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预设主题与历史语境

1944年出版的《鲁迅》，是竹内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配合日本评论社“东洋思想”丛书的出版计划而开始写作的一部思想传记。其间，他经历了日本帝国的对英美宣战（由“大东亚战争”转变为“太平洋战争”），本人拒绝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和文学报国会，乃至被征召而赴中国战场等国家、个人之重大事件。因此，《鲁迅》注定是一本带有时代特殊印记和个人思想紧张的叩问灵魂之书。于是，我们看到这部著作是以“关于死与生”为“序章”开篇的。在此，竹内好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鲁迅“在晚年已超越了死”，但这种超越不是思想家而是文学家式的超越。因此，竹内好要从“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其文学诞生的秘密。第二，鲁迅并非宗教性的人，但他的表达方式是殉教者式的。鲁迅的根底里可能有某种“赎罪的心情”，“他是作为一个文学者以殉教的方式活着的”。而在人生的某个时机里，他意识到了人得生存因而必须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达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第三，鲁迅之所以能够“在文学的政治主义偏向中恪守文学的纯粹”，就在于他“让自己与新时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将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在人生的某个时期——辛亥革命后十年的沉默期，鲁迅获得了“文学的正觉”，而文学家鲁迅最后孕育出了启蒙者鲁迅。文学与启蒙，“在他那里一直互不和谐，却也彼此无伤”。

在提出问题的“序章”里，竹内好如此强调鲁迅文学的本源性，当然是要对抗战时日本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政治”对于文学的压迫。那么，在鲁迅那里“政治与文学”构成怎样一种关系呢？这是该书后续五个章节的主题。而在以“政治与文学”为标题的章节里，竹内好借对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的解读，以甚至带有玄学味道的表达方式阐述了两者“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2)

这是一段相当抽象的议论，我们不必认真计较“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含义，但大致可以体会到竹内好强调文学的存在价值乃在于表达对一般政治的厌恶和唾弃！实际上，首先是文学家而后成为启蒙者的鲁迅，其文学本身是高度政治性的。对这个“政治性”，在该书“附录：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中，竹内好在对中国批评家平心，还有政治家毛泽东、瞿秋白的论述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鲁迅是有着一颗朴素真诚之心的文学家，他直面当时中国的后进性而拒绝一切解放的幻想。于是，只有“绝望”。然而，他并没有将“绝望”目的化，并“没有把目击黑暗的自己同黑暗的对象分开”，而是在黑暗中“挣扎”。“为了生，他不得不做痛苦的呐喊。这抵抗的呐喊，就是鲁迅文学的本源，而且其原理贯穿了他的一生。”换言之，这“抵抗的呐喊”正是鲁迅文学的最大政治性。如果要给鲁迅一个历史定位的话，竹内好认为：他是介乎于孙中山和毛泽东之间的“一个否定的媒介者”。而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3)

以上，是竹内好《鲁迅》一书的基本观点，即探索鲁迅文学的本源，从中提取出“抵抗”（挣扎）精神，由此来说明文学家鲁迅与启蒙乃至中国革命的政治关系，并定位其在历史中的位置。其中，对文学价值之本源性和重要性的强调，即对“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的追究，乃是竹内好的根本立场——预设前提。这个预设的前提，既关乎《鲁迅》一书的成功，也与其失败密切关联。所谓“成功”是指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竹内好将鲁迅的文学性提升到哲学乃至宗教性的抽象层面，在与启蒙的协调性关系和政治的对抗性结构中肯定了文学的终极价值——抵抗的呐喊。同时，青年竹内好强有力地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苦恼渗透到关于对象的叙述中，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投入。由此，构成了《鲁迅》一书引人瞩目的鲜明特色。所谓“失败，在于过度的‘文学主义’”倾向，也造成了其对某些传记史料的误解，甚至曲解了文学与启蒙乃至政治本来应有的关系。而无论其成功与失败，都使《鲁迅》这部独特的思想传记得以成为一个学术传统诞生的开创性原点。

在书中，为了认识和追索一个本真的鲁迅，竹内好试图将其“文学置于近似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甚至用接近西田几多郎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式的哲学方式提出“文学的正觉”“回心之轴”和“赎罪的心情”等问题。同时，他又以一般中国人缺少宗教性为由，把自己提出的问题消解掉——强调这个“本源性”无法被说明。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中，竹内好强有力地凸显了自己关注的问题焦点：鲁迅特有的思想品格与其文学诞生的秘密，即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如何在自己的生涯中实践了永久革命这一最大的政治课题。这的确是一个足以让人长期思考的基本命题，而命题本身的“无法被说明”反而构成了论题的开放性和诱惑力，虽然其中隐含着日本浪漫派的思维特征，有走向极端反讽的危险。简言之，《鲁迅》一书从竹内好特有的思想立场出发，提出了鲁迅何以成为真正的文学家以及在“政治与文学”这一矛盾关系中来阐释对象的方法论路径。它成为影响和规定此后日本鲁迅研究走向的基本命题之一。

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与自然科学相比，无法到人类历史和现实中寻求实在的内容和本质规律。因此，马克斯·韦伯提出“理想类型”的概念，强调这是一个设想出来的自身无矛盾的结构，用以描述文化事件。“理想类型”也称为“思想图像”。“这种思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连接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4)进而言之，“理想类型”不是对历史实在本质内容的描述，也不是描述历史的标准。文化科学借助“理想类型”要表现的是历史实在可能有的本来面目。

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这个“理想类型”概念，来思考竹内好上述鲁迅阐释的特征和意义。文学家、启蒙者、革命人，这是竹内好构筑自己的鲁迅认识“思想图像”的三个要素，其逻辑结构在于文学是“本源性”的，启蒙和革命是衍生的，它们构成一个先后有序而不断生成演化的关系。如果说，鲁迅文学的诞生是一个“文化事件”，那么这个“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来分析的“理想类型”，对试图以孤高的文学来抵抗政治高压的竹内好来说，的确是一个有效的阐释架构。进而，如果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并非要探索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而是要表现历史实在可能有的本来面目，那么竹内好的鲁迅论自然有其逻辑合理性和思想表达的鲜明性。当然，后来的研究者对此不断提出质疑也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这个阐释架构只在竹内好那里是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结构”，如果选取另外的视角和立场来看鲁迅，就可能是矛盾而无法自圆其说的了。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竹内好这样言说的独特时代背景和思想语境。

总之，这本负载了应征奔赴战场前竹内好的全部思绪——绝望、困惑、矛盾、挣扎的作家思想传记，与其说是在19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和革命斗争激荡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实证主义鲁迅论，不如说是面对1940年代严酷的战争状态，竹内好以启示录的方式对自己灵魂的拷问。文学是什么？在战争与革命的极端政治面前我们如何定义文学家的位置？文学家与启蒙者乃至革命人构成怎样一种关系？鲁迅是怎样在获得文学的自觉之后最终达成永久革命之政治品格的？这的确是贯穿《鲁迅》一书始终的追问。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1940年代的竹内好以浪漫派式的反讽语言构筑了一个本真的文学家鲁迅。这是一个在面对绝望的现实政治世界保持作为无用者之否定的自我的同时，又直面现实政治世界而得以成为彻底的永久革命者的文学家鲁迅。毋庸置疑，此乃面对战争这一酷烈的日本现实而求其生存的竹内好所解读出来的鲁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