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民主式的贵族制与贵族式的民主制
从最严格意义上来说，寡头制就是绝对君主制，它建立在个人的意志之上。意志所指，命令所达（Sic volo，sic jubeo）[1]。一人发号施令，所有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能够推翻全国人的意志，至今我们仍能够在君主立宪制给予君主的否决权中找到寡头统治的痕迹。绝对君主制的合法性来源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君主制的逻辑基础往往归结为上帝意志，上帝自天国降临并作为君主制的宪法支撑，此即上帝的恩典。因此，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建立在某种超世特征之上的君主体制具有永恒性且不可更改，任何人定法律与众人意志都无法左右。在这种逻辑下，君主制丧失合法性（legal）、正当性（rechtlich）、规范性（gesetzlich），都是伪政治家们（Politikastern，或是“空头政治家，指经常谈论政治，却又不懂政治的人”）的无稽之谈。从法律层面讲，君主政体只能被上帝废除，但上帝的意志又是不可探知的。
理论上，民主制原则是君主制原则的对立面。民主制否定了一个人置于另一个人之上的权利。概括来说，它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攀升到社会最高阶层，它为共同体权利铺平了道路，即在法律上反对血统论，坚持个人能力是决定社会地位优先性的唯一因素。君主制原则是把一切都压在君主个人的品格上，这意味着即使最好的君主制政府也无法保证人民的永久福祉以及技术性的有效统治。1相对于君主制原则，民主制原则是将整个共同体作为有效统治的基础，人民是其最高统治者。
我们知道，在大众生活中，上述关于国家秩序的两大理论原则被灵活运用，以至于相互交织难以区别，“因为民主可以包括所有人，也可以仅限于其中半数人口；另一方面，贵族制可以包括半数人口，也可以只包括相对较少的部分人口”2。因此，上述两种政治体制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现实政治中不断交错。
在当今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制已经完全消失，至少在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些重要地区是如此。即使保守派有时也需要做出一些民主之举。面对大众民主的冲击，贵族制放弃自身的初始政治模式，欣然改头换面。今天它是绝对专制体制，明天就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后天则又换成了议会制。如德国等贵族统治地位较为稳固的地区，贵族将上帝的恩赐作为其合法性的唯一依据，而在意大利等贵族统治地位并不那么稳固的地区，贵族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在神授之外加上了大众意志。在不同的模式下，贵族制能够进行很大程度的调整。在君主时期的法国，法兰克与纳瓦拉地区君主（Franciae et Navarrae Rox）摇身一变成为法兰西国王（Roy de France），而后又变为“法国人的皇帝”（Roi des Français）。
与此对应，理论上来讲政党内政治生活更倾向于民主制度，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这是因为政党通常建立在多数原则和群众原则之上。这种情况下，贵族政党（die Parteien der Aristokratie）最终会失去它们原则中的贵族特性：本质上，它们仍然反对民主，但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时期，它们还是不得不去拥护民主制度，或者将自身伪装成民主的样子。在实际的国家和民众生活中，民主制原则的本质符合赫拉克利特（Heraklit）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理论，依据是其大众意志和多数的不断变化的特点，而保守派诸多原则的本质则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们将通过经验主义验证得出的好或者最少的恶（wenigst Schlechte，或者为“必要的恶”）作为其永恒基石或规范。但是，我们不应把保守主义者所倡导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无条件地维持现状。如果保守主义者仅仅是对现状的承认，特别是对以现有法律方式认可的东西予以承认，那么他们就会走向自我毁灭。3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某一阶段，旧式的保守派丢掉统治地位并被为民主原则斗争的新阶层所取代，保守主义政党采取了对当时国家秩序的敌对态度，有时还会带有某些革命特征。4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政党从一个出于本能和信念而热衷于贵族式排外主义的小集体变成了一个大众政党。只有大众才能帮助他们恢复旧贵族制最初的纯洁性，并将持有把民主政体送进坟墓的观念、拥护保守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他们充分认识到民众的苦难，就像法兰西共和国时期的保皇党人一样，他们甚至试图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进行合作，并向后者承诺将保护其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维持甚至扩大其强大的工会组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消灭共和制后，重新恢复贵族政治原则的最高形式——君主制。君主和穷人将消灭富有的资产阶级寡头制。民主制应该通过大众意志之上的民主方式来废除。民主道路是垮台的贵族制重新获得统治地位的唯一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保守派并不是等到他们彻底失势后才关注工人群体的，在诸如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工人阶级成为民众的主要部分时，保守派会自发地将关注重点转向他们。5同样，在存在广泛普选制度的非议会制国家中，贵族的政治生存只能依靠大众的怜悯，但在内心他们又反对大众拥有政治权利和政治能力。出于政治上自我延续的本能，前统治者们在选举期间被迫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采用民主方式和煽动式宣传策略，这其实同社会中最近出现的、人数最多以及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阶层——无产阶级——所用的策略并无二致。
相较于在议会中采取的方式，今天的贵族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保证自身的政治权力，在大多数君主政体中，贵族不需要成为议会多数派就能直接掌握国家政治领导权。但是，出于政治掩饰以及对公共舆论的影响的目的，贵族统治者总还是需要足够的议会代表权。为了获取这种代表权，贵族不会将自己的真实原则公之于众，也不会仅仅获取拥有相同目标的同伴的支持。一个容克贵族政党如果只寻求本阶层以及相同经济利益人群的支持，它无法在任何一个选区获得选举胜利，更不可能在议会席位中获得优势地位。一个保守派候选人如果告知他的选民，他们无法对国家命运产生真正的影响，所以他们的选举权必须被取消，那么这个人肯定在为人上极为诚实，但在政治上十分愚蠢。他只有一条途径能够顺利进入议会，即以民主主义姿态登上选举舞台，以平等的语气跟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交流，并让他们相信他和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贵族不得不服从于民主原则来获取被选举的资格，尽管他们并不认同，甚至从内心深处鄙夷这一原则。他们真正要追求的是权威，以及对有限选举的维持。更确切地说，维持有限选举也就意味着废除危及他们传统特权的普选。但是他们同样意识到，民主已成为时代压倒一切的主题，坚持这种政治原则在政治上会陷入孤立，无法为政党政治活动奠定基础。于是，他们与民主主义者一样去追求政治上的“大多数”，并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民主这群狼[2]一同嚎叫出对政治上的大多数的强烈要求。
普选对保守主义候选人的外在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以至于当具有相同政见的两位候选人在同一选区相遇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左转，突出自己对所谓的民主原则的捍卫，以表现出与竞争对手的不同。
这一点也有助于证明以下事实，即保守主义者也力求按照现代政治原则行事，而过去诸如“被召唤者众，被选定者寡”的宗教箴言以及“完美通常只会被上帝赋予少数人”的心理学观点都会被上述原则所取代。正如弗里德里希·库尔提乌斯（Friedlich Curtius）总结的那样：“少数精英对保守主义政党而言，意义不大，他们必须控制民众，通过民众进行统治。”6尽管旧统治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根深蒂固，然而他们不得不在选举期间给自身古老的政治外衣添加上民主的装饰。
自由主义理论最初也没有将希望放在民众身上，它依靠特定阶层的支持，这些阶层拥有财产、受过教育，虽然还不曾在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却逐渐掌控社会其他领域。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众仅仅只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蝼蚁，唯一的作用是成为自由主义者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民众对这些目标一无所知。德国第一位著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罗特克（Rotteck）曾痛斥王权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迫使中产阶级寻求底层民众的支持，他还区分了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这两种不同的民主模式。7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期间，劳默（Friedrich von Raumer）在巴黎抱怨，一旦大众获得了权力，便很难从他们那里再夺回来，“除非侮辱他们，并挑起他们对新的领袖的革命”8。与此同时，劳默又用浪漫赞歌式的语言赞扬他的祖国普鲁士：国王与民众共同生活在“一个本质极为高贵而圣洁的地方”，中产阶级对现状满意，不再要求更多的权利。9研究北德意志联邦议会（Norddeutscher Reichtag）发源史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斯贝尔（Heinrich von Sybel）是又一位自由派领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坚定捍卫者。他就曾公开反对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基于上述自由主义者对“民众”一词的特殊理解，他认为这种选举权将是“任何形式的议会制走向终结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统治权。为此，他迫切并带着警告的口吻请求道，不要将大量的民主专政元素引入新的德意志联邦，这会导致德国君主制的扭曲。10自由主义者对民众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也可以从他们对贵族制原则和制度的态度中看出。罗舍尔（Roscher）认为，自普选制产生以来，这一制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产生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选民大众或者下议院，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学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王权和上议院的实际职能，以保证不让所有决定都让下议院来做。11他同样认为，在缺乏全面翔实的统计分析，即在没有对国家内部各个阶级人口数量关系进行细致分析的前提下，不能扩大选举权的范围。12最近，德国国内政党政治团体中最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派组织——国家社会主义阵线（das nationalsozialen），也开始表达出对民众权利的担忧：不能仅由变化无常且无法预测性的大众意志来影响国家事务，应该存在一种独立于大众之外的、带有贵族元素的力量对大众意志进行限制和监督，这种力量应具有否决权。13
在过去近一百年里，从罗特克（Rotteck）到瑙曼（Naumann），德国学者们不遗余力地从理论上将民主制和军事君主制这两种天然对立的制度高度统一起来。同时，他们还努力追求另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将君主制尽可能地去封建化（entfeudalisieren），或者说用专业权威代替贵族，对王权进行监护。这些学者（下意识）自我设定了理论构建任务，其应用对象就算不是所谓的社会君主政体（sozialer Königtum），至少也是大众君主制（volkstümlicher Königtum）。很明显，这种理论建构目标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尽管它并不必然（在方法上）与科学矛盾或对立，但事实上它与科学毫无共同之处可言，因为它本质上就处于科学范畴之外。我们没有理由将德国国内出现类似“法国七月王朝”的倾向这一事实归咎于德国的学者们，因为这一倾向出现的根源在于现实政治领域。但是，学者们把数十年来主导普鲁士—德意志的君主制原则与追求的大众君主制（社会君主制）相提并论的做法，难道不是有违历史的吗？德国大部分自由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都混淆了现实与梦想，这源于德国自由主义的天然的缺陷。1866年之后[3]，德国自由主义什么都没有做，仅仅是改变了政治立场，即打击社会主义，同时主动放弃在政治上解放德国中产阶级的尝试。他们错误地认为：德国的统一以及霍亨索伦王朝的建立能让他们的民主愿望全部或者基本实现。现代君主制（世袭君主制）的基本原则与民主制原则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有限君主制/立宪君主制（Cäsarismus）可以是民主政体，至少它仍包含民主的成分，因为它的基础是大众意志；与此相反，传统君主制与民主毫无关联。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概括：在现代政党活动中，贵族制经常以民主的姿态示人，而民主制则接受了一些贵族制的元素，即披着民主外衣的贵族制和吸纳贵族制元素的民主制。
政党政治活动往往以民主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让一些肤浅的观察家难以察觉其贵族化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寡头化倾向。这种倾向遍布于所有政党团体之中。本书将会以民主党派，特别是社会革命工人党的内部结构为观察对象来说明这种倾向。保守党派在非选举期间的寡头化倾向非常明显，因为它原则上满足了政党寡头化的特征。革命性政党无论是其产生的目的还是纲领，都是对寡头化倾向的否定，或者说它们就是为了反对寡头而产生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到这些政党内部也表现出明显的寡头化现象，那就有充分的理由印证“任何带有明确目标的人类组织都内在地包含寡头化趋势”这一论点。
从理论上讲，提倡社会革命的民主党派的核心目标是与一切形式的寡头统治作斗争。那么这就存在以下问题：如何解释这一类政党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出现了与其宗旨相悖的寡头化倾向？对这一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分析与回答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当今经济与社会高度相互依赖的情况下，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理想的民主体制不可能实现。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在当前社会秩序下，试图推翻当前秩序并计划建立新秩序的诸多力量中，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哪种程度？）坚持并推动理想民主制度前进的力量？
第二节 社会斗争的伦理外衣
熟悉历史的人都不难发现，任何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会极力思考，如何将他们积累的政治权力传给下一代。政治权力的血缘传递始终是统治阶级保证统治权的最有效的手段。在性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市民家庭秩序和它的附属物，即婚姻的不可分割性、对通奸女子的严厉惩罚和所谓的长子继承权。因此，历史进程总是相似的[4]。就目前掌握的有限史前历史资料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市民家庭秩序中会形成一种倾向，即男主人生前获得的经济财富，无论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都将被当作他的合法遗产留给与其血缘关系最为纯正的后代。在政治领域存在同样的倾向，这种倾向通过人类的内在本能保持了下来，并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得到发展。在朴素的心理类比作用下，由这种经济秩序转化的政治权力也完全被视为一种可继承的私有财产。在任何历史阶段，政治领域都存在一种“父系本能”（der väterliche Instinkt）的强大力量，以保证政治遗产的获取与继承。这种本能导致了选举君主制的没落以及世袭君主制的产生，维持自己家族在社会秩序中已经取得的地位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强烈愿望。正如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在自身没有子嗣（类似天主教高级教士）的情况下，就会自发形成一个牢固裙带关系网，14这是他们自保以及世袭继承制的一种极端形式。
即使那些在国家法律和原则上完全排斥贵族制的国家，贵族制还是会通过双重方式再次自动出现在国家事务中。尽管北美的民主人士看似生活在一个不存在贵族的共和体制下，但他们想要在脱离英国王权统治的同时真正完全摆脱贵族制，则还需要走很长的路。因为在美国，亿万富翁、铁路大亨、石油大王、猪肉大王等新贵族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现象绝不仅是近期原因所导致，比如资本集中不但让北美新贵族社会权力积累，还扩大了其团体的影响力；同样，也不完全是由古老而严格的共和主义精神与传统欧洲观念、偏见及野心的逐步和解导致的。即使新生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我们仍可以从托克维尔的论述中得出，美国人往往对自身作为第一个登上美洲新大陆的开拓者的身份感到自豪。15但在这些原生共和主义者中，依然存在非常明显的“贵族式偏见”。直到今天，拥有荷兰姓氏和血统的家族在纽约州形成了庞大的势力群体——一个没有贵族外部表象的真正贵族阶级。在现代德国，我们目睹了过去四十年以来，德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逐渐贵族化的过程。16同时，德国中产阶级也出现封建化倾向。如此看来，德国庶民的解放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庶民阶层通过不断输送新鲜血液和新的经济力量壮大了他们的天然政敌——贵族阶层。那些资产阶级的新贵们急切地融入贵族阶层以求获得旧的统治阶层对他们的认可，即赋予他们与旧的统治阶级作为同一阶层的合法性资格，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追求。这种被认可的“资格”不能仅视它为后天获取的，更确切地说，它成了一项世袭权利。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世袭原则（尽管它是虚假的）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整合，加速了社会新贵阶层对贵族身份的适应过程。
新旧阶层之间的激烈斗争，有时声势浩大，有时悄无声息，甚至不被人们所察觉，但往往道德成了一个新的斗争场域。在这个民主时代中，道德成为被任何人利用的武器。旧体制时代，统治者以及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的人只强调他们的个人权利。相较于旧体制，民主则显得更为圆滑和狡诈，在民主时代，仅仅诉诸个人权利是不道德的。如今，所有在公开场合的言行都是被冠以大众或者共同体的名义的。政府与反政府者、国王与政党领袖、坚持君权神授的暴君和篡位者、极端理想主义者与野心家，所有人都说自己属于“大众”，并声称自己的行为代表全体大众的意志。
道德已经成为人们进行现代社会阶级与大众活动所必需的主观附属物。每个政府都寻求将一般道德原则作为自身实际权力的支撑，所有社会运动都戴着博爱主义的面具。各种以阶级利益为导向的政党尚未夺取统治权之时，总是对外庄严地宣称自身要解放受少数统治阶级奴役的大多数，以及建立能够保障大众权利的新政权以取代旧式统治。民主国家的话语体系总是丰富精彩的，其所用的术语充满各种隐喻和类比。民主的土壤中催生了民意煽动者，他们多愁善感，很容易对大众所遭受的痛苦表示出同情。对此，莱昂·都德（Léon A. Doudet）指出：“受害者呵护着他们的语言，而刽子手陶醉于自己的眼泪哲学。”17每一个释放出信号将向统治阶级的特权发起进攻的新兴社会阶级，都会树起“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当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准备与贵族、教士展开大规模斗争时，他们推出了神圣的《人权宣言》作为自己的斗争依托，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今天，在另一场影响力空前的劳工阶级运动中，我们亲耳听到运动发言人宣布，他们进行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出于本阶级私利的动机，而是为了消除产生这一动机的一系列因素。他们的歌词中也不断宣传“要消灭一切阶级，建立充满博爱友善的社会”。
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宣言》并已经取得胜利。但是，他们所提倡的是共和，而不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如今只能在法国监狱的入口看见。巴黎公社被誉为是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权的首次尝试，并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尽管巴黎公社坚持共产主义原则，但它与顽固的资产阶级财团一样，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忠贞不渝地保护法兰西银行。目前我们已经历了太多次革命，但从未见民主制度建立。
政党尤其喜欢将自己视为所有人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全体公民的代表，并宣布自己以所有人的名义为所有人的福利斗争。只有社会主义政党的发言人有时会宣称自身代表的是特定阶级的利益。但是，为了冲淡这种阶级性，他们又补充说社会主义政党的最终利益与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与其宣传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同代表着少数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相比，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相对来说要真实得多。如果出于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在选举中可以声称社会主义为所有人服务且不求任何回报，但在现实中，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巨大差距使这种承诺不可能实现。如果无产阶级想让自己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普莱斯王子（Fürsten Pless）获得相同的经济地位，那么只有将那些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然而，这样意味着大资本家们所拥有的财富会急剧减少。同样出于机会主义考量，社会主义政党根据一种表面的社会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依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划分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而希望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这一原则将收入多少这一完全表象的特征作为个人阶级归属唯一或者最重要的标准，因此根据它来划分的话，所有政府与非政府工作人员都可以划归为无产阶级，这在现实政治中或许是有效的，但将无产阶级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的做法存在理论争议。根据这一理论，普鲁士总理和克虏伯公司的总经理们作为不占有生产资料者都应该是无产阶级，如果他们有“阶级觉悟”，他们就必须积极追随社会主义。18
新生的解放运动所表现出的理想化倾向被一些反民主的学者认为是自欺欺人和海市蜃楼，因为它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19事实证明，任何号称为所有人谋福利的阶级运动都将被打上自相矛盾的标记。人类不能缺少“政治阶级”，但其只能占据社会的一小部分。
注释
1．相比较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现在，人们在18世纪末对这一点有更清晰的认识：“奴仆的恐惧，是建立在难以逾越的王座的威严、无数卫兵、庞大军队以及永不停息的复仇之剑上的，简言之，就是建立在不可抗拒的力量基础之上，这是君主制保持稳定、暴君与他的仆臣维护安全的唯一法门。有时命运会给不幸的大众带来一位解放者（居鲁士大帝），他打破旧镣铐，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如同父亲般的统治手段建立一个新的王国；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而且这种良好的政治状态依靠的是个人能力，它难以持久。邪恶的根源依然存在，那些愚蠢、恶毒的继任者很快会摧毁仁慈的统治者（那位‘解放者’）所创立的所有东西。”（C.M. Wieland: „Eine Lustreise ins Elysium“, Siehe Sämtliche Werke von C.M. Wieland, Bd.I. Wien 1803, F.A. Schrämbl, p.209.）
2．J.J. Rousseau: „Le Contract Social“, 6. Edit., Paris 187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91.
3．关于保守主义的本质，可以参考奥斯卡·斯提尔里希（Oskar Stillich）的著作。Oskar Stillich: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Bd.I: Die Konserwativen“, Leipzig 1909, Klinkhart, p.18 ff.
4．或者是“反革命”，“革命”这一词语经常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意义，它的词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革命”一词通常仅用于指代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之间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斗争必须以暴力形式进行。从逻辑上讲，“革命”通常具有根本性和颠覆性，不能将其限定为某个阶级的行为，也不能将其视为某种特有的暴力形式。因此，无论是上层阶级还是下层阶级，无论是使用冷兵器或依据法律、经济等，这些因素都无关紧要，革命者指的是任何阶级中试图完全改变现状的一批人。从这个角度来讲，革命的与反动的（与“保守的”相对应）、革命与反革命等术语可以合并。将这种纯粹的理论发展性表达与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完全具有科学性，如1830年劳默（Raumer）在巴黎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很好的陈述：“他们所有人（自由派）将革命视为推翻一切旧制度和罪恶的行为，而将所有恢复这种制度与罪恶视为反革命。另一方面，他们的敌人将革命视为一切愚蠢和罪恶的综合行动，反革命则意味着重建秩序、权威和宗教等”, Friedrich von Raumer: „Beriefe aus Paris und Frankreich im Jahre 1830“, Teil Ⅱ, Leipzig 1831, F.A. Brockhaus, p.26；类似观点也可参照Wilhelm Roscher: „Politik, Geschichtliche Naturlehre der Monachie, Aristikratie und Demokratie“, 3. Aufl. Stuttgart-Berlin 1908, Cotta, p.14。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现实政治中的价值判断是实现政治目的甚至道德目的的有效手段，但不能将其作为定义历史发展趋势的工具，更不能将其作为自身的世界观。
5．在极为激烈的1910年大选中，可以说自由派和保守派通过互相斗争的方式来争取同一类政治诉求，即都为了社会民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所不同的是，一方拥护民主思想，承诺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另一方则将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所有不幸呈现给他们。相同的是，双方都承诺会遵守诺言，都不遗余力地全面发动宣传手段，去承认和宣扬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种决定性社会力量。当时的社会主义报纸清晰地体现出了这种情况：“英国的保守派不向工人宣扬满意，而是激发他们的不满。当德国保守派不断向工人们宣传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人生活状况都不如德国时，英国的保守派则致力于宣传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没有像英国这样糟糕。”
6．Friedrich Curtius: „Über Gerechtigkeit und Politik“, Deutsche Rundschau, No.23, Heft 4, 1897, p.46.
7．Carl von Rotteck: „Allgemeine Geschichte vom Anfang der historischen Kenntnis bis auf unsere Zeiten“, Band Ⅸ, Freiburg 1826, Herdersche Buchhandl, p.83.
8．Friedrich von Raumer: „Briefe aus Paris“ usw, loco cit., Vol. Ⅰ, p.176.
9．idem, Vol. Ⅰ, p.264.
10．参见Otto von Diest-Daber: „Geldmacht und Sozialismus“, Berlin 1875, Puttkammer u. Mühlbrecht, p.13。
11．Roscher, Politik, loco cit., p.321.
12．Roscher, idem, p.336.
13．马丁·哈德（Martin Rade）支持赫尔梅斯·冯·格拉赫（Helmeth von Gerlach）在马尔堡（Marburg）的选举活动，他在一篇评论文章（Das Allgemeine Wahlrecht ein königliches Recht, Hessische Landeszeitung, ⅩⅫⅠ, Nr.25, 1997）中写道：“我们的帝国议会（Reichstag，即德意志帝国议会，由民众选举产生）直接影响政府活动，单独掌握国家内政外交大权。但是帝国议会只是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帝国议会之外，或者说在它之上，还存在联邦议会（Bundesrat，非民选，由各个邦国君主派代表组成）——帝国宰相与皇帝以及各邦国君主委任的代表们拥有法律制定的最终决定权。”当帝国议会的民选议员们能够合理传达民众意愿时，联邦议会有时会成为民众意愿的有力支持者，但当联邦议会认为帝国议会的决议有失妥当时，它将拒绝立法，事实上联邦议会经常这么做。这样就能够保证普选制受到一定限制，正如树木无法冲天生长那样，这也说明关于立法权所设置的两院制（即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是合理的。
14．Gaetano Mosca: „Il Principio Aristocratico e il Democratico nel Passato e nell' Avvenire“, Discorso Inaugurale, Torino 1903, Stamp, Pravia, p.22.
15．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 Paris 1849, Gosselin, Partie Ⅱ, Vol.Ⅱ, p.19.
16．参见Werner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ⅩⅨ. Jahrhundert“, Berlin 1903, Bondi, p.545 ff.。
17．Léon A. Daudet: „Alphonse Daudet“, Paris 1998, Bobliothèque Charpentier（E. Fasquelle）, p.142.
18．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业官僚（包括公司高级经理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作者于1908年参加在佛罗伦萨举办的第二届意大利科学大会上的演讲。„Sulla Decadenza della Classe Media Industriale Antica e sul Sorgere di una Classe Media Industirale Moderna nei Paesi di Economia spiccatamente Capitalistica“, erschienen im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Vol.ⅩⅩⅦ, serie 2a, 1909.
19．参见Gaetano Mosca: „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 l.c.p.p.75。
[1]也可译为“我行我素”。——译者注
[2]原文是Wölfen，指在贵族和保守主义眼里看起来像狼一样的民主主义者。——译者注
[3]1866年普奥战争奠定了德国统一的基础。——译者注
[4]总会在原始本能之上产生伦理的外衣，同样，权力世袭的本能也需要并会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一样的合理性外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