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周和战国时代艺术

随着幽王之死和都城自陕西迁往河南洛阳，西周于公元前771年终结。诸侯国越来越强势，东周立国君主平王就得到其中两个国家——晋和郑的襄助。周的国势继续衰败下去，在群雄环伺之下苟延残喘，仅能维系王室祭祖，以示“天命”尚未被推翻。公元前770—前476年被称为春秋，因为这个时期的大部分事件都记录在《春秋》和《左传》中。有的诸侯僭越称王，诸侯国之间分合不定，合则以联盟，分则以战争。他们抵挡住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南下，对周王室仅仅敷衍了事，周王室最终于公元前256年覆灭于秦人之手。

公元前5世纪，战国群雄继续相互征伐。在北方，晋国抵制了戎狄的入侵，直到公元前403年，分裂成韩、赵、魏三国。三晋一度与地处华北和东北的燕和齐形成联盟，以抵御崛起于西方的危险势力——半蛮夷化的秦国。一些弱小的国家，如黄河下游地区的宋和鲁，虽然在武力上不算强大，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以涌现伟大的哲学家著称。在今天江苏和浙江一带，吴、越先后跻身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中原大地一度处于来自南方，也是半蛮夷化的楚国的控制之下。楚、秦势力不断膨胀。公元前473年，吴被越攻陷，而越又被楚攻陷，但秦最终占据上风。公元前256年，秦消灭了名存实亡的周王室。33年之后，它终于击败劲敌楚，转而进攻剩下的国家——魏、赵、燕。公元前221年，秦战胜齐，中国全境臣服于秦的铁蹄之下。

直到2018年，周王室陵墓仍未被发现。然而，西安以西140公里的雍城发现的秦都城遗址经历了十载发掘，不仅揭示出宫殿和宗庙，而且发掘出多达33座大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秦景公（公元前577—前537年）大墓，战国群雄都城遗存之丰富可见一斑。[1]秦景公大墓墓穴规模超出安阳最大的商王陵十余倍，虽屡遭盗掘，仍显示出墓坑分为八层，层层累叠了数以万计的柏木枋（图3.1），这本是周王室的葬制，但遭到秦的僭越。多达182名男女奴隶殉葬的遗骸表明，至少秦国仍然保留了商代葬制。

图3.1　秦景公大墓发掘图，陕西凤翔县，战国时期

正如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数世纪甚嚣尘上的政治动荡伴随着社会和经济改革、思想的发展和艺术上的伟大成就。铁质工具和武器开始得到使用。在历史上，私人第一次拥有土地，商业得到显著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货币的发明：铲币行用于华北，而刀币行用于北方和东方。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学者们纷纷充当说客，游走于那些愿意听取他们意见的统治者之间。其中，最开明的当数齐宣王，他欢迎天下各个门派的学者和哲人汇集于他的朝廷。

齐宣王的开明实属例外。最伟大的哲学家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在鲁国不受重用。他的教诲被尊为君子的理想：人人都当克己复礼，不以私利为忧，重礼崇孝，敏而好学，富有智慧和仁心，重视赋予国家秩序和和谐的礼制。但是，在那个纷乱的年代，很少有统治者能够认识到这些规则带来的益处，他们希望在内独揽大权，在外战胜强敌，因此，他们往往对商鞅和法家的权谋之术更感兴趣，而法家思想在秦国集权主义的兴起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不同于孔孟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同于法家的超道德学说，道家提出了第三种解决方案，即不屈从于社会和国家，但遵循普遍存在的天地之间的法则——道。老子提出，各种规范和控制只会扭曲和压抑一个人顺应潮流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哲学是对所有刻板僵化的学派的反动，同时也是逃避那个时代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回到想象世界的途径。事实上，恰恰是因为道家提出对万事万物的领悟并不能从书本中习得，中国的诗人和画家才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楚国就是这种新的自由化运动的中心。伟大的神话哲学家、诗人庄子（约公元前350—前275年）出生于楚国的邻国宋国，正如现代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所观察到的，庄子的思想非常接近楚国的思想，而楚国人屈原和宋玉在被称为离骚体的韵律诗谣中倾注了无尽激情。不仅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歌出现在楚，现存年代最早的帛画也出现在楚国。[2]

然而，在战国时代早期，在北疆缓冲地带上仍然在建的长城的庇护下，中原，即山西、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中心。长城最早的部分建造于公元前353年，它不仅将游牧民屏蔽于外，也有效地将中原人禁锢其中。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对东周时期遗址的关注远逊于对商代遗址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一处东周时期的重要遗址经过科学发掘。在河南新郑，考古学家发现了几座墓葬，随葬铜器展示出从两周之际巴洛克（Baroque）式夸张风格到战国时代早期简朴的形式和更复杂的装饰的转变。与此同时，居住在郑州和洛阳一带的农民们多年来一直在盗掘东周王城附近的金村的古墓。据传，出自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器在风格上展示出新郑铜器较晚的风格向公元前4—前3世纪成熟风格的微妙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众多发掘已经揭示出各诸侯国的奢靡之风。辉县琉璃阁的魏国王室墓葬中至少出土了19套车马（图3.2），显示出旧有的商代埋葬习俗仍然得以延续，但不久以后，陶、铜或木质俑取而代之。[3]

图3.2　车马坑，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时期

金村和辉县的发现都在强国遗址，但不是所有精美的铜器都来自这样的遗址。1978年，北京以南发现了几乎闻所未闻的中山王国的王室墓葬，[4]出土了大量工艺水准达到前所未见高度的青铜器和精致的镶嵌工艺青铜神兽（图3.3）。同样，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一个小国——曾国的墓葬。曾国长期附庸于中原，最终可能被楚国吞并。没有任何诸侯随葬了数量如此巨大、做工如此精美的青铜编钟（图3.10）。这些发现表明，不管国力如何弱小，诸侯不仅将青铜器看成权力的标志，也将其当成向对手或邻国展示财富和文化高度的证据。也许正是由于统一的秦汉时期缺乏类似的诸侯国之间的竞争，汉代铜器显得非常平淡而划一。

图3.3　错银青铜神兽，长40.5厘米，出自河北石家庄附近中山王墓，公元前3世纪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