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
中国足球是怎么跑偏的？应该怎样重回正轨？
张路是中国最具权威、最有声望的足球专家之一，是许多中国人的足球“启蒙老师”，也是中国足球发展的伟大建设者。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成绩优异，文体兼优，1973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现为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系足球班。大学毕业后，张路进入了北京足球队，是当时队内文凭最高的球员。退役后，张路既从事过足球研究工作，又从事过足球管理工作，当然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还是足球解说员。张路的解说生动激情，语言精辟凝练，对足球技战术的分析深入浅出，深受广大中国球迷的喜爱。因为对意甲的精彩解说，意大利驻华大使还亲自为张路颁发了意大利“仁惠之星骑士勋章”，他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体育界人士。
张路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倾注心血，深受人们的景仰和爱戴。1999年，他积极推动并最终促成了博拉·米卢蒂诺维奇（Bora Milutinović）接手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之后，米卢率领中国队成功闯入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张路由此被人们视为国足进军世界杯的“幕后英雄”之一。然而，自韩日世界杯后，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屡屡失败，中国球迷在一次次的期待中失望，甚至绝望……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搞足球？”“抓了20多年，中国足球为啥还不行？”“中国足球是怎么跑偏的？”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广大中国球迷，更是所有中国足球从业者们应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分析的。如今，年逾古稀却依然奋斗在校园足球工作第一线的张路，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探索与总结，给出了他的答案。
足球运动的本质和基本功能是什么？
中国足球为什么上不去？我们不妨从足球运动的本质和其基本功能开始探究。众所周知，足球不仅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好玩的游戏之一。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在尽情地享受这项运动带来的快乐。足球为什么可以如此吸引人？在张路看来，答案就在于足球的本质——比赛，“足球运动的基本形式是一块场地，两个球门，两支球队，抢一个球，有进攻和防守，这才是足球”。由此引申出足球运动的三性：第一是集体性，足球运动不是由单一的个体参与，而是以集体的形式展开比赛，并由此满足人的一种本质需求——归属感；第二是对抗性，在足球比赛中，双方会进行拼抢，由此产生对抗，通过足球这种游戏可以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一个人的适度攻击性；第三是多变性，足球场上千变万化，不会出现相同的场景，由此也可以满足参与者的好奇心，并起到锻炼思维敏捷度和提升智力的效果。这三性的集合使足球不单单是一项简单的身体活动，更是一项要解决人和球的关系，同时还要解决人和集体的关系、人和对手的关系以及人和变化时空的关系的一项思维活动。在这个思维活动中，可以体现出集体性、对抗性和多变性，并由此给参与者带来满足感，使其产生兴趣。
然而，在过往我们开展足球运动的过程中，却常忽视其本质，一些所谓的“正规训练”，比如某些足球游戏、足球操等，全是规定动作，没有团队配合、竞争和变化。张路直言：“这样的足球其实不是其本身应该有的面目，更应该成为一种辅助形式，结果很多地方就把这种辅助形式当作了足球本身，使得孩子们失去了对足球的兴趣。”
此外，足球运动的基本功能，在于足球是教育的一种手段，足球运动应该首先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心理素质和生活质量服务的，这是足球运动开展的根本目的。只有当大家都参与进来，同时在场地上比赛，才有可能享受到足球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才能实现增强人民体质，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目标。
中国足球是怎么跑偏的？
20世纪80年代，张路就同北京市大批体校教练、足球老师一道，帮助中小学创建校队、开展精英式选拔和训练、举办各类校际比赛、组建北京少年队等，他本人也因工作出色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和提拔。然而之后的现实却给张路“泼了一盆冷水”：中国踢球的孩子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于是，1989年，张路所在的课题团队对全国22个足球重点城市做了一项为期一年的深入调研(1)，调研的结果是当时全中国常年踢球的中小学生只有大约1万人，其中大连最多，有1000人，北京、上海各500余人，其他足球重点城市大概只有几百人或几十人。除了这22个足球重点城市以外，中国其他城市里几乎很难再找到常年踢球的中小学生。这个现象持续了25年，直到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才有所改善。综观亚洲足坛，日本常年踢足球的中小学生不会少于60万人，仅高中联赛每年就有约10万人参加；泰国目前的注册球员也已超过30万人。
“我们过去发展校园足球，就是为了培养优秀运动员，使其能够在未来代表国家队征战国际赛场并取得好成绩。之所以适得其反，是因为我们只抓提高，不抓普及，把足球变成了少数人的运动，从而造成了中国足球人才的匮乏。”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开展足球运动，只注重提高水平，却忽视了对人的教育和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身体素质的根本目的。
那为什么人少就不行？在张路看来，优秀球员是选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的，“优秀运动员的诞生，首先是要选材。科学训练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一名球员能否达到顶尖水平的还是自身的天赋。中国幅员辽阔，按理说优秀运动员应该有很多，可是他们在哪儿呢？他们分散在全国的各个角落，只有大面积普及后才能发现”。
简言之，国家队要想出成绩，首先需要选出优秀球员；要想选出优秀球员，则需要有足够大的选材范围。如果中国国家队只能从1万名中小学生中选拔后备力量，那么这个选择范围未免过窄，想从中发现足球天才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中国足球长期在低水平徘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足球人口太少。
中国的足球人口是怎么减少的？
通俗地说，所谓足球人口，是指每周规律性地参与足球运动且达到一定强度的人数，主要包括两类人群：注册球员(2)和社会足球爱好者。那我国足球人口少是从哪个阶段开始少的呢？张路表示：“就是从小学开始的，因为我们只注重提高，而忽视了普及，结果把足球变成了一个少数人的运动。我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大约在1983年前后，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联合创建了青少年足球的三杯赛——小学萌芽杯，初中幼苗杯，高中希望杯，全国24个足球重点城市参加。其赛制为：学校的校队参加区里比赛，区里的冠军参加市里比赛，市里的冠军参加省里比赛。三杯赛创办之初吸引了全国大约1000所学校，但之后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萎缩，直至取消。”
那么，足球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何在呢？张路认为，首先，由于学校的校队要参加区里的比赛并争取拿到好名次，所以从小学开始就组建校队，而在校队队员选拔过程中，过于注重挑选身体强壮的小学生，却忽略了那些有意识、有天赋的足球少年，且因学校足球场有限，只有校队能进场训练，其他未入选校队的孩子就失去了大量的踢球时间；其次，进入校队后，校队的老师开展所谓的“正规训练”，加大训练强度，一周练习五次或六次，未达到要求便对孩子加以指责，使得入选的孩子们慢慢失去了对足球的兴趣，还耽误了学习，成了“文盲”加“流氓”；再次，对比赛成绩的过分看重引发了校队间的恶性竞争，“挖人”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各队实力严重失衡，比分悬殊，很多学校不得不选择退出；最后，各地校队谎报年龄、篡改户籍等弄虚作假行为泛滥，不良风气影响了处于成长期孩子的三观。
随着小学组建校队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家长们逐渐不再愿意送孩子去踢球了；选入校队的学生由于大量的训练和比赛耽误了学习，也不再获得任课老师们的支持；家长担心孩子的前途，迁怒校方，学校同样越发觉得办校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索性不再开展足球活动了。由此，短短几年时间里，校园足球的规模急剧下降。
“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恢复足球的根基，我们亟须扩大足球人口，尤其是小学的足球人口。”要想扩大足球人口，就需要观念的转变，一直以来，大家普遍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即家长让孩子踢球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在未来成为职业球员，进而为国争光，或是赚取高薪，抑或考取名牌大学。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人们通常会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培养少数“足球精英”。一方面，学足球的孩子从小就要接受不科学的“早期专业化”训练，身心健康都受到影响，同时为了成绩开展足球运动导致学训矛盾加剧；另一方面，由于场地有限，很多孩子连接触足球的机会都没有。“目前国内平均每年能进职业足球队的只有100余人，能作为足球特长生考入大学的也不过几千人(3)，那么其他人学足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去当‘分母’、当‘牺牲品’吗？”
中国足球界长期以来没能就这一问题给出好的答案，足球普及工作也因此始终未取得突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思考，张路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抱着培养职业球员的目的让孩子们踢球，那肯定不行；我们必须要把目标转变为让孩子们通过足球收获健康快乐，实现立德树人，特别是在小学阶段，不应该过分追求专业化。“要对踢足球的目标进行一个重新定位，我们希望让广大的学生，特别是让那些不可能成为职业球员的学生也能享受足球运动的乐趣，获得身心健康，这才是我们在小学开展足球运动的根本目的。只有把目标放在这个上面，才能做好普及，否则你就没有理由让更多的孩子们去踢足球。”
如前所述，开展足球运动这么多年，我们忽视了足球运动的本质和其基本功能，将足球当成竞技，当成培养尖子，当成商业手段来谋取利益。我们必须认识到，足球主要承担的任务不是竞技，而是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6月14日会见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时所讲：“中国现代足球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与足球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在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人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
如何让中国踢球的孩子多起来？
足球运动只有大面积普及，打好基础，才能带动竞技水平的提升，弥补我们与足球强国间的差距。要想做好普及，同样不能偏离足球的本质——比赛。为此，张路一直在倡导并推行“足球教育应该从‘瞎踢’开始”的理念。所谓“瞎踢”，指的是踢球者不受约束，在无专人指导的环境下自由地比赛，“实际上我推行的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围栏小场地比赛’，它的基本形式是使用每个大约0.8米高、2米长的活动围栏，围起一块一块的小场地。这个围栏的下端是一个金属的底座，底座上有一个夹板，可以更好地支撑围栏。用的时候，就把活动围栏摆出来，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也不破坏场地。活动围栏可以随意组合，这样就把场地分割成多个小块”。
由于小学是我国足球人口稀缺的根源阶段，为此，张路从2018年暑假到2020年寒假期间，在北京市120多个小学推广“围栏小场地比赛”，一年半的时间里一共进行了15万场比赛，共计190万人次参与，平均一个孩子踢了接近60场比赛，一个学期能踢到20场。学生大面积的参与就做到了足球在校园的普及，此外还带动了学生常年参加比赛。“过去学校的足球比赛都是短期的，一个班组一个队，平均一个队每年能踢两三场比赛，达不到常年锻炼的效果，而‘围栏小场地比赛’就真正可以使孩子们通过常年踢球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那么张路所提倡的“围栏小场地比赛”为何能行之有效？原因在于这种模式不仅抓住了足球启蒙培养的三个要点——“要比赛”“要在小场地比赛”“要自由地比赛”，而且还消除了场地短缺、师资匮乏、受伤隐患、学训矛盾、学生运动量不足、学生兴趣不高这六大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瓶颈。
第一，“围栏小场地比赛”可以解决场地短缺的问题，即充分利用现有场地和空间，无须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来新建场地：拥有大场地的学校，用活动围栏可以围出20个左右的小场地；没有大场地的学校，可以改用篮球场围出多个小场地，同时供多个学生在围栏里踢球。
第二，因为学生们只是自由地“瞎踢”，所以不需要专业的足球老师指导，只需班主任提前进行组织，这样师资问题迎刃而解。
第三，由于场地小，学生们没有剧烈的冲撞，在“围栏小场地比赛”开展的一年半时间里，参与比赛的190万人次中没有一例受伤进医院的，受伤概率大大降低。
第四，“围栏小场地比赛”提倡一班两队，一周两赛，且每场比赛只有40分钟，不仅不影响学生学习，同时还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参与其他课外活动，“既不耽误学习，还能强身健体，获得健康快乐，家长们都非常支持”，因此不再存在学训矛盾。
第五，过往对学生进行的传统训练，比如绕杆、射门，既没有对抗，强度又低，学生们在训练过程中渐渐失去了兴趣；但是“围栏小场地比赛”由于存在活动围栏，使得球只在小场地内高速运转，比赛不易中断，学生们也不停地在抢球，因此40分钟的比赛强度很大，保证了充足的运动量。
第六，由于“围栏小场地比赛”每周只进行两场比赛，每次比赛虽然强度大，但均不超过40分钟，因此学生们对踢足球保持了极大的“饥渴感”。实践证明，学生们参加“围栏小场地比赛”的热情非常高，“起初并没有要求全员参与，我认为每个班有一半男生和个别女生参与就很好了，但事实上，希望来踢球的学生比我预期的还要多，不少学校的老师们反馈，全班学生兴趣很足都想参与，从来没有一个项目这么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除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很多著名教练也认为“围栏小场地比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曾担任上海上港（现上海海港）主教练的安德雷·维拉斯-博阿斯（André Villas-Boas）在与我们的对话中表示，年轻球员每周参与过少或过量的比赛都不利于自身成长，因此“围栏小场地比赛”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他进一步解释道：“试想一下，如果我的队友一直在试图过人而不把球传给我，那我会很失望，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参与比赛、赢得比赛的机会。而在划定的小范围内，每名球员都有大量的触球机会，这样就能够有效提升参与者的兴趣与综合能力。”里皮在与我们的分享中也强调了兴趣培养的重要性，认为小球员只有在球场上不断收获快乐而非迫于来自家长的压力去踢球，才能形成对足球的热爱；至于战术，将来还有很多时间去学习，你不能期望“打造”一个8岁的中锋。
博阿斯同样指出，中国的校园足球应该降低家长在其中的影响力，“提出要求与目标是教练的职责，家长所需要做的，是支持孩子自由、开心且没有压力地踢球”。诚如里皮、博阿斯们所言，“围栏小场地比赛”的特点就是自由多、触球多、射门多、得分多、对抗多、开心多、停顿时间少，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需要不停地思考，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创造力。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足坛巨星，例如贝利（Pelé，Éd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基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等，在小时候都有大量“瞎踢”的经历。包括国际足联的青训手册里也专门提到，要想培养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在儿童时期就必须经历自由踢球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球员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冒险精神，才能使他们成为决定比赛的人。张路直言：“足球运动员在场上随时要经历一个观察、判断、思考和决策的过程，这种高速的头脑运转，是智慧和思维的比拼，真正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正是在这方面取胜。如果从小的训练缺乏思考和对抗，球员就难以随机应变，成为职业球员后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很多职业队外教都说中国球员在比赛中极度缺乏创造力的原因。”
目前，“围栏小场地比赛”除了在北京市推广外，已经在吉林省、广东省、海南省等地陆续展开。此外，“围栏小场地比赛”还成为教育扶贫的新形式，让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瞎踢”，阳光、健康、快乐地成长。可以说，“围栏小场地比赛”不仅推动了学校大面积开展足球运动，而且带动了学生常年参与比赛，真正做到了足球运动的普及。
如何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做好普及的同时，还需处理好其与提高的关系。学生在不同年龄段的发育特点及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等都不尽相同，因此开展普及和提高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应当做到“层次清晰、序列明确”。
“层次清晰”指的是要分清小学、初中、高中的不同；“序列明确”意味着要找准普及和提高的差异。在小学阶段，学校的任务就是做好足球运动的普及工作，让更多的小学生有机会接触足球运动、参与足球比赛。在普及的过程中，以开展的比赛场次和参与人数作为考核指标，通过相关的APP进行统计，能够实时更新每所学校、每支队伍、每名学生参加比赛的数据，只需要三名数据员（两名班级数据员负责录入数据、一名学校主管老师负责考核），就能实现对于比赛场次和参与人数的全面摸底。
如果有的小学生不满足于学校的一周两赛，还想进一步提升球技或立志成为职业球员，应该怎么做呢？对此，张路表示，小学阶段的提高工作一定不要由学校来做，而是让校外的足球培训班或业余足球俱乐部等社会机构去承担，此举不仅不会重蹈过往“对学生过早进行专业化培养”的覆辙，还能拓宽足球市场，为许多待业的足球教练及退役球员提供就业渠道。“学校里有限的师资和场地资源必须为普及服务，而不是提高。我也一直在呼吁，千万不要在小学里组建校队，因为校队是为夺取成绩而建立的，是为少数足球精英服务的，也是为提高而存在的，如果学校里开展提高，必然会冲击普及。”
张路以日本为例进一步展开说明：“在日本，公立小学进行通才教育，都是全科老师，没有专科老师，甚至体育课也不需要专业的体育老师来教。起初我对此感到很困惑，非体育专项出身的老师能教体育吗？后来我渐渐理解了，其实小学阶段只需要让孩子们掌握一些基本的体育知识，广泛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没有必要过早地进行高水平训练、要成绩，否则必然会导致强烈的学训矛盾，毁掉大批孩子的前途。”
到了初中，足球运动的普及依然在校园进行。不过，不同于小学的是，初中可以在校园内进行提高，比如组建校队并选拔足球人才，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这是因为初中生相较于小学生往往能够更好地处理学习与足球的关系。足球运动在初中的普及可以分为四种形式：第一种可称为体育大集，即每天中午学校操场对全体学生开放，学生自愿参与体育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与的体育项目，这里面就会有不少学生选择踢足球；第二种是每周开设一节足球课，供有需求的学生选择；第三种是组织校内班级间的比赛，同样是以小场地的形式开展；第四种是积极开展足球社团，主要针对参与班级比赛“未过瘾”的学生，供他们在下午下课后接着踢，然后在社团的基础上，选出合适的人选加入到校队中，代表学校参加高水平比赛。
此外，除了校队，足球学校应是初中阶段提高的主渠道。“进入初中之后，有意向将来成为职业球员的孩子就要花较多的时间进行半专业化训练，但他们也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这就需要找到一种模式来平衡学习与训练的关系。”在担任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期间，张路为俱乐部建立了一支青年梯队和三所足球学校，当时就曾面临上述问题。张路想过俱乐部独立办学，但因无法自授学历，所以未能施行；他也曾尝试与附近的普通中学合作，让梯队的球员平常去合作的中学上课和训练，但这种模式实行了一年之后，这几所中学就没有继续合作的意向了，因为球员到来后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学校整体的教学秩序，场地资源协调使用、与普通学科生共处等方面的问题也陆续显现。经过长期的实践，张路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兼顾学习和训练，还是需要俱乐部与普通中学合作，足球学校由前者建立，球员的学籍挂靠在后者。“未来，随着足球普及程度的提高，俱乐部应将重心转移到其梯队建设中，届时足球学校可以交由教育局或体育局来办，民间力量亦可以办。”张路补充道。
当然，由于初中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快速期，足球学校在选材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漏选或者选入足球学校后被淘汰的孩子，都应给予其继续参加高水平足球训练和比赛的机会，为他们将来重新步入职业足球体系提供可能。因此通过校队训练、比赛和开展校外业余训练同样十分重要，“足球学校是主渠道，普通中学校队和校外业余训练是旁渠道，三者都具有输送人才的功能”。
到了高中，普及和提高依然需要同步进行。普及是为了通过开展足球运动帮助高中生强身健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高考，而普通中学中一些足球水平较高的高中生，则可以通过学校校队和校外业余训练来提高自身水平并准备足球高水平运动员考试。“普及和提高在任何阶段都存在，只不过开展的形式不同，但是两者必须要分开，否则必然会破坏普及。”
目前，我国一直在积极践行体教融合政策，体教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改革事项。对此有学者提出，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的足球赛事体系要充分融合，可考虑为职业足球俱乐部赛事体系内优胜梯队和校园足球赛事体系内优胜校队搭建融合赛事体系，使其上演“巅峰对决”。张路并不支持这一提议，他指出：“足球是为教育服务的，体教融合应是思想上的融合而非体系上的融合。体教融合的重点在于普及而不是提高，在于对广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而不是培养个别精英运动员，这个大方向必须牢牢把握，否则又会跑偏。”简言之，在体教融合这一问题上，不能为了实现“融合”，就盲目地组织职业足球俱乐部梯队和普通学校校队一起比赛，尤其是在初中阶段，因为二者实力太过悬殊，此举不仅无法让俱乐部梯队的球员得到更好锻炼，还会降低校队球员的自信心和参与感，更会阻碍校园足球工作的开展。
如何推进县域足球建设？
要想扩大足球人口，除了注重校园足球，还需要在成年人群中开展足球运动的普及工作，这就需要发展县域足球。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16年4月印发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中明确提出，未来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张路表示：“这5000万人从哪里来，所有职业队的球员加起来绝对达不到这个数字，而这些人就在广大县域里，因此中国足协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是加速推进县域足球建设，开展县级足球比赛。”
一方面，需要加快建立县级足协，并由县级足协举办地区等级联赛，填补中国现行足球竞赛体系的空白。虽然这些地区等级联赛的级别相较于职业联赛低很多，但一定要得到中国足协的官方认证，成为足协下属的联赛。地区等级联赛可以吸纳当地各个系统的球队共同参赛，此举还有助于促进消费，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假设北京的一个业余足球爱好者一年要踢25场比赛，一场比赛大约花费200元，那一年下来就会花费约5000元，这些钱就会‘分给’裁判、场地管理者、食品商零售商等，拉动体育消费。”目前，很多足球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善的地区联赛体系，但我国足球竞赛体系显然还不够健全，而县域足球正是未来的着力点之一。
另一方面，需要重视基层工作，加大力度扶持县域足球开展。目前，县域足球发展长期不受重视，阻力重重。例如，有些省级足协想在县内或市内举办赛事，但底下的县市却积极性不高；有些县市的群众已经自发组建起类似足协一样的团体，也自行举办了一些民间赛事，但当地正规的省级足协却对他们不闻不问，有时甚至还会对他们开展的活动予以限制，这些民间团体也常常因“找不到组织”而苦恼。此外，县域足球在发展的同时，还面临师资、场地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需要中国足协加大扶持力度。从现实来看，可考虑先试点支持，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复制推广。
“2021年，中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2846个，哪怕其中的500个县能成立县级足协，开展地区等级联赛，都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并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张路希望足球普及工作在校园和成年人群中同步开展，只有这样，我国的足球人口才能有质的飞跃，“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这一目标才能实现。也唯有如此，中国足球才能在未来取得长足的进步。
(1) 1989年，以北京体育学院安铁山先生担任组长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的研究”课题组，对全国22个足球重点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详细调查，调研报告发表于《体育科学》1992年第6期。
(2) 注册球员指的是已经加入职业或业余足球俱乐部，且在国家足协或地方足协登记注册的球员。
(3) 2021年，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足球项目的招生院校共有172所，招生人数共计2941人；体育单招足球项目的招生院校共有91所，招生人数共计225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