但他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书籍以及任何有益于训练军官和促进国家进步的书籍都很感兴趣。11
当然，这些作品都需要翻译和印刷出版。穆罕默德·阿里不仅从法国和意大利购买印刷设备，还于1815年把15岁的叙利亚人尼古拉·麦瑟比基（卒于1830年）送去米兰学习印刷术。12与他同行的至少还有2名叙利亚基督徒学生—拉法伊勒·麦瑟比基和易勒雅斯·萨巴厄。这二人在米兰度过了短暂而令人沮丧的时光，随后去往都灵，分别学习数学和化学课程。13
第一批学生被派往意大利并不完全是巧合。首先，埃及和意大利之间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最早在埃及（以及其他伊斯兰地区）设立外交代表机构的也是意大利各城邦。其次，意大利临近埃及，地理位置占优。再次，埃及的欧洲侨民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意大利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商人，也有许多人行医或担任埃及军官。最后，意大利商人群体在伊斯兰世界所辖地中海沿岸大量分布，使得意大利语成为近东和北非地区最广为人知的欧洲语言。确实，至少有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即突尼斯的艾哈迈德贝伊（Aḥmad Bey，1837—1855年在位）会说这门语言。他在1846年12月访问法国期间，就用意大利语同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交谈。14通用语的流通也加强了上述同意大利的特殊语言联系。通用语是中世纪以来在地中海东部和南部使用的以罗曼语为基底的商业用语，由（东方和西方）多种语言混合而成，构成其罗曼语基底的正是意大利语各方言。15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这批学生都不是本土埃及人。这主要是因为，基本上没有本土人出任埃及官员，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具有外族血统（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包括穆罕默德·阿里本人。至于留欧学生中的叙利亚基督徒，其渊源要追溯到法国对埃及的占领时期。许多叙利亚基督徒侨民同法国当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或是逃避家乡宗教迫害的难民，或是难民的后代，依靠自身（在同欧洲人长期贸易往来中发展起来的）语言能力担任起法国人本土居民的口译员与联络官。由于穆斯林反对法国的统治，波拿巴很早就利用上了当地的宗教少数族裔（叙利亚基督徒、科普特人），因为他们大多偏向法方。许多少数族裔被招募进法国军队，这一政策后来也成为法军的标准做法，并在其他战役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如宰瓦维人（Zaouaves）这样的少数族裔组成军队，帮助法国在战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在该政策下，希腊军团得以创建，并由帕帕斯·奥格卢（Papas Oglou）上校领导，他是一名投诚的马木鲁克，来自希俄斯，该军团在镇压1798年10月第一次开罗起义中发挥了作用。16当时最引人瞩目的新建军团是穆阿里姆·雅古布（Muʿallim Yaʿqūb，1745—1801）领导的独立科普特军团。该军团从自由散漫的乌合之众成长为纪律严明的战斗部队，到1801年达到惊人的2.4万人之众。17此外，法国人还在地方政府机构中起用少数族裔，科普特人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既是完完全全的埃及人，又有行政经验，因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他们从未被正式允许担任公职。18波拿巴甚至还任命了两名叙利亚基督徒进入他的本土政要委员会（Dīwān，“迪万”）。这类与外国异教徒的合作，加上关于计划成立由科普特人统治的半独立埃及政权的谣言，19毫无意外地引发了穆斯林的浓浓恨意。基督徒虐待穆斯林同胞的消息更加剧了这种恨意，我们也可以推测，许多叙利亚基督徒（以及科普特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的优越经济地位更是火上浇油。20因此，这些少数族裔中的许多人（尽管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之后都随着法国远征军一起撤回法国，开启了自我流放。21他们中有些人继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连接着东方和收留他们的法国。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叙利亚人米哈伊勒·萨巴厄（Mīkhāʾīl al-Ṣabbāgh，又作Michel Sabbag）22、若阿尼·法拉翁（Joanny Pharaon）、巴希勒·法赫尔（Bāsīl Fakhr，又作Basile Fackr）23和科普特人易勒雅斯·布格图尔·艾斯尤提（Ilyās Buqṭur al-Asyūṭī，又作Ellious Bocthor）24，他们都对法国的阿拉伯语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作为文化中间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埃及，某些基督教派（特别是方济各会）早在18世纪就已开始积极谋求派遣青年科普特人（和后来的叙利亚基督徒难民）赴欧洲受训以成为传教士。25虽然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相比，这项政策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但至少有一名留学生有史可查，他名叫拉法伊勒·图赫伊（Rafāʾīl Ṭūkhī），是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科普特人。他在孩提时就被送到罗马接受教士训练。后来，他留在那里，并编写了《科普特语—阿拉伯语弥撒书》（Missale Copto-Arabicum, 1734），这是第一本在埃及使用的印刷书，由梵蒂冈传教学院出版，这肯定了其权威性。26大约同一时期，可能还有一名出生在埃及、名叫康斯坦丁的希腊人在巴黎路易大帝学院以“年轻译员”的身份接受训练。27“年轻译员”起初指的是嘉布遣会招募的黎凡特地区的男孩，他们或是接受传教训练，或在法国驻黎凡特外交使领馆担任译员。到18世纪20年代，法国学生（通常是法国驻东方外交人员的后代）取代了黎凡特人，因为后者被认为无法达到译员工作所要求的极其苛刻和严格的语言训练标准。28
拉法伊勒·图赫伊可能还不是第一个在罗马接受教育的本土埃及人。有记录显示，17世纪的法国曾有过一名叫尤素福·本·艾布·宰根（Yūsuf Ibn Abū Dhaqn）的科普特人，他是荷兰阿拉伯学家托马斯·埃珀尼厄斯（Thomas Erpenius, 1584—1624）逗留法国期间（1609—1611）的主要语言研究资料提供者。29遗憾的是，人们对艾布·宰根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受教育程度似乎很低，因为根据埃珀尼厄斯的说法，此人“读不懂古典阿拉伯语”，只能帮助他提升口语交际能力。
基督徒（和犹太人）总是与欧洲人有更多的接触，黎凡特地区尤甚。确实，许多叙利亚—黎巴嫩教士都在欧洲，特别是罗马接受宗教训练。马龙派的加俾额尔·齐拉依（Jibrāʾīl al-Qilāʿī）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长期留学欧洲的黎凡特人。1468年左右，他被一个经过他村庄的方济各会教徒“招募”。三年后，他前往意大利，在那里生活了23年后，又回到故土黎巴嫩传教。30 1583年，罗马教皇当局建立了一所马龙派神学院，该学院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有些人甚至在欧洲定居，31比如加俾额尔·萨赫尤尼（Jibrāʾīl al-Ṣahyūnī，又作Sionita）32、易卜拉欣·哈奇利（Ibrāhīm al-Ibrāhīm al-Ḥāqilī，又作Abraham Ecchellensis）33、约哈拿·哈斯鲁尼（Yuḥannā al-Ḥaṣrūnī，又作Hesronita）34和尤素福·西姆昂·西姆阿尼（Yūsuf Simʿān al-Simʿānī，又作Assemanus）35。这些教士通过对阿拉伯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研究来推动欧洲东方学的发展，他们也是第一批在家乡传播欧洲文化的本土学者。那些回归故土的教士，依托其语言能力和对欧洲文化的深入了解，扮演了东西方中间人的关键角色。叙利亚基督徒和西方之间的接触也推动了印刷术传入近东。1610年，位于黎巴嫩高兹哈耶的圣安东尼修道院成立了第一家叙利亚语印刷所。1702年，第一家阿拉伯语印刷所在阿勒颇成立。之后，舒瓦伊尔和贝鲁特的阿拉伯语印刷所也相继于1734年和1751年成立。36此外，不同教派（以耶稣会为主）在近东设立的教会学校构成了与欧洲接触的另一重要途径，其中最著名的是分别于1734年和1798年在艾因·图拉和艾因· 沃拉格建立的学校。
麦瑟比基的官派留学持续了4年，并直接促成了1821年官方的政府印刷局在开罗郊区布拉克（Būlāq）的成立。37奥斯曼·努鲁丁担任印刷局的官方负责人，麦瑟比基则负责每日运行他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印刷机。有趣的是，该印刷局印制的第一部书是叙利亚默基特礼天主教会教士拉法伊勒·安图恩·扎胡尔（1759—1831）编写的意大利语—阿拉伯语词典，他曾是占领埃及的法国军队的一名官方口译员。38同年，该印刷局开始印制一份仅供官方使用的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双语宫廷公报，用来记录政府各部门的报告。这份官方记录被命名为《赫迪夫报》（Jarnāl al-Khidiw），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印刷出版的阿拉伯语刊物。39六年后，它被一份更为名副其实的官方公报《埃及纪事报》（al-Waqā’iʿ al- Miṣriyya）所取代，由谢赫哈桑·阿塔尔（见后文）任主编。这份土—阿双语公报的第一期于1828年12月3日（伊历1244年5月25日）面世。40
穆罕默德·阿里宏伟的教育发展计划的第二阶段当然是提供本土教育。同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埃及当时的教育系统由通常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kuttāb）构成，穆斯林儿童在那里接受基本的宗教教育，并学习基础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至于埃及著名的清真寺兼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则专注于开展各宗教学科和阿拉伯语教育，几乎不提供普通教育，其毕业生的出路仅局限于布道与文书工作。41对少数族裔科普特人来说，情况没有太大不同。他们的孩子接受的也是基础教育，根本没有什么高等教育。1816年，穆罕默德·阿里迈出了构建专业教育系统的第一步，目标是为现在和将来的政府官员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他在开罗的城堡中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宫中的马木鲁克书法和算术。课程内容很快得以扩展，基本军事训练以及土耳其语、波斯语和意大利语都被纳入其中。421820年，又建了一所工程学校，主要用于培训土地测量员。1821年5月，在奥斯曼·努鲁丁的请求下，这所学校迁往布拉克。奥斯曼已经在那里建了一座图书馆，该馆位于总督之子、继承人易卜拉欣帕夏的宫殿内，用以存放从欧洲购置的书籍。43在工程学校任教的有法国建筑家帕斯卡尔·科斯特，他后来成为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建筑的著名学者。44 1825年，这所学校再次迁移，移至艾因尼宫，并更名为军事学校。45在布拉克期间任该校校长的奥斯曼随迁新址，继续担任负责人。该校延续了之前的做法，不对埃及人开放，只接受土耳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希腊和库尔德学生。46事实上，总督的意图是培养一批奥斯曼帝国的贵族以构成他权力的支柱，为此，他下令在伊斯坦布尔购买白奴。47但穆罕默德·阿里也意识到，尽管延请了外籍教师（主体是意大利人，意大利语也是主要的教学语言），军事学校并不能达到他所期待的教育水准与多样性。对于借助口译员进行教学的潜在危害，他也颇为在意。48于是，他指示他的外交事务顾问布乌斯·尤素菲扬贝伊（Boghos Bey Yusuf ian）(1)安排一批学生赴欧洲留学。1826年1月，布乌斯联系了法国总领事德罗韦蒂49，向他咨询应该派学生去哪个国家。尽管德罗韦蒂自己是意大利血统，但他强烈推荐法国，称意大利社会的宗教偏见与因埃及和希腊的战争而滋长的反埃情绪会给埃及学生带来困扰。50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早在1811年，法国人就以那部鸿篇巨制《埃及志》（Description d’Egypte）编者埃德姆—弗朗西斯·若马尔（Edme-François Jomard）51的名义（通过德罗韦蒂）向埃及提交了“以教育推进埃及文明化计划”，提议埃及学生赴法国接受现代科学训练。52继续向前追溯，波拿巴本人认为，教育，特别是法国教育，是征服人心并传播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文明思想与原则的手段。这样看来，教育同法国人庆祝伊斯兰教节日、波拿巴表达对伊斯兰教的崇敬和征募本地人加入法军一样，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而且非常强大。在（远征埃及途中）占领马耳他后不久，波拿巴就下令将大约60名来自岛上最显赫家族的男孩送到法国接受教育，以期形成一个深受法国思想影响并认同法国事业的本土精英阶层。遗憾的是，他很快发现这一政策对埃及的穆斯林显贵不起作用。同时，他也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处理更紧迫的实际问题上，比如打仗和控制充满敌意的本地居民。53
就在奥斯曼·努鲁丁结束留学离开巴黎前不久，若马尔委托他再向总督递交一份建议书。54然而，奥斯曼·努鲁丁忠于意大利，他并没有向穆罕默德·阿里提出迫切的请求，以致后者决定推迟留学事宜。55
尽管政府最高层中（以布乌斯和奥斯曼为首）的亲意大利派和英国外交官进行了密集的游说，但在这场拉锯战中，总督最终还是决定听从德罗韦蒂的建议。我们可以猜测，此前不久，以布瓦耶将军为首的法国军官前来训练埃及军队，是法国获得支持的一个强有力因素。56此外，对于像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人来说，他的大多数现代化项目都是为了提升军事实力，而法国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势）必定深深地打动了他。确实，就在总督做出决定的同时，马赛造船厂正在为埃及建造两艘护卫舰。57除了上述动机之外，机会也很重要。1826年3月，法国鳟鱼号抵达亚历山大港。船长罗比亚尔（Robillard）在拜见总督之后，正式探访了布瓦耶将军在艾布·扎拜勒（Abū Zaʿbal）的训练营。穆罕默德·阿里灵机一动，决定趁热打铁，下令组建留学团，搭乘鳟鱼号前往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