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的抵抗线
——战后日本思想斗争中的竹内好鲁迅论

竹内好：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开创者

一个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它要有一个开创性的原点，要有一个不拘一格独自建构起思想学术生成核心的开拓者，凭借敏感的才觉把握到历史和现实的脉动，从而提出足以应对时代要求的基本命题；另一个是需要不断有后继者追寻和反思这个基本命题并与开拓者进行对话、交锋乃至激烈的抗辩，又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将新的课题纳入思考的视野，从而逐渐累积起一个厚重开放且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

战后七十余年间的日本鲁迅研究正是这样一个形成并逐渐累积起来的传统过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50年代前后，竹内好通过再版战争期间所作的《鲁迅》（日本评论社，1946；世界评论社，1948），发表长篇论文《何谓近代》（1948），出版普及性著作《鲁迅入门》（东洋书馆，1953），确立起通过鲁迅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的现代性并由此反思日本“近代”失败历史的阐释架构；第二阶段在1960年代前后，以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为代表的战后第一代学人在竹内好所开创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掘，筑就了辉煌一时的鲁迅研究传统；第三阶段则是从1970年代末至今这一时期，随着日本战后再工业化的完成，出现了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那种极具思想意义和政治论辩性的鲁迅论逐渐学术化，代之而起的是包括实证研究、社会史视野、比较文学、结构叙述学和文本分析等方法论的多元化的鲁迅研究，虽然竹内好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依然是讨论的重要焦点，但通过鲁迅介入思想论坛的斗争这样一种相当政治化的方法已然退到后台，有关鲁迅的叙述和想象也进入了规范化的学术范围。其中，又可以具体划分出略有差异的、前后相继的两个群体。一个介于战后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者之间，如北冈正子、丸尾常喜等。他们虽然经历了日本社会的巨大转型，但在学术立场和观察视角方面更直接地承接着第一代学者所开创的传统，其讨论问题的逻辑理路依然处于以现代性为规范内涵的脉络中。另一个属于战后第二代知识者，他们在社会进入后现代状况时接受教育而成为鲁迅研究者，如藤井省三、代田智明等。他们对鲁迅的思考和理解不仅更加学院化、规范化，而且多呈现出后现代思想影响下的某些特征。

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开拓者竹内好。(1)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竹内好是一个思想家型的学者，一个运动型的思想家。一方面，如传记材料所示，他一生中的某个时期虽身在学院，但大部分时间是以独立写作者的身份积极地介入社会运动和思想斗争，从而获得广泛声誉的。因此，他的鲁迅研究兼有思想论战和学理探究的两面。我们必须将其放在“二战”前后日本社会的思想史语境下来解读，以深入理解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鲁迅是贯穿竹内好思想历程的原点，他人生的第一本著作是《鲁迅》，最后一篇讲演则为《阅读鲁迅》（1976），通过阅读鲁迅所获得的思想滋养使他在战后提出一系列影响深远而争议不断的议题，如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日本民族主义问题、国民文学论争、作为方法的亚洲、近代的超克等。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直接以鲁迅为对象，但背后的逻辑支撑或思考契机则源自鲁迅。因此，以下的论述将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即竹内好的鲁迅论本体和由此延伸开来的思想议题。

这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是以《鲁迅》（1948年再版）、《何谓近代》（1948）为开端而延伸到《作为方法的亚洲》（1961）的一系列思考活动。它包括“竹内鲁迅”论的本体，以鲁迅为基点展开的有关中日现代化类型比较的论述，以及有关“亚洲论述”的方法论思考。它表现为由鲁迅、中国革命到日本乃至亚洲的、不断向纵深发展并逐步将思考理论化、抽象化的过程，且在积极的意义上深刻影响了日本鲁迅研究和战后思想界。第二个方面，则是以《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1951）和《近代的超克》（1959）这两篇文章为代表的面向日本内部问题的思考系列。它们表面上并非主要以鲁迅为议题甚至完全没有涉及鲁迅，但鲁迅及中国革命作为思想参照或比较的标尺隐含在背后，则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它们依然是毕生以鲁迅为精神向导和思考对象的竹内好的整体思想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且由于涉及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及其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个棘手的问题而引起争论并不断受到批评，故更容易使竹内好的鲁迅论及中国革命论述的成就与不足凸显出来。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必须回到“二战”前后，即日本昭和时代的思想语境和话语实践当中去理解这位复杂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