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北朝时期，文才与仕宦之间的相互关联已颇为时人瞩目。史载，丘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发弛纵，无形仪，不治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1]丘灵鞠入齐后文坛影响力锐减，正与其“仕宦”不显直接相关。不止如此，文士对于才名、势位的态度，也是南北朝舆论评骘士人优劣的重要标准[2]。至于才位变化，更会引起同族子弟之间的竞争意识[3]，遑论早年家世背景、仕路起点相近的同侪人物。较为脍炙人口的例子，当属任昉与萧衍。史载：“始梁武与（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骑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笺云：‘昔承清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4]所谓“三府”，即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府；“三事”，据韦玄成《戒示子孙诗》“天子我监，登我三事”句下颜师古注：“三事，三公之位，谓丞相也。”[5]“记室”“骑兵”则分别为记室参军、骑兵参军的省称，前者为两晋南北朝公府记室曹长官，后者为东晋南朝诸公、将军府骑兵曹长官[6]。有感萧衍、任昉二人前后地位的悬隔，李商隐《读任彦昇碑》说：“任昉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梁台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7]李商隐早年师从令狐绹之父令狐楚，令狐绹仕路通达，直至大中四年（850）十月拜相；李商隐却沉抑下僚，并在给令狐绹的《别令狐拾遗书》中抱怨“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8]。可知，李氏诗中实则借任昉、萧衍身份之变寄寓了自身落后于同侪的人生况味。

文人在官场、文坛的位望也会影响时人对其具体文学作品的评价。张率十二岁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余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9]。据《梁书·张率传》，张率卒于大通元年（527），时年五十三岁，则知其十六岁时为永明八年（490）。此时沈约作为永明体创制者之一，是为引领一时风气的文坛宗匠。故而虞讷听闻张率之诗为沈约所作，“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这种前倨后恭的变化，正是沈约“名人效应”扭曲作品评价的反映，也集中代表了官场、文坛地位与作品评价之间颇为微妙的制约关系。当然，这种情况自汉代就已经颇为明显。扬雄去世后，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向桓谭询问扬雄著述能否传世。后者回答：“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10]可见，桓谭以“文义”、论见本身肯定扬雄著作的传播价值，显然超越了常俗以“禄位容貌”评判著述的误区。只是以貌取人、以官论书的倾向迄至南北朝亦相沿不改，虞讷自可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较早对文学、权位之关联进行系统论述者，当属卢思道《仰赠特进阳休之序》。其云：“夫士之在俗，所以腾声迈实，郁为时宗者，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才则弘道立言，师范雅俗；位则乘轩服冕，变代天工；年则贰膳杖朝，致养胶序。”[11]在卢思道看来，“才”“位”“年”是俗世眼中成功者必备的三大途径：“才”是弘道立言的文事能力，“位”是位高权重的政治能力，“年”则是年高德劭的道德影响力。三者若得其一，自可“腾声迈实，郁为时宗”。不过，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三者并非彼此孤立，“才”与“位”往往相辅相成，“年”则是前两者促成的结果。正因如此，江总《明庆寺诗》才有“十五诗书日，六十轩冕年”的感慨[12]。一般来说，兵乱灾荒时期往往会抬升士人心目中“年”的价值定位。如萧允在侯景之乱期间寄意栖隐，自称：“患难之生，皆生于利，苟不求利，祸从何生？方今百姓争欲奋臂而论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于一书生哉？庄周所谓畏影避迹，吾弗为也。”[13]不过，排除战乱时期多弃荣求存的情况，“才”与“位”一般才是士人主流的价值目标所在。同时，“才”不因“年”“位”而贬损其独立价值，即使“年”促“位”卑，仍可能因“才”而产生不朽的影响。姚思廉评价沈炯说：“仕于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职，及下笔盟坛，属辞劝表，激扬旨趣，信文人之伟者欤！”[14]到唐人这里，则进一步丰富了“才、位、年”三元价值思维的构架。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15]可见，其着意剔除权位因素，凸显“才”“道”合一的编选标准，成为由“才”“位”“年”相结合的俗世价值观向“才”“道”“权”分离的文道观转变的时代信号。总之，“才”与“位”（或“权”）之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内在关联。若在文学、政治的交叉视域下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命题则可归入文学与选官制度交互影响的范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