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领导人产生的根源
第一节 技术和管理层面的产生原因
一、导引：组织的必要性
没有组织，民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毋庸置疑。1
任何一个阶级，当它在社会上提出某种明确要求，并致力于去实现基于自身经济功能之上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奋斗目标时，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它都需要建立组织，因为这是实现本阶级意志的唯一途径。组织是消耗最小，最能节约成本的，是目前已知的弱者对抗强者的最有效武器，且只有利益相关者们团结起来时武器才能发挥作用。2因此，一些组织意识最为狂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关于企业主们只希望看到工人们互不团结、分散力量的理论，他们的观点会与对政党性质进行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相吻合。
在一个合作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就连百万富翁也深刻意识到相互交流与共同行动的必要性。组织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原则，失去组织，工人阶级就失去了成功实现策略的前提，拒绝参加本阶级集体生活的工人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经济上，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无产阶级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3，事实上，单个工人面对那些经济主导者的专横跋扈时根本束手无策。为此，无产者只有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组织的集体，才能获得政治抵抗能力和社会尊严。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影响与其数量上的优势成正比。为了更好地展现人数多的力量，就迫切需要组织性和秩序性，组织原则是大众社会斗争的先决条件。
政治上必要的组织原则虽然弥补了大众缺乏组织性而导致对手获利的这一缺陷，但是恰恰也因为它的存在让人们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事实上，组织也成为保守主义[1]逆流滋生的温床，有时它泛滥成灾，将民主损毁殆尽。
二、大众直接统治在机制和技术层面不存在可能性
莱茵兰地区民主主义者莫里茨·里廷豪森（Moritz Rittinghausen），是第一个试图通过创新体系来为民众直接立法提供现实基础的人。4他的设想是：仿照普鲁士1848—1849年的选举，以1000人为单位将全国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一个选区将在指定地点（如学校、市政府或者其他公共礼堂等）选举产生主席，每个公民都享有言论与投票自由。这样，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讨论结束以后，大家进行投票决定，并由大会主席将投票结果呈报市长，再由其向更高一级汇报。所有事务都按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
政府没有提出法律草案的资格，而且除了对已定议题的讨论时间进行安排外，政府再也没有其他提案权。一旦有足够数量的民众要求修改某一法律或者制定一项新法律，有关部门就有义务敦促全体民众在规定时间内行使他们的权利，从而将争议法律的决定权重新交给全体人民。5法律通过各种灵活的形式讨论产生。在讨论中，由主席首先公布主要议题并开始讨论，接着讨论次要议题，最后就结果进行投票，得票最多的草案获得通过。当所有投票结果转送政府有关部门之后，将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简洁明了且无任何歧义的法律文本。这种法律与现代议会制定的大部分法律都有所不同，里廷豪森嘲讽道，现代议会制定的法律更像是为了迎合法律人的模棱两可的表达的产物。
里廷豪森所设计的政治体系简明清晰，乍眼一看，在运行过程中也不会遇到任何阻碍。但如果真把它应用于现实，那将困难重重。
人民自治，即通过民众集会决定公共事务，这是民主的理想状态。人民自治尽管能够限制代议制的扩展，却无法防止寡头领导的出现。由于人民自治能够让大众直接行使公共职能，所以克服了领导者的“官僚属性”，但是其大众化的特征，不仅使得大众特别容易受到善于言辞的人的蛊惑，而且自治体系无法实现对问题的严肃讨论，无法产生较为详尽的建议，这都为领导者的回归提供了便利。控制一大群人要比控制一小撮人更为容易，大众的决定迅速、强力且不容置疑，一旦大众生成某一项意见或建议，就不允许少数人甚至个人去反对它。一大群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更容易引起混乱、莫名的狂热等，而少数人的聚会上，人们往往能够进行理性的讨论。6根据现实经验，规模巨大的民众集会或政党代表大会倾向于以鼓掌或者一致同意的方式通过决议，而将同一群人分成多个小组（如50人为一个小组），他们则会谨慎地使用自己的同意权。大众对他们自己的言行很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总会受到他们当中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影响。这一现象展示了大众心理的本质，并说明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学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充分说明7：在大众中，个人被淹没，个体个性与责任意识也随之荡然无存。8
然而，反对大众主权最有力的反驳是：大众主权无论在机制上还是技术上都无法实现。
掌握权力的大众没有能力就某件事情直接作出决断。直接民主制因为人数过于庞大而运转不良，间接民主制则由于合理的代表人数而有效运转。路易·勃朗（Louis Blanc）在一篇与蒲鲁东（Proudhon）论战的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伙计，最普通的商人也无法盈利，没有间接民主制的帮助，3400万法国人（当时法国总人口）可以处理他们的事务吗？”接着，他自己回答道：“只有蠢货才会认为可以，当然持否定意见的人也并不是国家的死敌。”9目前，路易·勃朗的问题与回答所涉及的情况在政党组织中再次出现。特别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中心，那里工人党成员常常数以万计，在没有一种代表制的情况下，这些庞大的组织无法处理相应事务。大柏林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包括柏林的六个位于城区的议会选区，以及尼德巴尼姆与泰尔托-贝斯克-夏洛滕堡两个郊选区，成员超过9万人。10这么一个人数众多且归属权为大众的统一组织，如果借助全体成员讨论的方式无法处理任何实际问题，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11无论从场所上还是距离上来说，经常性地举办1000人次的参政会议是不可想象的，10000人次的会议则根本不可能举办。即使假设未来的通信交流会更发达，如何能够在特定时间内将如此众多的人集中在一个地方呢？如果一些事务需要频繁讨论，又该怎么办呢？并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即便声音再洪亮、精力再充沛的演讲家也难以在万人聚会上让每个人同时听到自己的声音。12此外，受现实的限制，庞大的民众团体进行直接自我管理也是不可行的。“如果雅克对皮埃尔造成了不公，那么并不是所有法国人都能够根据案件的真实情况，保护皮埃尔免受雅克的伤害。”13同样，在现代民主政党中，其内部争端也不可能以全体成员直接介入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需要“代表者”代表民众，并代为执行民众的意志。即使在那些民主精神最为浓厚的团体之中，也必须由一小部分人处理日常事务，以及筹备和执行最重要的行动。
最初，领袖只是服务大众的公仆，组织也是建立在所有成员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平等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平等，即人类同一性的平等。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也包括德国一些启蒙运动刚开始的地区），组织成员之间都以“你”相互称呼，即使最穷困的工人与著名知识分子之间谈话时也是称呼“你”。后来，平等观念引入政党内部，用于同志之间的关系之中，普遍意义上的平等变成了组织内部成员均平等地享有法律权利。民主原则保证所有人能够影响和参与公共事务、拥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理论上讲，《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已经实现：所有公共职位都通过选举产生，执行民众意志的政府部门中的公职人员仅是次要角色，他们始终依赖全体民众，他们随时可能失去职位。相对于领袖，普通的党员大众才是无所不能的。
起初，人们试图用大众意志来束缚代表的手脚，以避免偏离纯粹民主的道路。在意大利农业工人运动早期，协会主席竞选须得到五分之四以上的选票才能胜出。如果协会工人与企业之间存在薪金纠纷，协会代表与企业谈判前，需持有全体协会成员签名的授权书。协会账目随时向全体成员公开，这出于两个目的：其一，从长远考虑，这可以避免普通成员对领导者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一旦存在，即使最强有力的组织也会被破坏殆尽”；其二，它可以促使每个成员学会如何记账，并获得关于整个协会组织运行的知识，这为他们今后随时进入领导岗位奠定基础。14显然，这样的民主措施只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能适用。在英国工人运动初期，一些工会组织的代表由全体成员轮流或者抽签担任。15之后，随着组织事务的日趋繁多以及对个人才能（如思维敏捷、具有演讲天赋及丰富的知识储备等）的要求的提高，代表权就不再属于所有成员，更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姓氏字母顺序或者年龄轮流行使代表权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党组织的不断发展，早期诸如代表轮换制等方式逐渐被遗弃，过去领导者的产生是直接选举的自发性过程，现在被领导者成为领导者的过程日益缩短和程序化。为此，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承认领导者的正式的官方地位，以及建立一个职业政治家阶层和一支合格的、专职政治专家队伍。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倡社会主义政党应采用定期考试的方式来提名议会候选人以及任命党委书记。16海因里希·赫克纳（Heinrich Herkner）则更进了一步，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型工会如果只从来自本组织的普遍成员中选取人才，让这些人在实际的工会工作中一步步升职，这样能否有利于大型工会的长期生存？相反，在企业家协会中，存在许多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非本阶层人士。由此，他预见，在短时间内工会的无产阶级排他性将会被打破，工会领导人的选择将会优先考虑那些在经济、法律、技术和商业等领域受过教育的人。
当前，工会已经要求申请工会书记职位的人进行考试，以测验其书写能力和法律知识水平，那些工人政治团体开始考虑自我培养组织干部。社会上到处都是“速成学校”，确保短时间内就能为政治组织提供掌握相应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1906年以来，柏林地区出现了专门为培养政党干部和工会干部而开设课程的党校，党校的一般教学活动以及培训学员的所有费用均由所涉政党和工会承担。许多学员由于在校学习，家中便失去了维持生活的来源，这些家庭可以从所在居住地的省级或者地方政党组织领取相应的财政补贴。该学校的第三期课程（时间为1908年10月1日至1909年4月3日）共有26名学员参加（第一期为31人，第二期为33人）。担任党内或者工会领导职务的同志可优先参加培训。17
在意大利米兰，隶属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人道主义”（L'Umanitaria）于1905年成立了一个“社会立法实践学校”（Scuola Pratica di Legislazione Sociale），其目的是通过培训，使一些工人有能力承担某些职务，如成为工厂纠察员、工会联盟或者工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任职于工人保险公司或者工人就业审核部门等。18学校学制为两年，通过毕业考核的，获得毕业证书。1908年，该学校拥有学员202名，其中，37人任职于工会或者合作社，4人担任工人就业审核部门的领导职务，45人为自由职业者，其他112人为普通工人。191909年，都灵工人联合会出于同样的目的，成立了一所与上述类似的学校，即“社会立法文化学校”（Sc. Pratica di Cultura e Legislazione Sociale）。在英格兰，工会和合作社将具有领导才能且准备继续在工会中担任职务的人送往位于牛津的罗斯金学院（Ruskin College in Oxford）学习。20在奥地利，有人也建议仿照德国模式建立党校等。毋庸置疑，以上所有机构都旨在为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培养干部，它们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工人阶级的精英群体，并通过建立由工人领袖和党校学员组成的阶层来扩大领袖相对于普通党员的权力。任何不断膨胀扩张的组织都无法避免组织上的技术分化，这就使人们所称的专家领导成为必要。长此以往，原本大众具有的作出决定的权力逐步被认为是只有领导者才具有的。过去只是大众意志执行者的领导者，脱离了大众的束缚，成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独立个体。
任何组织（包括政党、工会等）都存在寡头化的倾向，且有着深厚的贵族特质。组织机构在赋予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却使得被组织起来的大众发生深刻改变。组织性让政党或者工会分化成少数的领导者和大多数的被领导者，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关系也完全翻转。
人们习惯性认为，专制统治只存在于人类早期文明之中，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与自由原本只属于少数人，到了新时期，上述权利逐步扩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它们，人们称之为民主时代。但是，通过对当前政党活动的观察，我们发现随着政党的不断发展，民主再次出现了衰落的迹象。随着组织的扩大，民主反而在逐渐削弱，民主的发展轨迹就跟抛物线一样，至少在政党生活领域处于衰落阶段。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一般性规律：领导者的权力大小与组织的规模成正比。除了种族、个人等原因之外，世界上不同国家内部的政党或者工会中，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组织的发展程度。
任何具有固定结构的组织，无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无产阶级组织，都是产生功能性分化的最佳土壤。组织机构的规模越大、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组织成员规模越大，组织财源更为充足，组织的宣传机构更强，普通成员对组织的控制力越弱，而代表委员会的绝对权力不断增大。21从此，间接选举变得无处不在，且成为政党活动中最重要的选举方式，而这恰恰是政党所竭力反对的。事实上，在政党活动中，选择这种选举方式的影响比在更广泛的国家选举活动中的影响更为不利，即使按7:1的比例选举出的政党代表大会，也将越来越多的重大问题交由最高委员会私下商讨决定。
随着组织的发展，它所面临的行政管理事务不断增加，而且伴随着职责范围的扩大与专业化，其组织的清晰度随之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事务的增加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而且对处理事务的专业能力要求也不断增加。按照原有组织的设定，组织领导者的所有行动都处于普通成员的监督之下，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监督逐渐趋于表面化。组织中的普通成员不得不放弃自己行使管理职能或者监督整个管理过程，转而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可以信赖的领薪官员。大众民主所控制的范围不断缩减，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意识到，过去由全体成员公投所决定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地将这种权力移交给领导委员会。至此，一个内部分工明确、不断分化且结构复杂的组织大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随之产生的是一个责任明确、严格划分的等级制官僚体系。遵守政党的等级规则成为政党的第一纪律，政党内部的等级体系是技术分化的结果，是其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基本前提。22
就此而言，可以说政党组织的寡头化和官僚化是由于其实际的技术型需求而导致的，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的结果。就连社会民主政党中的激进派也不反对这种寡头化的发展，他们认为，民主只是形式，不应该关注其内容。23
人类在任何时代、任何发展阶段以及其各方面的活动都离不开领导这一群体。24但是，在德国最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圈子中，我们能够听到这样的观点：“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领袖，最多也就只有公务员而已。”这一论断并不能推翻组织寡头化这一社会学规律，相反，它会产生一种更坏的结果：它蒙蔽了大众的双眼，否定了对民主运动危险因素的认识，最终使领导者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出于行政管理和技术上的需要，稳定的组织需要有稳定的领导模式，一个结构松散、分工不明确的组织无法产生专业化的领导者。对任何固定组织形态排斥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专职的领导者。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工会干部们（Vertrauensmann，也表示代理人、代表人）自身都有本职工作，而现在他们都是专职政治家（或者职业政客等）。随着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政党内部组织程度越来越具有牢固性和专业性，越来越多的兼职领导者被专职领导者所代替。每一个大型政党机关都需要一群专职人员，这些人由大众选举委派，代替大众行使权力并执行公共事务。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职业领导人的出现意味着民主开始走向末路，这是因为“代表制”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不论是在议会还是在政党大会上）。让·雅克·卢梭是在这一方面对民主提出批评的先驱，他将民主政府定义为“行使公众意志”，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主权永远不能转让，主权是集体的意志，主权者只能由他自己代表自己，一旦将主权转让给代表，他将不再自由。”25因此如果大众出让他们的主权，也就是说，大众将其主权转让给少数人，那么大众就相当于主动放弃了自己作为主权者的身份。所以大众的意志不可被转让，即便个人的意志也不可被转让。尽管在恐怖肆虐的动荡年代，卢梭的这一理论被日内瓦哲学家们的追随者所歪曲，但并不妨碍其在理论上被普遍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罗伯斯庇尔也称自己为卢梭的信徒，但他在“人民的代表”和“被人民授予权力的代理人”之间作出了微妙的区分，按照卢梭的理论，前者是没有理由存在的，因为“意志不能被代表”。
同样，细心的观察家对早期代议制运行所作的研究有助于证明民主制度之局限性的理论。19世纪中叶，民主限度理论通过借鉴实证心理学获得了更多的论据支持，从而得到实质性发展，逐渐完善了其理论框架。卡洛·皮萨卡内（Carlo Pisacane）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意大利早期民族与社会革命理论家，他在著作《革命随笔》（Saggio sulla Rivoluzione）中提出：由于人性的存在，那些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人一定会受到其个人情绪、心理和生理缺陷的影响，这就使得政府的决策和倾向与大众的选择之间产生了天然的矛盾，因为大众意见是每个人倾向和决定的总和，能够避免上述个人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政府代表着公共舆论以及国家意志”这样的观点，就可以简单地判定：这种代表是荒谬的。26与皮萨卡内处于同一时代的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循着卢梭的理论提出：“如果大众将自己手中的主权权威授出，这将意味着大众放弃了这一权威，大众将不再是管理者，而成为一个被管理者……所以，大众，让出你们的主权吧！我将保证你能得到与萨图尔努斯（Saturnus）[2]相反的命运：你的主权将被你的女儿—— ‘代表人’所吞噬。”27法国普选制之父、著名的民主主义者赖德律·洛兰（Ledru Rollin）在当时也呼吁抑制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并支持人民大会（Volksversammlung）成为立法机关。他认为，人民大会的建立能够让那些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节假日、娱乐和闲逛的大众有了理由去充分利用时间，以提高自身的独立性、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福利等。28维克多·孔西德朗从根本上反对所谓代议制能够保证人民主权的理论。即使有人试图承认，代议制从理论上等同于大众统治，但在实际中，它成为统治阶级不断欺骗大众、攫取权力的工具。在这一视角下，讨论由代议制发展出来的君主制和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变得毫无意义，两者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拥有主权的大众通过选举产生了官僚代替了之前的君主，但他们依然无法自由、独立地行使国家事务中的权力，他们的基本权利被不断剥夺，最后只剩下可以定期选择新的主人这一“可笑的特权”。29蒲鲁东对代议制也具有相同的观察，他认为人民代表一旦获得权力，他们就开始着手不断加强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保护措施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最终彻底挣脱人民对他们的控制。这显示出了权力的发展历程，即从民众中产生，最终凌驾于民众之上。30蒲鲁东的理论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深受法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家青睐。如今，该理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政治批评的核心观点，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31尽管马克思自己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理论上议会制是民众可以掌握的一种武器，且实际上这也是唯一能够使用的武器，但他们还是偶尔会意识到任何代议制机构都存在着危险，即使是那些通过普选产生的机构。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危险会延伸到政党体系中去。
最近，一群保守的意大利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在谈到“虚假的议会传奇”（falsità della leggenda parlamentare）时提出，代议制的概念是选民（多数人）自由且自愿将主权转交给当选人（少数），这种理论完全基于一个愚蠢的前提，即这些当选的少数人总能与多数人的意志紧密地捆绑在一起。32实际上，随着选举的结束，作为多数人的选民就失去了对代表们的控制力。代表们认为自己成为合法的领导者，是大众的领袖。如果仍然有选民对大众代表具有影响力，那只能说这种人数量极少，他们是选民中或者政党分支机构的高级别人士。换句话说，尽管从社会地位上他们仍属于被统治阶级，但事实上他们自身已属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寡头集团的一部分。33
在政治生活日益复杂的今天，以上对代议制的批评依然适用。现代社会利益群体不断分化，试图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代表”大众，显得越来越荒谬。因此，真正能代表的只是伪装成大众意志的个人意志而已。尽管在个别情况下，短期代表制可能实现通过短暂授权代表大众处理简单问题，不过无论如何，长期代表制总意味着代表对被代表者的统治。
三、作为战斗堡垒的现代民主政党
路易十四在他漫长的君主生涯的前半期，精力旺盛，是一个少有的懂得管理的国王。他在1666年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为所有政府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制定的基本规范：“决策必须果断，纪律必须严明，决策一旦制定，就必须绝对服从。”34这些要求（决策果断、政令统一、纪律严明）只需要稍作修改，就可以完全适用于指导政党如何在战场一般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进行活动。
从政治意义上讲，现代政党是一个战斗性组织，因此它必须适应相应的战术规则，这门学问的核心是政治敏锐度。著名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3]意识到，组织中存在的独裁统治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在现实中也是必不可少的，组织中的成员应紧随领导者，整个组织必须如同领导者手中的锤子一样。这是出于政治上的必要，尤其在工人运动的初期，这也是能够在资产阶级政党中赢得尊重和声望的唯一方法。组织的集中化可以保证决策的快速。过去可以，现在也可以。
大型组织本身就是一架极为烦琐的机器。如果组织的一件日常事项需要大众迅速作出决定，但由于大众分布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不可能征求他们每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大众对问题的认识往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不仅浪费时间，还无法作出相关决定。因此，民主不可能以大众决策的形式出现，因为这样只会导致决策延迟，错失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政党组织也会丧失自己与其他组织的合作能力以及必要的政治灵活性。仅是面对一场小型冲突，一个作为战斗堡垒的现代政党也需要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否则它们就与非洲部落的土著武装无异，后者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欧洲殖民军队面前一败涂地。
在政党的日常活动中，只有带有一定程度上的专制主义（Cäsarismus）才能保证命令快速传递且准确执行。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科尔（Van Kol）曾公开讲道，斗争过后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在斗争中，社会主义领导人需要具有一定的权威，以及足够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意志。专制有时候是必要的，自由必须服从采取迅速行动的需要。这就让大众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逐渐演变为民主最高的道德之一。“我们保证忠诚并服从于那些被选举产生的领导我们的人，而且我们会对他们说，请为我们指点迷津，我们将跟随您前行。”35上述观点揭露了现代政党政治的本质，即在一个组织中，特别是那些作为政治战斗堡垒的政党中，民主不是常态，因为它与组织的灵活应变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政党对全民公投和其他民主保障措施持反对态度，尽管其组织结构不是高度专制，但它毕竟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寡头结构。休伯特·拉加德尔（Hubert Lagardelle）在著作中总结道：“他们为无产阶级复制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他们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府一样残暴，工人阶级的官僚体制与资产阶级的一样僵化，一个权力中心向工人们发号施令，完全抹去了普通成员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激起了工人对资产阶级权威的怀恋情绪。”36
战斗堡垒化的民主政党与军事组织极为相像，这可以从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用的专业术语中看出。他们（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所用的术语大多借鉴于军事学。简而言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媒体宣传用语几乎都是军事战术战略术语、军队日常用语甚至内部用语。值得一提的是，在斗争过程中，政党经常会使用“费边战略”[4]，其中原因我将在第六章第一节进行详细讨论。一些德国社会主义的重要领导人对军事问题的强烈兴趣也证明了政党活动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例如，恩格斯在英国经商期间，曾在警队服役一年，他利用空暇时间研究社会主义和军事学理论。37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位普鲁士下士之子提出了诸多军事领域的改革建议，这些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反军国主义立场存在较大偏差。38倍倍尔特别是恩格斯，甚至完全可以被视为军事理论家。社会主义领导人存在的这种倾向并不是一种偶然，这源于社会主义政党与军事组织在理念上存在某种亲和力。
第二节 领导人赖以产生的大众心理根源
一、领导人对代表职位的习惯性占有
领导人逐渐发展出一种对于代表职位的道德性权利，除非法律规定或者特殊情况出现，否则代表人不会放弃已获得的职位。长此以往，出于特定目标设置的选举活动成为终生在位的途径，惯例变成权利，定期委派产生的领导人声称这种代表权是其私有财产。如果领导人没有继续当选，他就会立即进行威胁和报复，其中以提出辞职进行威胁是最常用的手段，进而在党内同志之间制造混乱，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产生的各种混乱状态——我们将在稍后看到——最终都会促使领导人重新获得权力。
如果领导人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沮丧失落的情绪或者不情愿的态度（如拒绝成为一个落后基层地区的候选人），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提出辞职是其确保和巩固自身统治权的常用手段。即使是大型政治联盟的领导人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段以自保或规避风险，尤其是领导人在特定时刻或者在大众眼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时。看似强硬的领导人通过这种示弱的手段给自己抹上民主的色彩，不仅削弱了对手的力量，而且还让这些力量掉过头去反击对手。普鲁-德国国家历史上有许多用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确保领导地位的例子。如在鲁道夫·康普豪森（Ludolf Camphausen）担任普鲁士首相期间，德国处于绝对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的过渡时期，每当自由主义开始在政治上抬头、威胁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所青睐的浪漫保守主义时，威廉四世就以放弃王位作为要挟，以此遏制自由派的发展。国王的威胁让自由派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接受国王的退位，就意味着思想极端反动的威廉王子会登上王位，他的统治会让底层民众揭竿而起；如果不接受退位，自由派就无法进一步发展，最后他们只有放弃自身的主张，让被认为不可或缺的国王继续执政。通过这种方式，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总能成功贯彻自己的意志，并让政敌的意图落空。3935年后，俾斯麦同样取得了政治上无法被取代的地位，以此维持自己在亲手创立的德意志帝国中的专制统治。一旦国王威廉一世有任何独立行动的迹象，俾斯麦就以辞职相威胁。他的辞职必然会导致国家内政外交混乱，国王不得不继续顺从。40时任巴西总统赫耳墨斯·达·丰塞卡元帅（Hermes da Fonseca）能够坐上总统之位也主要归功于他在作为政府部长期间以辞职相威胁的策略。41
政党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当卡尔·尤利乌斯·瓦尔泰希（Vahlteich）建议对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的章程进行修改，促使其下放权力时，时任联合会主席拉萨尔极力反对。拉萨尔凭借自己在组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行威胁：“要么反对这种提案，要么我辞职”42，拉萨尔轻松地将意见不合者瓦尔泰希驱逐出组织。被称为“荷兰拉萨尔”的特勒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也使用过类似的手段，他声称如果有人继续毫不顾忌地批评他的行动，激起他的怒火，他将考虑辞职回归田园生活，因为坚持理想主义的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现实的政治斗争。特勒尔斯特拉的辞职威胁迫使他的政治对手选择屈服。43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历史上，此类事情也时有发生。在很多重要问题上（如对大罢工的认识），社会党的国会议员的意见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出现差异，或者议员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与基层党组织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就以辞职威胁，迫使党的其他同志作出让步，又或者他们真的辞职，然后由全体选民进行投票再次当选。再次当选可以看成是一种对辞职的补偿（Indemnität）。44民主的外衣掩盖了政党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威权主义精神。如果某位领导人要求举行信任投票，表面上他是为了获取被领导者们的信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实际上是以自身客观或者主观的不可或缺性为赌注，迫使那些被领导者顺从。45领导人基本不会承认他们的辞职威胁是为了控制大众，46恰恰相反，他们宣称自己的行为出于民主精神，并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明智、机敏以及对大众的尊重。实际上，这只是领导人用其影响代替大众意志的寡头统治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必要联系，杜绝两者之间出现意见不合，并将领导人的意志强加于大众之上。
二、大众对领导人的需求
小仲马是位极其出色但被低估的法国剧作家，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中，每一次进步在最开始时都伴随着99%的人的反对。“我们发现，自世界之初以来，正是那第100个人为前99个人完成所有变革时，99%的反对显得无足轻重。尽管这99个人十分愿意接受已经开始的变革所带来的好处，但是他们仍会不遗余力地反对那些还未来得及实施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小仲马进一步指出，平庸的多数只能代表现在，积极创新的少数则往往代表着未来。47
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享有公民权利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没有意识到那个被称为国家的政治实体能够对个人事务、福祉和生活产生影响。对此，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大众来说，“是否让公路经过自家土地”这样的话题要比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事务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48大多数人都会与马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一样对国家喊出“不要妨碍我晒太阳”。这句话是斯蒂纳的一种讽刺，他从康德的观念出发，认为人们必须将参与国家事务作为一项“神圣的责任”。“那些感兴趣的人参与国家事务就够了，这种‘神圣责任’从不会让人去进一步对国家进行思考，就如同这种‘神圣责任’无法感召年轻人努力成为科学家、艺术家等一样。只有在情势变得十分糟糕的时候，人们才会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参与政治活动。”49
在现代民主政党中，我们也能够发现类似情形。如在政党的决策中，只有少数人甚至几个人能参与决策，在自诩最能体现民主的政党中，其最重要的决策也是由一小撮人作出的。50当然，民众放弃行使民主权利是一种自愿行为，有组织的民众不参加决策活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其中，地理和地形条件的约束是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政党的决策是由城市组织及其成员来制定的，而在农村地区，参与党组织生活的成员一般只限于义务方面，如缴纳党费、为处于城市的同志提名的候选人投票等。城市和农村组织职能的差异除了本地条件的限制外，还存在策略上的考量：相较于分散的农村组织，城市组织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更为快速的决策及其执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关于《组织的战术重要性》那一节中会有所涉及。
大城市存在一种自发选择的过程：定期参会和积极参与组织表决的成员会自发组成一个紧密的小圈子，逐渐区别于普通成员。就像教会内一小部分极度虔诚的信徒一样，政党组织的小圈子也是由那些责任感强且将参与组织生活当作生活习惯的成员建立的。无论在哪个国家，这个圈子都是小群体。组织中的大多数成员对组织，就像大多数选民对议会一样，无动于衷。51即使在有着最长的政治社会化历史的法国，民众也很愿意把行政以及策略选择等事务交给领导者们组成的小范围决策层解决。领导之间所进行的激烈斗争，表面看来是围绕各种策略的选择展开的，实际上是在争夺党的控制权，只不过是在诸如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和工团主义（Syndikalismus）的旗号下进行罢了，而组织内部的大部分普通成员既不理解斗争的核心内容，也对这种斗争漠不关心。我们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无论是在政党组织举办的以轰动性、情绪性的现实政治为主题（如关税税制、对政治家的声讨、俄国革命）的集会，还是以通识性教育为主题的集会（北极研究、个人卫生、唯灵论等），虽然同样只允许党员参与，但人们对这种集会的热情程度要远高于那些讨论政党政策或者解决其他内部问题的会议，尽管后者涉及组织的命脉。52一场政党组织的大会想要吸引大众的眼球、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就必须打出广告，如本次大会有某位著名演说家进行演讲，或者有特别醒目的标语，如“反对高利贷！”“打倒个人独裁统治！”等，又或者有配以摄影作品、幻灯片、甚至影片的颇受欢迎的科学讲座等。53
此外，定期参加组织集会的人并不都是无产者，这在小城镇中更为明显。无产者将精力消耗在了工作之中，每天他们筋疲力尽，渴望有时间好好休息，因此组织内本该属于无产者的职位被各式各样的中间人、小资产阶级、报纸和明信片销售者、店员、青年知识分子等占据，这些人都坚称自己为无产阶级，并为自己作为未来社会主流阶级（Klasse der Zukunft）的一员感到庆幸。54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国家事务活动中。国家事务包含两个重要领域，一是税收，二是选举。税收制度建立在国家强制基础上，选举制度则存有自愿性。人们只有选举权利，没有选举义务。只要选举义务没有取代选举权利，少数人就总有可能获得多数人自愿放弃的权利，进而利用这种权利强迫政治冷漠的大多数人接受他们制定的法律。大多数民主政治团体中，政党事务的参与者呈现出阶梯式结构。阶梯式结构的最底端是各个地方的选民群体；选民群体之上是政党各个地方的党员，他们只是选民数量的1/10甚至1/30；地方党员之上是能够定期参加党内大会的资深党员，他们的数量更少；资深党员之上是政党干部；干部之上是最高决策层成员，他们只有6人且身兼数职。这一民主政党组织结构说明，掌握组织决定权和指挥权的大小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数成反比。民主体制可以由以下结构图表示：
当人们发现有人愿意专门替自己管理一些事务时，大都会欣然接受。对大众包括工人党中被组织起来的劳工们来说，领导人非常需要，他们视领导人为英雄，对其盲目崇拜。由于当今社会生活的广泛分工以及国家政治事务的日趋复杂化，“恐新症”（Misoneismus[5]）——历来重大改革因此遭遇失败——在社会上逐渐增加，而非减少。特别在一些大众政党中，政党内部成员在文化和教育上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大众对领导人的需求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在任何国家的民主政党之中，上述趋势都极为明显，但由于历史和民族心理因素的作用，在程度上存在些许差别。包括德国工人阶级在内的德国人，对领导人的需求尤为突出，这种群体性心理是强大的领导人物产生的温床。德国人身上具备促成这种局面的所有先决条件：顺从的心理倾向、极强的纪律性，总之，这些因素都是尚未被完全遗弃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遗产；而且德国人迷信权威，并对权威缺乏批判能力。5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较为坚持个人主义的莱茵兰人是一个例外。57卡尔·马克思是公认的具有杰出领导才能与理论素养的政党领袖。他深知德国人的这种民族特性会对民主精神造成危害，不断警告德国工人避免将社会主义政党的观念教条化。在给施韦泽（J. B. 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这里（在德国），工人从小就被官僚主义所影响，他们信奉权威、尊崇上级，因此他们有必要学会独立行走。”58
在和平时期，大众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在特定情况下会阻碍政党影响力的扩大。大众经常在领导人准备采取行动时离弃他，甚至在示威抗议进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1904年，在萨尔斯堡举行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埃伦博根博士（Dr. Ellenbogen）抱怨道：“我不得不向你们说明，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就某一事件准备采取行动时，我总是提心吊胆。即使那些涉及工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也根本无法激起他们的兴趣。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如在军事草案的问题上，我们甚至无法组织起像样规模的集会。”591895年，萨克森提出限制选举权，这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试图发起一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他们通过媒体对此事展开激烈的批评，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并在几天之内组织了大约150次的抗议集会。但一切都是徒劳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尝试由于大众的冷漠而失败。大众运动没有出现，尤其在一些小城镇举行的集会几乎没有参加者。60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与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对于大众的冷漠深感震惊，这种冷漠让他们的宣传与动员活动完全停滞。61领导人的疏忽大意也是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由于领导人没有向大众充分揭示选举权的限制会让他们遭受怎样的后果，所以大众并不清楚这种损失有多严重。大众自身也有责任，他们习惯于接受从上至下的领导，他们需要领导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才能采取行动。当领导人试图采取突然行动时，大众并不能跟上领导人的步伐。
大众固有的软弱性明显地体现在一些事实之中：一旦在斗争中失去领导人，大众就会四散溃逃，他们似乎天生就缺乏像蚁群那样受干扰后重新组织起来的能力，除非有新的领导人出现，否则大众始终是一盘散沙。一些人简单地认为，许多罢工活动和政治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政府总能及时地束缚住政党领导者的行动。62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大众政治运动总的来说是由单个鼓动者或者煽动者的人为力量引发的。因此，只要控制发起者就足以镇压这些运动了。这种认识在狭隘的保守派中十分流行。然而，它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大众群体的内在特性，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大众运动都是自发的，绝不是人为的。毫无疑问，社会运动的领导人在运动中并不能肆意妄为，而需要根据客观斗争关系采取行动。同样，大众运动失去领导人时，就会陷入崩溃境地，这也是大众运动的客观规律。
大众需要被领导，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并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的引导，他们毫无任何行动能力，而这对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现代民主政党的领导人并非无所事事，他们的职位也不是只拿俸禄的闲职，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来获得领导力，勤奋成为他们的生活标签。尤其在宣传领域，社会民主政党进行长期连续的工作，不会因为运动失败而减缓或者停滞，这一点其他政党无法模仿，即使是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也不得不为之叹服。63民主政党中的领导人所承担的工作越来越艰巨，尽管政党内部存在明确分工，但工作量依然巨大，这使得他们身心疲惫且健康状况堪忧。64领导人需要顾及方方面面，虽然他们出于身体原因试图对某一方面的工作减少投入，但是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身上的责任让其无法休息。大众对出色的演说家和伟大人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当不存在这两者时，大众也会主动寻求一位“代表”。在许多活动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大众的这种渴望，比如在周年庆典或者民主庆祝活动之后、在选举集会与组织纪念日集会之后，大众所有的要求都可以用一句话代替：为我们指派一位代表吧！65
领导人需要承担各种文字工作，如果政党涉及相关法律诉讼案件，他们还要承担律师工作。此外，处于最上层的领导人还经常被授予许多名誉职务，66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在所有民主政党中十分常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经常存在一个现象，一个领导人同时兼任市议会、州议会（Einzellandtag）、帝国议会（Reichstag）的议员或在同时兼任两家报社主编之外，还担任某一工会或者“同志会”的书记。在比利时、荷兰与意大利也存在类似现象。67领导人拥有的这些职务让其不但享有巨大声望与荣誉，还获得了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力——他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但同时，领导人也不得不为工作付出巨大努力，承担组织重任，这对于那些身体较弱的领导人来说，往往是其早逝的重要原因。68
三、大众的感恩
除了大众对政治冷漠这一原因外，领导力现象的出现还源自另一个伦理层面上的因素，即大众感激那些代表大众发声、以大众保护者和维护者自居并为此经常受到指责的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大众依然保持整日工作的平静生活，不受任何影响，而领导人出于对社会共同理念的崇尚而工作，为此不惜遭受迫害、流放与监禁。69
这些已经获得类似殉道者神圣光环的人向大众索取感谢，以此作为他们完成功绩的礼物。70在历史书中也能间接找到替领导者提出这种索取大众感恩的要求。71与此相对，从大众身上往往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感恩之情。72但历史上偶尔也会出现有别于上述规律的意外情况：大众对于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毫无感恩之情。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绪的改变是由于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所引发的，大众受到斗争的波及，最终不得不选边站队，对一方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另一方的“忘恩负义”。从这种特例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大众对其领导人充满诚挚的感谢，领导人也将这种感谢视为大众对自己的使命的神圣性的肯定。73然而，这种神圣的义务在实践中经常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大众为了回报对某位领导人的感激之情，总是选择该领导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并不断延长其任期直到终生，换句话说，大众主动将领导人长久地置于他们之上。大众普遍存在这样一个观念；如果不能让“劳苦功高”的领导人长期在位，这是一种“忘恩负义”。74
四、大众的崇拜需求
民主党、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等通常对其领导人保持高度认同，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党派，就如同属于他们个人物品一样。在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德国，就有拉萨尔主义者（Lassalleaner）与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en）；在法国，社会主义政党阵营直到今天还分为布鲁斯派（Broussists）、阿列曼派（Allemanisten）、布朗基派（Blanquisten）、盖得派（Guesdisten）、饶勒斯派（Jauresisten）。75如今，以个人名字命名组织的做法在一些国家越来越少，在有些国家如德国则已经完全被抛弃，主要原因有三个：其一，政党为了增加成员的数量、特别是为了提高在选举中的话语权，从而在党外展现出亲近群众的特征[6]；其二，现有的寡头集团取代了过去党内的个人独裁统治，寡头集团内部领导人之间相互嫉妒时，这种取代效果就越明显[7]；其三，缺乏具有杰出才干并极具人格魅力的强有力的领导人。76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J.G. Franzer）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众的迷信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一个国家的秩序与权威，他认为这是一种为了实现良好目的的卑劣手段。在这种迷信观念中，弗雷泽强调了大众的一个普遍认识，即他们认为领导人是比他们更高级的人类。77实际上，纵观过去50年的社会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相似的事实：领导人之所以有处于大众之上的优势地位，不仅在于前文所述的几个因素，还在于大众对领导人广泛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常常远超过领导人按照实际所受的教育与才能应获得的尊重。
多数情况下，大众对领导人的崇拜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它需要以一种可感知的行为表现出来，如大众在称呼领导人姓名时所带有的尊敬的语气、对领导人指示的顺从，以及对任何领导人的质疑者表现出的愤怒。然而，在特定时刻领导人展现出的某种杰出的人格会促使这种潜在的崇拜强烈地爆发出来。1864年6月，热情的莱茵兰人像迎接上帝般欢迎拉萨尔（Lassalle）：街道上彩旗飘飘，礼仪小姐争相向他敬献鲜花，整列车队跟随在拉萨尔的座驾后面。对于拉萨尔这个“凯旋者”所说的话，不论是他对批评者们的挑战宣言，还是沾沾自喜的自吹自擂，人们始终都在用同一种热情洋溢、毫无保留的欢呼声进行回应。[8]因为这的确是一次胜利游行，包含了一切胜利游行所需要的设置——凯旋门、赞美诗及外国代表团隆重的欢迎仪式。78这时的拉萨尔显得雄心勃勃。后来就连俾斯麦也表示，在拉萨尔看来，德意志帝国是否应该属于霍亨索伦家族有待商榷，或许拉萨尔家族也能继承德意志帝国。79不用怀疑，这样的氛围已经让拉萨尔自命不凡。不久，他便告诉未婚妻，终有一天他将当选为德国人民的总统，坐着六匹白马拉的宝车进入帝国首都。80
1892年，西西里成立了第一个被称为“法西”（Fasci）的农业工人协会。在这个组织中，成员们对其领导人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他们天真地将社会问题与宗教习俗混为一谈，在游行中经常同时高举耶稣受难像、红旗及写着马克思语录的宣传牌。全体成员用音乐、火把甚至华美的灯笼迎接为他们演讲的领导人，81还有许多人匍匐在地上，就如同早先迎接主教一般。82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记者问一个在“法西”工作的老农工：尽管朱塞佩·德·菲利斯·朱弗里达（Giuseppe De Felice Giuffrida）、加里波第·博斯克（Garibaldi Bosci）以及其他年轻学生和律师都在“法西”工作，但他们无一不出身于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者是否担心他们是为了能当选为地方议员或者国会议员才这么做的？那位老农工简明扼要地回答道：“德·菲利斯和博斯克是两位从天而降的天使！”83
不可否认，并非所有工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西西里人民对英雄表现出的极度崇拜确是事实。即便在今天的意大利南部与中部部分地区，领导人还享受着大众宗教仪式般的膜拜。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en），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被尊为对抗“卡莫拉”（Camorra）[9]的守护者。在充斥着异教色彩的罗马，菲利由于不满议会主席强加给他的纪律处分，进而愤怒地用拳头打碎了议会大厅的窗户。人们在啤酒馆的大厅中称赞他为“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人”。84大众对领导人的偶像崇拜行为并非只限于“落后”地区，而且不能单纯将其视为原始心理的遗传，因为这种行为也经常出现在一些发达地区，例如在法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北方省，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茹尔·盖得（Jules Guesde）被人们所尊崇。同样在英国工人区，工人对领导人的膜拜也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拉萨尔时代。85
领导人所赢得的人们的崇拜在他们死后被延续，其中最伟大的一些人会被直接神化。对拉萨尔的神化是现代工人运动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拉萨尔去世后，其领导的全德国工人联合会（Allgemei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D.A.-V.）分裂为哈茨菲尔伯爵夫人派和施韦泽领导的“男性阵线”（männliche Linie），两派都对拉萨尔进行神化，宣称自己是拉萨尔政治纲领的继承者。当前，一些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本人的捍卫，也显现出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特质，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观察。人们经常使用圣保罗、圣彼得等伟大的宗教创始人的名字为新生儿取名，现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也开始以拉萨尔、马克思等这些社会主义伟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拉萨洛（Lassallo）或者马克西娜（Marxina）等，这种将过世伟人的名字用于后代的行为体现了人们的一种信仰。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经常激发人们的自豪感，让他们无视亲属的叨唠，不惜与执拗的登记官争吵，甚至冒着被解雇所带来的严重经济风险都在所不辞。尽管有时候这种行为在工人阶层内部成为一种自我炫耀的方式，但是它仍然内在地体现出了某种理想主义86，这也表明了大众对领导人的崇拜远远超过了领导人对政党所作的贡献。有时这种对领导人的崇拜还被用于商业，如在美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南部地区，一些报纸的广告栏中就出现“卡尔·马克思利口酒”和“卡尔·马克思纽扣”等广告，一些商人还在工人集会期间公开兜售这些商品。87这种商业投机行为经常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也让人们对无产阶级的精神状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大众有着强烈的个人崇拜渴望，他们朴素的唯心主义需要世俗神灵来填补。他们对这个世俗神灵的崇拜越盲目，就越能应付艰苦的生活。萧伯纳（Bernard Shaw）对民主自相矛盾的认识切中了要害，他通过将民主制与贵族制进行比较，进而认为民主制是偶像崇拜者的聚合，贵族制是偶像的聚合。88对个人崇拜的渴望在大众所有的世界观中最为持久。在过去几十年中，萨克森的工厂工人已经从虔诚的新教教徒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者。信仰转变意味着可能要对所有过去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认识，但他们只是将客厅挂着的马丁·路德像换成了倍倍尔（Bebel）的画像而已。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Emilia），农业工人经历了相同的转变，将圣母玛利亚像换成了普兰波利尼（Prampolini）的画像，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圣雅纳略（San Gennaro）的圣血奇迹也被恩里科·菲利的“克莫拉之灾”传说所代替。在历史的废墟下，古老的崇拜需求仍然存在，古希腊雕塑家在雕刻完宙斯神像后会跪倒在自己的作品面前，这与大众在领导人面前的态度极为相似。但是，大众的崇拜很容易让被崇拜者变得狂妄自大。89领导人这种过度的、有时带有些许滑稽色彩的狂妄自大来源于两方面：其一，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断成功；其二，他们感受到了大众持续不断的崇拜热情。领导人的极端自负会对大众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力，激发大众对他的赞美与钦佩，并成为领导人权力巩固的基础。
五、领导人的其他特质
在工人运动最开始的阶段，领导人地位的巩固与否主要（尽管不完全）在于他们的演讲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抵御那些优美的、充满激情的演说的诱惑。领导人通过演讲能够对大众进行暗示，通过这种暗示从而驯服大众。90这就是基于大众效应的民主制本质，即语言（包括书面和口头）在其中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在民主制度中，演讲家和记者更适合成为领导人，如法国的甘必大（Léon Gambetta）、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英国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意大利的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和路易吉·卢扎提（Luigi Luzzatti）等。所以，只有口才出众者才能在民主制国家中胜任领导职务。91这一点同样完全适用于大型民主政党组织。欧内斯特·查尔斯（Ernest Charles）对法国议会议员的职业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所有来自刚成立不久、较为活跃且带有进步色彩的民主政党议员几乎都是口才出众的新闻记者。92整个现代工人运动史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现象，93让·饶勒斯（Jean Jaurès）、94盖得（Guesde）、休伯特·拉加德（Hubert Lagardelle）、赫尔维（Hervé）、倍倍尔（Bebel）、菲利（Ferri）、菲利浦·屠拉梯（Filippo Turati）、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特罗尔斯特拉（Pieter Jelles Troelstra）、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他们无一不是出众的演讲家。
演讲家能够不断从大众中获得声望。相较于内容来说，大众更欣赏的是演讲者的口才，包括悦耳的声音、良好的抗压能力、敏捷的反应能力、幽默等。一些听众为了将演讲者的思想向外传播，如同被狼蛛蜇咬了一般，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一位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学者因此抱怨，这些积极奔走者容易被认定为是勤奋且在真正战斗的“积极”同志，与此相对，那些坐在办公桌前创造出真正价值、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的党内同志则被轻视，甚至被认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95
事实上，雄辩的演讲伴随的常常是与演讲者口头承诺相去甚远的行动，这往往是大众希望破灭的开端。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大众仍陶醉于演讲家的感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演讲家看作是被放大了形象的自己。96所以归根结底，大众对演讲者的热情与崇拜，实际上是他们自我欣赏的表现。演讲者就是通过这种心态让大家去支持他，从而以大众的名义、以每一个人的名义去发言和行动。可以说，大众对伟大演说家的忠心源于他们对后者无意识的“寄托”。
人们的个体特质具有多样性，一些人凭借某种特质能够驯服大众，这种特质被视为是领导能力或者领导品质。尽管一个领导人并不一定具有作为领袖需要具备的所有能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要有能够迫使意志力较弱者服从的能力；其次，领导人还应该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博的知识、坚定的信念、能够激发大众热情且能获得大众尊重的思想深度；再次，领导人还应该具备强大的自信心，即使有时这会表现出自负，他也要知道与大众分享这种自信。97个别情况下，领导人也要拥有善良和无私的品质，这两种品质能让大众回忆起耶稣基督的形象，重新点燃他们尚未消逝但不断淡化的宗教情感。
大众对于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尤其感兴趣。塔尔德曾提出：“当一个人的思想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时，这种影响往往是与许多人的思想共同发挥作用的，但是后者的思想被无意识地反映到了前者之中。”98因此，知名人士很容易就能获取政治影响力，大众也会觉得将事务交给有名望的人来管理则是自身的荣幸。大众很容易屈服于名望，它如同戴在人头上的桂冠，大众会把拥有它的人视为超越常人的“半神”。大众也很乐意接受“半神”的领导，至于这些人是如何获取名望的则根本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不是大众感兴趣的。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正是由于拥有著名诗人、哲学家和律师等大众敬仰的身份，才能唤醒在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过程中始终麻木不仁的工人大众，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拉萨尔深谙此道，他不遗余力地让自己保持好的名望，提高自身的影响力。99恩里科·菲利凭借著名青年教授、现代刑法学创立者的头衔，在1893年意大利艾米利亚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成功当选为党主席，并连续任职15年。同样，著名人类学家塞萨尔·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和著名作家埃德蒙多·德·阿米西斯（Edmondo De Amicis）在他们向社会党发出贺电和支持声明那一刻就被社会党奉若上宾。虽然他们并不是社会党的正式党员，但这并不妨碍随后隆布罗索成为无产阶级的高级顾问、阿米西斯成为无产阶级的官方荷马（der offizielle Homer）。让·饶勒斯和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在加入劳工组织之前以小说家闻名于世，他们直接跳过考察期成为劳工组织的正式成员，并担任领导职位。在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依然吸引了大批无产阶级追随者。在荷兰，著名抒情诗《梅》（Mei）的作者赫尔曼·戈特（Herman Gorter）与女诗人亨利埃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 Holst）也有同样的境遇。当下的德国还没有哪一位声名显赫的社会知名人士敢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在著名剧作《织工》（Weber）大获成功之时、维尔纳·佐姆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的轰动一时的处女作出版之时就加入德国社民党，那他们一定会跻身拥有300万名党员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大众眼中，那些在社会上拥有名望的人是最有资格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对于那些在党内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成为领导者的人，大众本能地更相信那些原本就名声在外而后加入政党的“外来者”，他们认为后者的声誉似乎要比他们目睹过的前者的成就更加具有含金量。
当然，这种现象存在一定负面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上述两种路径的领导人之间很快会出现摩擦和矛盾，以至于演变成两派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激烈斗争。这种权力斗争主要由两个方面造成：一是互相之间的妒忌和怨恨；二是自身的傲慢与狂妄。此外，其他一些现实性和策略性的原因也促成了这种权力斗争。政党内部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拥有自己的优势，一般来说他们更能把握大众心理，也更了解大众运动的历史，对党的纲领与指导原则也更具有清晰的认识。
政党内两个不同领导集团之间的斗争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新的领导人会切断大众与原有领导人之间的联系，通过不断宣传自己过去在其他领域获得的成就，让大众把自己当作新的偶像崇拜，最终让他们支持自己。与此同时，原有领导人不再保持沉默，开始组织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他们在政党内部具有人数上的天然优势。新的领导人经常用半轻蔑半同情的眼光看先前的领导人，但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他们并不能忍受党内纪律，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会逐渐让他们丧失声誉，削弱其在大众心中的地位，而且他们也并不习惯与一个成系统化的反对派作长期斗争。因此，这种斗争的最终结果一般是外来的领导人带着失望与恼怒离开政党组织，或者结成小派系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无论如何，他们终将被推出核心圈子。拉萨尔在世的时候，尤利乌斯·瓦尔泰希（Julius Vehlteich）已经开始挑战他的权威。虽然拉萨尔成功应对了那次挑战，但是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他将不得不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展开“殊死较量”。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与英国工党领导层分道扬镳后，只能在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领导一小批知识分子。恩里科·菲利从进入意大利社会党开始就遭到党内领导层的极度不信任，后来他试图转变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方向，遭遇挫折后就永远失去了在社会党中的领导地位。同样，赫尔曼·戈特（Herman Gorter）与女诗人亨利埃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 Holst）经过多年的政治“高光表现”之后，也被党内崛起的领导人排挤到了角落。因此，借助党外声誉获得的党内领导权往往是短暂的。
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任命不再有特定的年龄限制。过去有句俗语叫作“白发是最古老的王冠”，然而在一个现代教育体系极为发达的年代，年轻人在短时间内就能掌握大量的知识，不再需要通过积累人生阅历来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100这就使年龄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并且因年长带来的影响力以及尊重也丧失了，年长甚至成为党内晋升的障碍。与其他职业一样，党内年轻人需要按梯队进行职位晋升，年轻成为一种优势，在组织良好的政党中尤其如此。但是对于那些在党内长期任职的年长的领导人来说情况变得不同。党龄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党内的老人总是要比新人拥有更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对前者长期为党工作的回报，也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精通于党内工作。大卫·休谟曾说道，在农业生产中，老农民相对于年轻农民具有更多优势，前者能够准确掌握阳光、雨水、土壤等自然条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这些知识都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总结才能获得。101这个道理也适用于长期进行政党实践活动的长者，相对于年轻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更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在实际活动中也更具灵活性和洞察力。
第三节 智识因素：职业领导人的文化优势及其不可或缺性
民主政党建立初期，由于其成员人数有限，组织十分薄弱，党的目标与主要任务仅限于宣传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这一时期政党内部兼职领导人的数量要大大超过专职领导人。随着组织的发展，无论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热情，还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力与甘愿节假日继续工作的奉献精神，都不足以满足党组织日益增长的内部和外部需求。因此，固定的领导职位代替了临时性职务，业余性工作变成了专职性工作。
专职领导人的出现意味着领导人与被领导者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知识鸿沟。大量的经验显示，作为领导的少数人之所以能够获得领导权，除了财富（经济优势）、传统、血缘关系（历史优势）因素外，受过正规教育（智识优势）成为首要因素。在无产阶级政党中，通过最简单的观察我们也能发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远远高于组织内的普通大众。
智识优势最初只存在于形式上。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由于政治的不断发展以及广泛的心理倾向等，工人政党由大量被统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律师、医生以及大学教授所领导，他们的教育优势很容易得到认可。这些脱离资产阶级阵营的人能否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关键取决于他们是否在资产阶级阵营接受了正规教育并将其带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在另一些国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立场严重对立且无法调和，于是那些脱离资产阶级进入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被资产阶级全面封杀。[10]另一方面，成熟的国家组织以及大工业发展对更高的知识技能的需求，促使部分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尽管他们通过自学获得的只有基础文化水平。最终，在这一类国家中，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外，工人领袖大部分都是由只有基础文化水平的手工业工人所组成的。因此，上述两类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所受的教育程度完全不一样。[11]政党机构能为工人提供大量付薪或荣誉性的职位，这对工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一批优秀的工人晋升成了可以享受小资生活水平的政党官员，这意味着他们在大众的资助下有时间和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了解公共生活的内在本质。102由于工作性质和日常操劳生活等原因，大众对于政治机制以及政治组织的运行不甚了解，而那些来自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由于社会身份的转变，逐渐熟练掌握政治技能。在短时间内，那些工人出身的政党领导人将最初的形式上的知识优势演变为实际上的优势，长此以往他们获得了远超工人大众的政治优势地位。随着政治事务越来越复杂、社会立法规则越来越繁复、公共生活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与经验越来越多，领导人与普通同志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直到领导人失去了对所属阶级的认同感，无产阶级领导人与被领导的无产阶级之间就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最终，工人阶级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新的主人，不断接受教育和增加知识成为他们巩固统治地位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上述分析适用于政党管理机构、报纸宣传机构以及工会的领导人，也同样适用于议会制中的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领袖。当前，所有政党都把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作为自己的目标（在这里，需要无视那些政治上没什么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反对任何形式的组织形态，另一部分人也会组成松散的组织，但由于过于分散无法将其视为一个政党）。政党选择的道路是一种选民主义，即在议会中取得影响力为首要目标，将“获取政治权力”作为最终目标。革命党的代表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加入议会，尽管起初他们并不情愿在议会工作。103随着他们对工作的日益投入，他们的职业热情也随之增高，这就使得他们越来越脱离选民大众。领导人应对议会问题以及制定相应的策略都需要他们进一步增强专业知识，这加大了他们与普通党员之间的距离。领导人获得了过去不曾遇到过的“教育”，这种“教育”获得的知识成为一种超越大众的潜在权力。
随着领导人不断深入政治生活，日渐熟悉税收、关税和外交政策等，他们便找到了继续在议会中坚持的动力——只要继续坚持议会斗争的策略，他们会越来越不可或缺，不会再轻易被党内的新人所代替，后者只能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无法染指领导机构。对于领导人来说，不断的政治实践让他们获得了众多解决政治事务的技能与专业知识，并进一步巩固了其领导地位。这种政治过程实际上与民主的基本原则是相背离的。
政党领导人作为议员在议会中获得一定的社交技巧，尤其掌握了在议会内部进行暗箱交易的技能，这成为他们凌驾于大众之上并控制大众的重要手段。104在政党生活中，政党领导人通过使用议会政治技巧，很容易应对政党内可能的反对声音。105如在主持会议过程中，领导人能解释会议规则、控制议程设置，并在适当时机进行决议。简言之，他们善于将有争议的问题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拉拢大多数反对者投赞成票，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使对手保持中立。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师。作为演讲家和能力出众者，领导人从来都不缺乏手段，如他们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表述议题，通过各种迂回的战术对大众施加潜在的影响力。他们能够准确把握问题的核心，也能够通过转移话题、拐弯抹角或者使用高大上的专业术语等方法，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变成只有他们能够完全清楚的复杂问题。长此以往，大众在精神上与领导人越来越疏远；对领导人来说，他们摆脱了大众所有控制他们的技术手段，进而完全掌控了局势。
领导人的特殊地位通过他们所获得的声望得到进一步加强。无论是非凡的演说才能还是专业素养，抑或是过人的智力甚至个人容貌，都能使领导人从政治对手以及公众舆论中获得声望。如果一个政党解除一位声名远扬的领导人的职务，就可能导致该政党声名狼藉。因此，一个政党如果失去领导人，不仅可能会群龙无首，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会给政党造成不可估量的现实政治损失。政党不仅无法及时寻找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新领导人来代替在职数十年、掌握各种政治技能并能支配政党事务的原有领导人，而且也容易失去在议会中的影响力。同时，大众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立法和争取政治自由的一般性活动中取得胜利，同样也离不开政党领导人在议会中的个人影响力。当追求民主的大众发现有必要让领导人处于一种支配地位时，他们会陷入一种民主困境之中，这从长远来看会埋葬民主原则。领导人的不可或缺性迫使所有人都服从于他。106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史一再出现类似例证，即当政党领导人与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出现严重背离的情况时，工人大众从未反思这种冲突并作出总结，因为他们不能没有领导人，不能缺少领导人所拥有的特殊知识以及在领导岗位上训练出的特殊素质，而且他们也无法立即找到可以代替的合适人选。一些议会和工会的领袖就其理论思想和实践而言，他们与大众明显对立，但仍能以大众的名义继续进行理论总结与实践。尽管大众对领导人的这种行为感到震惊，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通常无法放弃对那些“伟大人物”的跟随。
在整个政治生活领域，除了几个基本问题之外，大众在决策与检验决策方面的无能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无能构成了领导人权力的坚实基础，也为领导人提供了政治实践上的合理性与道义上的合法性。实际上，大众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存在一个“代言人”帮他们照管。从这个角度出发，即使领导人经常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众，也并不总被认为是件坏事。领导人由大众自由选举产生存在一个前提，即大众能够判断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担任相应职务。正如一句法国俗语说的那样：拥有某一地位的头衔本身就意味着拥有这一头衔所代表的地位（la désignation des capacités suppose elle-même la capacitéde la désignation）。
一些著名思想家充分认识到大众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以及完全实现人民主权的不可能性，他们提出，民主应该受到民主本身的制约。孔多塞（Condorcet）认为，大众应该自己决定在哪些事务上放弃直接决议权与决定权。107这无疑是让拥有主权的大众自愿放弃主权权利。法国大革命公开宣称要践行自由的人民主权与平等人权，并认为游移不定的大众意志是抽象意义上的最高法律，根据这种精神，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有权对任何试图恢复君主制的人处以死刑。108这种情况下，大革命时期的军事戒严基本阻断了大众的决策能力。甚至像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这样的人民主权狂热分子也不得不承认，政府机构的运作过于复杂，以至于大众自身无法使其良好运转，为此他建议由大众选举出一个专家小组，负责制定经民众原则同意的相应的法律文本。109考茨基（Kautsky）也承认工人运动在上述方面同样遭遇困境。他指出，并非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适合民主管理，只有当某一领域中所有利益攸关者都能够在决策问题上作出独立判断、同时存在良好互动时，民主才逐渐成为可能。110
归根结底，领导人始终能够把大众的无能理论化，证明自己实际统治的合理性。在英国，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提出了“伟人理论”（Großmännertheorie）。在德国也一样，“伟人理论”从没有被社会民主主义的官方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所彻底排除。所有流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公开宣称，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须与开明专制制度相类似。“他（专制者）有自己的一套工作计划，掌握实现其意志的权力。”111在所有管理的事务中，只要是需要决策及执行的，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这意味着需要背离民主原则。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种不幸，但这种不幸是现实必要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一切依靠大众，而是一切为了大众。112因此，领导人的善意和明智至关重要。以点人头数计数的多数只能决定基本路线方针，其他所有方面则首先由领导人决定使用哪种策略。结果，少数人——如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 Bax）所建议的三个人——就能以全党的名义作出决策。社会民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某一革命党所追求的民主的实现。换句话说，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113社会主义政党体现出的某些财政组织特征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它的建立是为了实现某种意识形态，但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经济力量的作用，还取决于担任管理和行政的领导人的素质。人们常说，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企业，这事实上是说任何企业都不能没有领导者。相类似的，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工人领导人的价值、重要性以及权威都随之得到强化。114
社会分工原则产生了专业化，所以如同社会需要医生和专业化学家一样，领导职务也需要专家来担任。115但另一方面，分工也意味着权威，正如一个患者需要服从医生，因为医生比患者本人更了解人体结构，在政治领域中，政治病人（大众）不得不屈服于政党领导人，因为前者缺乏相应的政治能力。
最终，民主制转变为一种由最优秀的人统治的模式，即贵族制。领导人无论是从实际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是最优秀、最成熟的群体，他们有权利和义务成为政党的代表和领导，作为个体的他们也能够充分认识到自我的价值。116
注释
1．已经有诸多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请参见：Victor Griffuelhes: „L'Action Syndicliste“, Paris 1908, Rivère, p.8；Henriette Roland Holst: „Generalstreik und Sozialdemokratie“, 2. Aufl. Dresden, Kaden u. Co.1906, p.114 ff；Attilio Gabiati: „Le Basi teoriche della Organizzazione Operaia“, Milano 1908, Uff.della Critica Sociale, p.19.
2．在我的另一本书L'Uomo Economice e la Cooperazione中涉及更多的社会合作与最节约成本的法律之间的联系。
3．阿尔弗雷多·尼斯福罗（Alfredo Niceforo）从人类学与文化学角度分析无产阶级弱势。参见Alfredo Niceforo: „Anthropologie der nichtbesitzenden Klassen. Studien und Untersuchungen“, Leipzig-Amsterdam 1909, Maas u, van Suchtelen, p.512.
4．Moritz Rittinghausen: „Über die Organisation der direkten Gesetzgebung durch das Volk“（Sozialdemokrat Schriften, Nr.4）, Cöln, 1870, p.10．作为第一个为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方案的人，里廷豪森当之无愧。之后，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则试图直接将大众政府建立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并获得更加深远的影响，孔西德朗也曾公开承认里廷豪森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人。Victor Considérant: „La Solution ou Le Gouvernement Direct du Peuple“, Librairie Pfalansterienne, Paris 1850, p.61.
5．在美国，那些实行直接民主立法的联邦州被称为“联邦主义”（Federalist），相对应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州被称为“共和主义”（Republiken）。
6．Roscher, Politik, l.c., p.358.
7．参见Gabriel Trarde: „Les Crimes des Foules“, Lyon 1892, Storck；Scipio Sighele: „I Delitti della Folla“, Torino 1902, Frat. Bocca；Scipoio Sighele: „Contro il Parlamentarismo. Saggio di Psicoligia Colletiva“. Milano 1905, Treves。
8．“仅仅是现存的案例就能说明大众的群体性特征。观察任何形式的大型集会，无论是人民大会或议会，还是股东大会或企业大会，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十分满足于被人领导，大众不会遵循自己的信念，而是跟随外边的标语口号。”（Ludwig Gumplowicz: „Sozialphilosophie im Umriß“, l.c., p.124.）
9．Louis Blanc: „L'Etat dans une Démocratie“, in L. Blanc: „Questions d'aujourdhul et de demain“, Paris 1880, Dentu. Vol.Ⅲ, p.150.
10．Eduard Bernstein: „Die Demokratie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t. Monatshefte, 1908, Heft 18/19, p.1109.
11．“如果有人将第一原则（个体意见成为法律来源）直接应用到一个大型社会中，而不践行代表制，他一定会失败。”Bejamin Constant：„Cours de Poliitiique Constitutionnelle“, Nouvelle édition, Bruxelles 1851, Soc. Typ. Belge, tome Ⅲ, p.246.
12．Wilhelmer Roscher: „Politik“, l.c., p.351.
13．Louis Blanc, l.c., p.144.
14．Egidio Bernaroli: „Manuale per la Costituzione e il Funzionamento delle Leghe dei Contadini“, Libr. Soc Ital., Roma 1902, pp.20, 26-27, 52.
15．Sidney Webb, Beatrix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Deutsche Ausg., Stuttgart 1898, Vol.Ⅰ, p.6.
16．Ferdinand Tönnies: „Politik und Moral“, Neuer Frankf, Verl., Frankfurt 1901, p.46.
17．Protokoll des Parteitags zu Leipzig 1909, Berlin 1909, Vorwärts, p.48.
18．Scuola Prat, di Legislazione Sociale, Prigramma e Norme, AnnoⅢ, Milano 1908, Soc. Umanitaria.
19．idem, Anno Ⅳ, Milano 1909, p.5.
20．参阅die anschauliche Schilderung von Lily Braun in ihrem Londoner Tagebuch, 1906, in der Neuen Gesellschaft, 2. Jahrg., Heft 29。
21．“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危险的开始，即组织中大众权力的旁落，代表委员会等领导者权力的增长。”Wolfgang Heine: „Demokratische Randbemerkungen zum Fall Göhre“, Sozialist, Monatshefte, Ⅷ.（Ⅹ.）Bd. Heft 4, p.254.
22．阿基尔·洛里亚（Achille Loria）指出了官僚等级制与经济等级制之间的多个共同点。两者最为一致的地方就在于金字塔形结构。洛里亚可能会进一步补充：这两种等级制度的最终形态是不同的，其中的一种等级制度最终会演变为君主制，另一种则会直接变成寡头制。（参见Achille Loria: „La Sintesi Economica“, Torino 1909, Bocca, p.348。）
23．参见Hans Block: „Überspannung der Demokratie“, Neue Zeit, ⅩⅩⅥ, Nr.8, p.264 ff.。
24．Eben Mumford: „The Origins of Leade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09, pp.1-12.
25．J.J.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on Principes Du Dnit Politique“, l.c., p.40 ff.
26．Carlo Pisacane: „Saggil sulla Rivoluzine“, Con prefazione di Napoleone Colajanni, Bologna 1894, Libr. Treves di Pietro Virano, pp. 121-125.
27．Victor Considérant: „La solution ou le Gouvernement direct du Peuple“, l.c., pp.13-15.
28．A.A. Ledru-Rolin: „Plus de Président, plus de Représentantsl“, 2. Edit., La Voix du Proscrit, Paris 1851, p.7.
29．同上，pp.11-12。
30．参见P.J. Proudhon: „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 Pour servirà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Ed. Nouvelle, Verboeckhoven, Paris 1868, p.286。
31．例如Enrico Malatesta in den zwei Broschüren: „L'Anarchia“（6. Ediz. Roma 1907, Casa Ed. Pensiero）und: „La Politica Parlamentare nel Movimento Socilista“（Torino 1903, L'Allarme），也可参见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 „Het Parlamentarisme in zijn Wezen en Toepassing“, W. Sligting, Amsterdam 1906, p.149。
32．参见Gaetano Mosca: „Questioni pratiche di Diritto constituzionale“, Frat. Bocca, Torino, 1898, p.81 ff., sowie in „Sulla Teorica die Governi e sul Governo Parlamente“, Loescher, Roma 1884, p.120 ff.。
33．“选举制度只能让那些在选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人获得权力”。（H.G. Wells: „Anticipations of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1904, Chapman and Hall, p.58.）自然，这是针对那些实行共和民主政体的国家而言的。
34．Mémoires de Louis ⅩⅣ pour l'instruction du Dauphin, annotées par Charles Dreyss, Paris 1860, Vol.Ⅱ, p.123.
35．Rienzi（van Kol）: „Socialisme et liberté“, Paris 1898, Giard et Brière, pp.243-253.
36．Hubert Largardell: Le Parti Socialiste et la Confédération du Travail,（Discussion avec J. Guesde）, Paris 1907, Rivière, p.24.
37．参见恩格斯的著作„Po und Rhein“（1859）；„Savoyen, Nizza und der Rhein“（1860）；„Die Preußische Militä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1865）；„Der deutsche Bauernkrieg“（1875, 3. Aufl., eingel.von Mehring, Berlin 1909, Vorwätrs-Verlag）；„Kann Europa abrü sten?“（Nürnberg 1893）
38．如die Broschüre: „Nicht stehen des Heer, sondern Volkswehr“（Stuttgart 1898, Dietz, p.80），以及多次在德国国民议会关于军费预算问题的演讲中，他主张改进士兵的军事装备。
39．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Ⅳ. Berifwechsel mit Ludolf Camphausen. Herausgegeben und erläutert von Erich Brandenburg. Gebr. Paetel, Berlin 1906, p.112 ff.
40．Denkwürdigkeiten des Fürsten 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Curtius,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tgart-Leipzig 1907, Bd.Ⅱ.
41．赫耳墨斯·达·丰塞卡元帅（Hermes da Fonseca）曾在1907年被任命为巴西政府战争部长，他开始对巴西国防军进行整编，当他提出法案要求军队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时，遭到了巴西议会两院的强烈反对。丰塞卡一方面积极活动，另一方面以辞职相威胁，最终让议会通过了该法案。这次事件极大提升了丰塞卡的个人声誉，他不仅继续担任战争部长，并在1910年以102000票对52000票赢得巴西总统宝座。
42．Julius Vahlteich: „Ferdinand Lassalle und die Anfäng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irk, München 1904, p.74.
43．P.J. Troelstra: „Inzaken Partijieiding“, Wakker, Rotterdam 1906, pp.103-104.
44．1904年，在博洛尼亚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一些议员作为选区的党代表投票支持一项绝大多数党员反对的修正主义改革方案。当他们就这一问题受到普遍质疑时，他们就以辞职相威胁。其他党员担心由此失去选民的支持以及选举费用增加等问题，在事后不久给予他们责任免除。1906年5月，社会党议会党团中的27位议员里，有24位就大罢工问题与被组织起来的大众产生矛盾，进而集体辞职，之后他们全部在各自选区重新参选，其中的21位再次当选为议员。
45．施韦泽（J.B. Schweitzer）同样熟谙此道，他向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全体大会提出声明，如果禁止他以德国国会议员的身份召开决定成立工会的议会会议，他将提出辞职。在其传记中明确写道：施韦泽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地位，否则他并不敢冒险提出这一最后通牒式的威胁，因为如果对方拒绝，他将无法继续任职。他正确地估计了自身的影响力，当他受到批评与指责时，以辞职给大会代表们施加了极大压力，这就间接承认了施韦泽的不可或缺性，施韦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来源于Gustav Mayer: „J.B von Schweitzer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G. Fischer, Jena 1909, p.233。
46．在1904年的意大利社会党党内斗争中，来自佛罗伦萨的盖塔诺·皮拉亚西尼（Gaetano Pieraccini）教授宣称，如果革命道路支持者能够脱离本党，他将撤回自己的辞职宣言。来源于Avanguardia Socialista, Anno Ⅱ, No.76。
47．Alexandre Dumas fils: „Les Femmes qui tuent et les femmes qui votent“, 7. Edit., Paris 1880, Cahman Lévy, p.54 u.214.
48．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l.c., Ⅱ. Teil, Bd.Ⅰ.p.167.
49．Max Stirner（Kaspar Schmidt）: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Recla. Leipzig 1892, p.272.
50．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列昂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是一位杰出的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者，同时也是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他在1905年11月5日联合其他知名社会主义者召开商讨决定在罗马召开党员大会的会议，罗马党部有超过700名注册党员，而参加会议的不超过100人，在最后投票结果为55票赞成、45票反对的情况下，列昂尼达仍然通过了决议。（Azione Socialista, anno I, Nr.28）同样也是在罗马党部，1910年开会拒绝对议会党团的支持（投票结果为41:21，而全体参加者为600人），原因是他们对政府内阁部长们过于友善。
51．在工会系统中，也有人不断抱怨这种人为的弊端，正如烘焙工人们反映的那样：“每一次参加罢工，我们都必须去做发传单、示威等一系列罢工所要求的事情，一些同事明显做得更好，大部分罢工者特别是年轻工人总是试图逃避这些工作。”（O. Allman: „Die Entwicklung des Verbandes der Bäcker und Berufsgenossen Deutschlands und die Lohnbewegungen und Streiks im Bäckergewerbe“, Verlag von O. Allmann, Hamburg 1900, p.58.）
52．根据我的经验，我对三个典型的大城市进行了观察：巴黎、法兰克福和都灵，这三个地方尽管语言和国别都不相同，但是存在相同的景象，即大众对政党例行会议并不关注。
53．参见Italien Giulio Casalini: „Crisi di Impreparazione“, in der Critica sociale, Anno ⅩⅣ, Nr.1（1904）。
54．参阅Filippo Turati: „Ancora la Propaganda Improduttiva“， Postilla；in der Critica sociale, Anno ⅫⅠ, Nr.14（1903）。
55．当然，本图标并没有展现出这些结果的正确比例，否则就得用一张大开纸来显示说明。
56．国内外观察家对于德国民族特性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形成之间的关系有所论述。卡尔·迪尔（Karl Diehl）甚至将德国工人党的出现和壮大归因为德国的民族特性。他提出：“当德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时，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一样，这取决于德国国内工人运动的历史发展。……德国民族特性造成德国人一定程度的政治不成熟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更容易获得支持的原因。”（Karl Dohl: „Üb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und Anarchismus“, Jena 1906, p.226.）另一位德国工人运动的专家正确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官方教义与他们认为被实际高估的伟大人物们之间的矛盾：“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一直宣称自己以批判的视角进行哲学研究，尽管他们的历史哲学试图削弱伟大人物的历史影响，但他们自己的支持者从来没有完全认识这一点。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尽管有人不断批评德国人过分信仰权威，但德国大众依然对其领袖的言语深信不疑，尽管工人运动产生不久成为一种国际运动，但其中的德国民族特性依然存在。”（Gustav Mayer: „Die Lösung der deutschen Frage im Jahre 1866 und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den Festgeben für Wilhelm Lexis“, Jena 1906, Fischer, p.227.）
57．许多工会领导人都认为，莱茵兰地区的人更加散漫。“在莱茵兰，娱乐活动聚会的次数远超政治活动的集会，工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只有极富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才能获得成功，他们懂得如何在合适的时间将娱乐幽默与严肃的政治结合起来。如果工会继任领导者缺乏相应的能力，那么莱茵兰人的散漫特性会让工会失去大部分成员。”（Walter Troeltsch und P. Hirschfeld: „Die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schen Gewerkschaften, Untersuchungen und Materialienüber ihre geographische Verbreitung“, Carl Heymanns Verlag, Berlin 1905, p.71.）
58．„Berif von Karl Marx an J.B.von Schweitzer“, aus London.13. Okt.1868, erläutert von Ed. Bernstein, Neue Zeit, Jahrg.ⅩⅤ, 1897, p.9．伯恩施坦本人似乎也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参见Ed. Bernstein: „Gewerkschatsdemokratie“, Sozial Monatshefte, 1909, p.83。
59．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 usw. J. Brand. Wien 1904, p.90.
60．Edmund Fischer: „Der Widerstand des deutschen Volkes gegen Wahlentrechtungen“, in den Sozialist Monatsheft.Ⅷ（Ⅹ）, Heft 10.
61．Edmund Fischer: „Die Sächsische Probe“, in den Sozialist Monatsheften, Ⅷ（Ⅹ）, Heft 12.
62．最为经典的案例是丹麦工人运动史中的一次事件：19世纪70年代初，丹麦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路易·皮奥（Louis Pio）被丹麦政府定罪拘捕，后来路易·皮奥前往美国避难，其间数年丹麦工人运动几近停滞。（Rud. Meyer: „Der Sozialismus in Dänemark“, Aug. Schindler, Berlin 1875, p.13 ff.）皮奥变得极为疲惫且身体虚弱，以至于他不得不放弃进一步斗争。1877年，皮奥与格莱夫（Geleff）被驱逐出丹麦，从此皮奥再也没回到过丹麦，于1894年在美国去世。皮奥的去世沉重地打击了丹麦社会民主党，众多党员过于依赖皮奥的权威，认为没有皮奥就无法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也并没有一个新领导人能够填补皮奥的空白将其他人团结起来，丹麦社会民主政党组织就此逐渐萎缩最终死亡。（G. Bang: „Ein Blick auf die Geschichte der däni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Neuen Zeit, ⅩⅥ. Jahrg., Bd.Ⅰ, Nr.13, 25. Dezember 1897, pp.404-405）
63．参见Englbert Käser: „Der Sozialdemokrat hat's Wort“, 3. Aufl. Freiburg i.B.1905, Herder, p.201。
64．资产阶级的宣传有时会将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污蔑为穷奢极欲之人、寄生虫，并称其为靠着工人的少量工资生活。前者是极为荒谬的，后者的叙述符合事实，但是这不能被称为对社会民主领导者的批评。领导人由工人们所供养，但领导人同样通过丰富的知识、代表这一阶层的意愿，建立工人组织，并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工人提供不可估量的服务。反对方则可能会说，工人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来供养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庞大政治组织，这本身就违背了贫困化理论（Verelendungstheorie），并且明显与拉萨尔工资法理论背道而驰（尽管当下该理论几乎被完全抛弃了）。（来源于作者在第三届意大利科学大会上的演讲，帕多瓦1909：Dielucidanzioni sulaa Teoria dell'Immiserimento, erschienen im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Vol.ⅩⅩⅪⅩ, Serie 2, 1909）
65．在意大利，地方一次罢工需要党的中央部门派遣代表。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地方党组织要求中央派驻代表14天，以便能够更好地认识当地农工的工作条件、找出改善办法，并提交相关研究备忘录等。参见Varazzani-Costa: „Relazione della Direzione del Partito al Congresso d'Imola, settembre 1902“, Coop. Tip. Editr., Imola 1902, p.7。
66．参见Etto Ciccotti: „Psicoligia del Movimento Socialista“, Laterza, Bari 1903, pp.151-152。
67．厄姆（Oehme）讲述了他在不来梅工人运动的经历：我的职位一点都不让人羡慕，因为我必须关注每一件事情，必须与出版商、编辑、代理商、广告商、收银员甚至小女孩等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事实上，我全年没有假期，在这里我甚至不需要花时间去收取每月的订阅费。参见Bremer Bürger-Zeitung, 15. Jahrgang, Nr.225, 23. Sept.1904。
68．让人惊讶的是，社会主义宣传家或组织活动家中精神病患者的比例很高。卡洛·卡费罗（Carlo Cafiero，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之一）、让·沃尔德斯（Jean Volders，比利时工党创始人之一）、布鲁诺·舍恩兰克（Bruno Schönlank，德国社会民主改革家）、乔治·杰卡（Georg Jaeckh）都死于疯人院。当拉萨尔（Lassalle）决定为了海伦·冯·丹妮格斯（Helene von Dönniges）以自己的生命进行决斗时，他几乎身心崩溃。因此，对处于政党生活的领导人来说，过量的工作对他们自身产生了更高的要求。
69．“领导者想要成为党的领袖就需要抵挡本党敌人的所有攻击。”来源于August Bebel: „Ein Nachwort zur Vizepräsidentenfrage und Verwandetem“, Separatabz.aus der Neuen Zeit, 1903, p.21。作者语：在相对安静的时代尤其如此。
70．感恩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统治基础，也是进一步向民众提出要求的基础。作为代表大众发言的作家有权通过言语反对一位坚持以胜利获取功绩的军事领袖：“他存在我们箱子里的金子、从嘴里说出的话、地窖里的酒以及床上的女人都变得不安全了，并且到处会出现这样的宣传语‘是我从热那亚人（Genuesen）手中解放了你们，我是阿里斯坎普（Aliscamp）的胜利者’。”来源于Rudolpf Lothar: „König Harlekin“, G.H. Meyer, Leipzig-Berlin 1990, p.39。感恩在大型国家组织政治中发挥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认识，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继续维持了将近30年的绝对权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上而下散播“感恩”所达成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提出：“如果没有良知的考虑，领导者很容易滥用人民最令人感动、最可爱的品质——他们的感恩。Max Nordeu: „Die Krankheit des Jahrhunderts“, B. Elischer, Leipzig 1888, p.247。在意大利，那些曾为了意大利王国复兴作出贡献的代表，不仅在建国后的第一次选举中胜出，而且民众出于感激之情，会让他们多次当选。参见Pasquale Turiello: „Governo e Governati in Italia“, Fatti.2a ediz.rifatta, N. Zanichelli, Bologna 1889, p.325。
71．在一本比利时工人手册中我们看见这样一个问题，问：过去几年变化大吗？回答：是的，得益于德·佩佩（De Paepe）、扬·沃尔德斯（Jan Voldes）、德夫内特（G. Defnet）、利昂（Leon）、阿尔弗雷德·德·菲苏索（Alfred De Fuisseaux）、范德维尔德（Émile Vandervelde）、安塞勒（Edward Anseele）等人不懈努力宣传，工人们真正得到了对于他们公民平等待遇的认可。来源于Alphonse Octors: „De Catechismus van den Werkman“, Volksdrukkerij, Gent 1905, p.6。
72．这与现实并不相符，（正如领导者经常声称的那样）民主体制下的大众往往不会感恩。对于国家活动中的民主，罗舍尔（Roscher）讲到，相对于君主制与贵族制的那种蓄意的不知感恩，民主制中的不知感恩往往是无意的遗忘，这是由于经常存在政党的更迭，任何个人的意向甚至对于利益的考量都在不断变动。（Roscher: „Politik“, l.c., p.396.）因此，一个政党内部越稳定，党内民主就越不会导致党内成员不知感恩。
73．德国社民党党员与被组织起来的大众都对老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高贵品格与自我牺牲的精神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当他由于老迈才智出现衰退时，被委任为《前进报》总编，并毫无争辩地给予7200马克的薪水。（参见Protokoll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s zu Frankfurt 1894.p.33。）当他去世后，政党预见到他的家人经济状况出现危机，资助其儿子完成了大学学业。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列出一个事实，1904年，在不来梅举办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上，马克斯·史佩尔（Max Schippel）并没有被排除在社民党领袖的行列之外。他说：“在党的代表大会与类似活动上，德国社民党展现出来了一种美好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本次会议上再次体现：对党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我们反对结束他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这是人性所体现出的最为高贵的情感：对功绩的尊重，对任何粗暴侵犯行为的厌恶”。Eduard Bernstein: „Was Bremen gebracht hat“, in dem Neuen Montagsblatt, Jahrg.Ⅰ, Nr.22, 26. Sept. 1904.
74．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当有传言说一些激进派成员出于党的路线问题决定不再支持伊格纳茨·奥艾尔（Ignaz Auer）进入党的执行委员会时，伯恩施坦将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中大多数代表的愤怒归结为这一传言的散播。他们认为奥艾尔是“见证了党的重要历史”，与他在一起能够“感受到成长”。Eduard Bernstein: „Die Demokratie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n Sozialistischen Monatsheften, 3. Sept.1908, p.109．我们认为，后一种理由是大众普遍不愿更换领导人的第二原因。
75．这种以人名划分党派的方法与宗教教派或者修会的分类极为相似。伊夫·居伊特（Yves Guyot）曾指出，现代政党党员的行为与中世纪的基督教修道士没什么区别，后者忠实践行其精神导师圣多米尼克（Sankt Dominikus）、圣本尼迪克特（Sank Benediktus）、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us）、圣弗朗西斯（Sankt Franziskus）的教诲。来源于Yves Guyot: „La Comédie Socialiste“, Bibl. Charpentier, Paris 1897, p.111。
76．维尔纳·佐姆巴特（Werner Sombart）认为社会民主的质量随着民主参与人数的增加而下降，他说：“为了让人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获得大量经验，社会民主必须让那些有识之士变得无害。马克思在今天的《新时代》或者《社会主义月刊》应该做些什么，拉萨尔在帝国议会中又应该做些什么？”来源于Werner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l.c., p.528。
77．J.G. Franzer: „Psyche's Task“, Macmilian, New York-London 1909, p.56.
78．有关拉萨尔于1864年5月22日在隆斯多夫（Ronsdorf）的演讲，参见Ferdinand Lassalles Gesamtweken, herausg.von Erich Blum, Leipzig, Pfau, Vol.Ⅱ, p.301。
79．参见俾斯麦1878年9月17日在帝国议会的演讲，Fürst Bismarks Reden, herausg.von Philipp Stein, Leipzig, Reclam, Vol.Ⅶ, p.85。
80．Helene v. Racowitza: „Meine Beziehung zu Ferdinand Lessalle“, 3. Aufl., Berslau, 1879, p.84.
81．Adolfo Rossi: „Die Bewegung in Sizilien“, Dietz, Stuttgart 1894, p.35.
82．同上，p.8。
83．同上，p.34。直到今天，尤其在卡塔尼亚，德·菲利斯作为该地区社会主义区域的市长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受到神话英雄般尊重。参见Gisela Michels-Lindner: „Geschichte der mdernen Gmeindebetriebe in Italien“, Duncker & Humblot, Leipzig 1909, p.77 ff。
84．S. Enrico Ferri: „La Questione Meridionale“, Asino, Roma 1902, p.4.
85．参见den Bericht von H.M. Hyndman über seine Agitationsreise nach Burnley in der „Justice“, Vol.ⅩⅩⅧ, Nr.1355（1910）。
86．参见Sanvino Varazzani: „Una Famiglia Socialisga“ und „Reo di Leso-Socialismo“ im „Avanti della Demenica“, Anno Ⅱ, No.67 e 68。
87．Roberto Michels: „Storia del Marxismo in Itallia“, Roma 1910, Mongini, p.148 ff.
88．Bernard Shaw: „Manuel du parfait Revolutionnaire“, in der „Grande Revue“. Année ⅩⅣ, fasc.5.mai. Paris, 1910.
89．乔治·桑（George Sand）曾这样写道：“我的一生都很谦逊。我声明，我不想与15位确信我不会犯错的人共住两周，因为这样，我自己也许都会认为我永不会犯错。”G. Sand: „J ournal d'un Voyageur pendant la Guerre“, M. Lévy Fères, Paris 1871, pp.216-217.
90．领导人的演讲包含强大的暗示性力量，一个熟练掌握它的人这样描述：“对于政治演讲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掌握演讲内容或者表现方式，而是吸引！吸引所有冷漠的、友善的或者充满敌意的人的目光，让所有人都心潮澎湃。”（Adolf Köster: „Die zehn Schornsteine“, München 1909, Langen, p.113.）
91．所以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道：“在英国，在证明自己具有演说家的天赋之前，任何人都别想成为政治家或者工人领袖。”Thomas Carlyle: „Latter Day Pamphlets“, No.Ⅴ: „Stump-Orator“, p.167 in „Thomas Carlyle's Works“.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Ⅲ, Chapman and Hall, London 1906.
92．J. Ernest-Charles: „Les Lettres du Parlement“, in La Revue, Vol.ⅩⅩⅩⅨ, 1901, p.361.
93．作者语：从另一方面讲，像爱德华·伯恩施坦这样的人，尽管其学识出众、理论观点影响深远，但是缺乏应有的声望，其中最典型的原因就是缺乏口才。出于同样的原因，多梅拉·纽文胡斯（Domela Nieuwenhuis）也失去了领导地位。在法国，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这样修养深厚、博学多才，并且与马克思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也不得不将党的领导权交给文墨不通、智识一般但口才出众的盖得（Guesde）。
94．一位评论家说：“饶勒斯靠口才进行领导”，“饶勒斯是一位演说家，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的声音抒情且浑厚，穿透力很强，为此需要在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中才能完全展现出演讲效果。而广阔无边的宇宙是一个自然的圆形剧场，所有的观众都在其中，所有观众面前，饶勒斯自认为是最伟大的演讲者。”（et l'univers, dans sa prodigieuse immensité, ce serait mieux encore-son les amphithéàtres naturels, les auditoires nécesaires, devant qui Jaurès se sent de tailleàdiscourir）Edouard Berth: „Les Discours de Jaurès“, im Mouvement Socialiste, Ⅱe série, Ⅳe année, No.144, décembre 1904, p.215, u.218．另一位作家在其著作中称，从人类学类型来看，“天生的演说家”存在特有的头部骨质。„Il a la téte faite pour parler au loin et regarder en l'air“. Gustave Téry: „Jean Jaurès, le poète lyrique“, L'Oeuvre Ⅷ, Paris 1904, p.11．也可参见Urbain Gohier: „Historie d'une Trahison 1899-1903“, Socoété Parisienne d'Edition, Paris 1903, pp.28-29。
95．Adolf Zerboglio: „Ancora la propaganda improduttiva“, in der Critica sociale, Anno Ⅷ, No.14.
96．关于领导人与大众之间的情感关系，请参见J.K. Kochanowski: „Urzeitklänge und Wetterleuchten geschichtlicher Gesetze in Ereignissen der Gegenwart“（Sonderabdruck）, in der Wiener Wochenschrift „Die Wage“, September 1906, p.9。
97．参见Rienzi（H.van Kol）: „Socialisme et Liberté“, l.c., p.250；Gabriel Tarde: „L'Action Inter-Mentale“, in La Grande Revue, Ⅳ, No.11, p.331；Ettore Ciccotti: „Psicologia del Movimento Socialista“, l.c., p.128；E. Fournière: „La Sociocratie“, l.c., p.128。
98．G. Tarde: „L'Action Inter-Mentale“, l.c., p.334.
99．众所周知，拉萨尔极为重视通过名声和荣誉让自己创立的组织赢得大众的青睐。他深知制造盛况具有重要意义，他喜欢“大讲排场”，竭尽全力吸引更多的无产阶级加入他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中，他吹嘘自己组织内部有“足够多的男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 ……“一批作家和思想家”。（Ferdinand Lasalle: „Die Agitation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 und das Versprechen des Königs von Preußen“, Rede zu Ronsdorf 1864, Verl.des Vorwärts, Berlin 1892, p.40.）甚至对拉萨尔极为推崇的伯恩施坦也不得不承认，拉萨尔过分夸大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声。参见Eduard Bernstein: „Ferdinand Lassalle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Arbeiterklasse“, Berlin 1909, Verl.des Vorwärts, p.55。
100．Garbriel Tarde: „L'Action Intermentale“, l.c., Paris 1900.
101．David Hume: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Deutsche Übers. Ausg., Leipzig 1888, p.84.
102．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五节。
103．众所周知，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最初都是在理论保留以及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改变立场参加选举，这与今天的社会主义议员对于议会制的态度几乎没有共同点。1869年，威廉·李卜克内西首次参加北德意志联邦帝国议会（Reichstag des Norddeustschen Bundes）以及1882年意大利选举权扩大时恩里克·比格纳米（Enrico Bignami）推动工人参加选举时的不情愿状态。为此，十分有必要从庞杂的文献中确定他们行为的动机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议会选举的意义。李卜克内西曾对其他人说，在议会中我们的讲话无法向群众诉说真相，也无法更好地传播真相。那么，我们在“国会大厦”中发言的实际目的是什么？毫无目的可言！毫无目的性的讲话就是逗乐，没有一点用处！另一方面，这么做也侮辱了对议会骗局进行的严肃政治斗争，大众会因此产生幻想，即能够在俾斯麦控制下的“国会大厦”中解决社会问题。（来源于Paul Kampffmeyer: „Wandlungen in der Theorie und Tak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München 1904, Brik, p.33。）比格纳米的态度与李卜克内西基本一致。他建议当选的社会主义议员要不断抵制立法，社会主义议员在议会中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一个地位较高的平台上宣布对所获得的特权的摒弃。（来源于Enrico Bignami: „Il Candidato Sociialista“, Mailano 1882, Plebe, p.3。）这也就是说，只要继续坚持过去他们在议会地位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当然就不能进行“实际”的工作。
104．参见Ettore Ciccotti: „Montecitorio“, Notrelle di uno che c'è stato, Mongini, Roma 1908, pp.44-45, 74。埃托雷·齐科蒂甚至将议会中的委员会视为议会内部寡头政治出现的开端。
105．作者语：这里有一个经典的案例，英国工党在1902年2月2日的第九届年度大会上向位于法兰克福的社会主义“人民之声”（Volksstimme）发出了一份文件，上面说道：“尽管有所期待，但大会的最后两天的会议非常和睦平静，激烈的辩论并没有出现。这首先归功于党内所有重要的领导人对达成共识的一致意见，另外党的执行委员会也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从一开始就控制了会议议程，而那些绕过大会主席团被神不知鬼不觉替换的会议材料基本对会议没有什么贡献……议程委员会第一个预防措施就是从议程中删除一些被认为是没有必要或者不允许讨论的决议案。”大会发言人和党报编辑都没有对所描述的事实进行任何评论的必要。
106．作者语：谁能够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他就拥有空前的权力。正如罗舍尔讲述的故事，一位北德的侯爵在一次邻国任命优秀官员时，建议邻国的部长：任命的这个人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可以走了，我不需要那些必不可少的仆人。（Wilhelm Roscher: „Politik“, l.c., p.359）
107．Condorcet: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Ed.del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186.
108．Adolphe Thiers: „Histor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Vol.Ⅱ, Leipzig, Brokhaus, p.141．雅各宾派的大多数言论中，一方面强调不加限制的人民主权，另一方面又坚持领导人对民众的专制教化，两者毫无逻辑联系。参见„Oeuvres de Danton, recueillies et annotées par A. Vermorel“, Cournol, Paris, p.119 ff.。
109．Victor Considerant: „La Solution ou le Gouvernment Direct“, etc, l.c., p.41.
110．Karl Kautsky: „Konsumvereine und Arbeiterbewegung“, Wien 1897, Erste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Ignaz Brand）, p.16.
111．James Ramsay Mac Donald: „Socialism and Society“, London 1905,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p.ⅩⅥ/ⅩⅦ.
112．Ernest Belfort Bax: „Essays Socialism New and Old“, Grant Richard, London 1806.（Chapter: „Democracy and the Word of Command“, pp.174-182.）
113．同上。
114．Fausto Pagliari: „Le Organizzazioni e i loro impiegati“, Relazione del Ⅶ congresso Nazionale Delle Societa di Resistenza, Torino 1908, Tip. Coop, pp.3, 5, 8.
115．Rienzi（H.von Kol）: „Socialisme et Liberté“, l.c., p.250.
116．米兰政治家古列尔莫·甘巴罗塔（Guglielmo Gambarotta）持同样的观点，在他放弃了没使他成为议员的社会民主主义后，他很自然地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参见他的文章，Guglielmo Gambarotta: „La Funzione dell' Uomo Politico“, in d. „Rivista Critica del Socoalismo“, Anno Ⅰ, fasc.9, Roma 1899, p.888。
[1]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应是坚持贵族制或者君主制的政治倾向。——译者注
[2]萨图尔努斯（Saturnus）为古罗马神话中的农业之神。传说萨图尔努斯被宙斯推翻后，来到意大利，受到罗马保护神雅努斯的热情招待，并与萨图尔努斯分享了统治权，让萨图尔努斯统治意大利。——译者注
[3]费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社会主义者。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立者，1863年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其主要政治观点是反对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统一德国，提出机会主义理论作为工人政纲的基础。——译者注
[4]“费边战略”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独裁官费边制定的一种拖延迂回战术，其核心思想是“用时间拖垮敌人”。——译者注
[5]也称“Neophobie”。——译者注
[6]一个能让大众有归属感、认同感的名字就非常重要。——译者注
[7]领导人之间矛盾越大，党内个人独裁就越不会出现。——译者注
[8]文章用这个案例将盲目崇拜更加直观地展现出来，即人们根本不会理会到底在讲什么，只是盲目地欢呼而已。——译者注
[9]卡莫拉（Camorra）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犯罪秘密社团。——译者注
[10]结果知识分子无法像第一类国家那样可以顺利进入无产阶级的领导层。——译者注
[11]当然在后一类国家中，为了弥补领导人教育程度不足，无产阶级的组织开始自己培养专职领导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