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世纪游历欧洲的突尼斯人，本书从多个方面来看都可以说是这一研究的延续。塔赫塔维的这部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让我感到震撼，因为它对现代阿拉伯文学和现代阿拉伯政治与社会思想的发展都有极为重大的影响，也是穆斯林他者话语领域内任何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此外，塔赫塔维与埃及的文化复兴（nạhḍa）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这一复兴的推动者之一；他也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埃及民族主义和现代伊斯兰教育思想之父；他还是现代阿拉伯历史学的先驱之一。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的最后25年，该书才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先是由阿努阿尔·卢卡（Anouar Louca）翻译成法语，然后由卡尔·施托瓦塞尔（Karl Stowasser）翻译成德语，1但这两个译本都不太完整。而对英语读者来说，他们能读到的关于此书的内容只有一部现代阿拉伯文学概览中五页半篇幅的介绍。2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确实兴起了一股现代阿拉伯文学英译浪潮，其中19世纪作品的缺席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的确很不寻常。这股英译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文学品味的变化以及中东政治局势等因素的影响，而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则进一步激发了西方读者对当代阿拉伯小说的兴趣。虽然大多数译作针对的都是普通大众，然而19世纪作品缺席的现象，在学术界却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学术界，阿拉伯文学研究似乎分为现代文学（20世纪，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研究和中世纪文学（所谓的“古典”阿拉伯文学或阿拉伯文学“黄金时代”）研究，而19世纪的文学作品则主要被历史学家、政治和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等使用。

尽管我很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语，但长期以来，由于学术和个人的原因，我无法为这个项目投入必需的时间。鉴于此，能在作者200周年诞辰之际完成该书的翻译，可以说既是偶然的又是恰当的。

本译本的导言试图将该书及其作者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中。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我并不会标榜这篇导言是对里法阿·塔赫塔维的生平和作品的一般研究。虽然用英语（或任何其他欧洲语言）撰写这样的研究是早就应该进行的工作，但这部作品本身就明确了导言所涉的范畴。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一些人，他们的反馈对本书的贡献很大。首先，我必须感谢皮埃尔·卡夏（哥伦比亚大学）和让雅克·瑟帖（布鲁塞尔大学），他们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和有益的意见与建议，且后来都被终稿采纳。余下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将由我一人负责。我还要感谢侯萨姆·赫迪姆（布鲁塞尔大学）和罗宾·奥斯特（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感谢他们对我的翻译提出了令人鼓舞的反馈意见。我也很高兴能够感谢马德里自治大学的涅韦斯·帕拉德拉·阿隆索和玛利亚·路易莎·奥尔特加。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我所在学院的负责人弗兰斯·德·拉埃特，他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后勤支持和鼓励。最后，我还要感谢萨基书局（Saqi Books），特别是萨拉·哈马德，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似乎无尽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