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底层逻辑:战略大师李德·哈特的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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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史的重要性

八十年前[6],约翰·理查德·格林[7]在其历史畅销书《英国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这样表述道:“在欧洲国家的真实故事中,战争仅仅起了很小的作用,而在英格兰,它的作用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小。”这真是一个与历史相悖的惊人说法。在今天看来,它的讽刺意味引人侧目。

这一观点也许导致了之后我们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在最近的几代人中,尽管所有其他知识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于战争的系统性研究在大学里受到的关注却极少,从政府方面获得的资助也少得可怜。

约翰·格林

格林认为战争对国家的影响较小,这与东方的孙武看法相反。类似的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不受个体和偶然事件影响;“将军和国王们”并不重要,他们的争吵干扰不到历史潮流的涌动。

大学对战争研究的忽视跟进化史观和经济决定论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事物的发展不受个体和偶然事件影响;“将军和国王们”并不重要,他们的争吵干扰不到历史潮流的涌动。

这其中的荒谬显而易见。如果波斯人征服了希腊,如果汉尼拔占领了罗马,如果恺撒不愿跨过卢比孔河[8],如果拿破仑在土伦阵亡,谁能相信世界历史还会一成不变?如果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9]中被击败,或者——就在不久前——如果希特勒抵达了多佛而不是留在敦刻尔克,谁能相信英国的历史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重大事件,即改变历史的“意外”,不胜枚举。但是在所有造成历史进程突变的因素中,战争是偶然性最少的一种。

实际上,在那些最能影响历史进程的战争中,理智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运气。创造性思维往往比勇气甚至是天才的领导更重要。将其归因于战斗中的灵光一现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习惯,而比较接近事实的是它来自于很久以前就撒播下的种子,例如获胜的一方对新的军事技能的应用,或者是战败一方本可以避免的军事技能的衰退。

与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同,“常规”军人并不能定期地履行他的职责。甚至可能有人争辩说,从字面意义上讲,军人根本就不是一种职业,而仅仅是“临时雇佣”——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当不打仗也领薪的正规军取代了为了战争的目的而招募和付酬的雇佣军之后,军人就不再是一种职业。

如果说就工作这一角度而言,严格来讲“职业军人”并不存在,当今大多数的军队也不适用这个说法。但在实践中,这一观点却得到了强化,因为与过去相比,现代大型战争的次数虽然减少了,但规模却更大。而在和平时期,即便是最到位的训练跟战争的实践相比,也只是纸上谈兵。

但是上述经常被人引用的俾斯麦名言对此给出了不同的且较为鼓舞士气的观点。它使我们认识到存在着两种实践经验——直接的和间接的——而这两者之中,间接的实践经验可能更有价值,因为它无疑是更为广泛的。即便是在最为活跃的职业生涯中——尤其是士兵的——获得直接经验的机会和可能性也极其有限。与军事正相反,医疗行业有着持续不断的实践机会。然而,医药和外科医学的巨大进步也要更多地归功于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而不是执业医师。

在本质上,直接经验过于狭隘,以至于无法形成充分的理论及应用基础。充其量,它们只能制造一种僵化思维的环境。而间接经验的更大价值在于它们的多样性和广泛度。“历史是普遍的经验”,它不是某个人的经验,而是许许多多人在各种条件下的经验。

军事史在士兵的训练和心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也是它作为军事教育基础的合理解释。但是,与所有经验一样,其效果有赖于它的广度、它与上述定义的契合程度,以及研究方法。

军人们一般认为,拿破仑那句经常被引用的格言中包含着普遍的真理:在战争中,“精神的作用是物质的三倍”。实际的算术比例也许没有意义,因为如果武器不足,士气就容易低落,而再强大的意志放在死人身上也毫无用处。然而,尽管精神和物质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这句话却经久不衰,因为它揭示了精神因素在军事决策中的主导作用。

拿破仑

拿破仑认为,在战争中,“精神的作用是物质的三倍”。精神因素常常改变了战争和战役的结果。

精神因素常常改变了战争和战役的结果。在战争史上,它们构成了更为恒定的因素,只是程度有所变化,而几乎每一场战争和军情中的物质因素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