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们的日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做买卖藏品的生意，找一些有收藏价值的珍本、善本、信件、照片到琉璃厂去卖。

北沙滩旧货市场位于现在水立方的位置，我每天都要去那儿找货源，经常在夜里起来，赶北京的“鬼市”。那时，北京三环都还是城中村。我最喜欢凌晨两点去潘家园的“鬼市”看人。

在黑乎乎的天幕下，那里的人手上都拿着一个手电筒，好像在鬼市里等待龙宫奇遇一样，个个都认为自己能碰到奇迹。

在龙王堂村，现在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我跟丈夫租了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领着大女儿过着艰难的日子，每天还遭受家暴，吃够了所有的苦。

世界是冰冷的海岸，也有些许希望的暖流。当时北京的房价很便宜，国贸还是一片大荒地。刚来北京时，我每天就想着多赚点钱，在北京买个房。

现在回想，这个事情已经是很遥远的梦了。

1

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百年前，许地山《春桃》里的女主人公春桃，靠捡字纸生活。不同的是春桃捡字纸，是因为那时的乡下都一样，不闹兵，便闹贼，不闹贼，便闹日本，不敢回去。

现在的农民工都有能回的家，出门赚钱是为了致富，为了过向往的生活。

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都是过一样艰难的日子。

北京那时有很多旧货市场，里面卖旧衣服、旧鞋、旧家具等各种二手货。卖旧货的很少是本地人，他们大多来自河北的滦平，河南的固始，安徽的阜阳，我还记得，固始人把说话的“说”字发成“学”音。

旧货市场还有好多和我一样找字纸赚钱的农民工，现在叫“北漂”。我长了一张“政治正确”、永远也当不上小三的脸，所以和不少在旧货市场谋生的人成了泛泛之交。

有个来自四川的男孩，小麦色的皮肤，脸圆圆的，小眼睛贼亮，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大家都叫他“小四川”，还有专卖小人书的“东北小刘”。

东北小刘在没有顾客的时候，就拿着小人书在水泥地上慢慢磨，像打砂纸。他说这是给小人书做旧，因为过去那些有收藏价值的小人书早卖空了。他买了一些盗版的名家画的小人书，做旧哄骗人，卖个好价钱。

我们这些找字纸的北漂农民工，认的字不多，经常要接触繁体字，因此，人手一本繁体字字典，边赚钱，边学习。

我小时候爱读哲学，想当中国的第欧根尼。来北京之后，每天为生活所迫，从不看书，但每天和书打交道，只记得书名和作者的名字。很多年后，我在被我叫作“第欧根尼的狗窝”的出租房里放了很多书，翻开那些书时，好像跟有过一面之缘的人终于做了朋友。

小四川在废品收购站扒拉到一套清刻《十三经》，他喜滋滋的，第二天把这套书卖了一千块钱。不过，隔几天，《北京晚报》上登出消息，有个人向公家捐了一套清刻《十三经》，国家奖励十万元。听说，这套正是小四川卖掉的那套《十三经》。

那时候，一千元是一个苍蝇馆子里打工的服务员三个月的工资，十万元能在三环边买套房。

小四川把《十三经》换成一千元时，高兴得喝了一瓶二锅头。当他听说买书的人捐给国家，得了十万后，他又难受得喝了一瓶二锅头。

那时候，二锅头五块钱一瓶，认识的人都喝二锅头。我们这些摆摊的朋友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有兔死狐悲之感，觉得没文化，真可怕。一人买一瓶二锅头，陪他再喝一瓶。

一套《十三经》，小四川喝了三瓶二锅头，第一瓶是高兴的，第二瓶是嫉妒的，第三瓶是悲愤的。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来自河北滦平的朱老二夫妇，他们两口子做古旧家具的生意。朱老二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脸长得像张三爷一样黑，张嘴说话，只能看见一排白白的牙齿。他们主要收的是樟木箱子，三十元收一个樟木箱子，卖五十元，赚拼缝的钱。

1993年，朱老二刚经历了一场失败的生意，他去山东买了一个紫檀条案，按当时的价格，七万元买个老案子，倒手能赚好几万。可买回来后发现，这个案子不是明清的老家具，只值几千块。七万元是朱老二当时所有的身家，这一下子全赔上了。

朱老二回到老家，躺了半年，路也走不动了，话也说不动了。

躺了半年后，朱老二从头再来，又到了北沙滩旧货市场。这次他只收樟木箱子，卖樟木箱子，因为樟木好认。

朱老二经常谈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他爸爸是国民党军官，他们家在村里老受气。“大跃进”时，村里有人饿死了，他爸爸打过仗，脑子活，领着一家人去内蒙古多伦开荒，他们一家才活了下来。

当时，朱老二把樟木箱子攒够一个大货后，就拉到四惠的梆子井。梆子井是跟中国传媒大学隔一条马路的村子，当时，很多大买家在那里租下仓库，来存放收购的明清家具，那里聚集了一批旧家具大户，里面有一个叫李勇的大老板就专门收购这些樟木箱子。

普通拼板樟木箱子二百元一个，如果是独板的樟木箱子，价格翻倍，四百元一个。如果箱子成对，价格也能略涨一点。

啥叫独板箱呢？记得那时樟木箱子的长宽高分别是80、50、40厘米，独板箱就是宽度为50厘米的樟木箱，是从一棵大树上取材剖板做出来的，不是两块或者三块板拼出来的。

一个独板箱，它的前身就是一个森林里的大树王。在梆子井里的这个仓库，聚集了不计其数的树王。

大老板李勇四十来岁，北京本地人，秃顶了，他原本是《体育报》的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下海了。他专门收集老樟木箱子、明清家具，然后，把这些物什卖到法国去。

听说，李勇的哥哥在法国大使馆工作过，所以，他是个有门路的人，能赚很多钱。

就这样，不计其数的樟木箱子，转入大河，进入太平洋、印度洋，在集装箱里，漂洋过海，到了欧洲，到了法国。

后来，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巴黎时装周的节目，我就闻到了古老的樟木箱子的味道，我就听到了森林树王在低吟浅唱。我想到这些美丽的衣服是装在从我国运过去的古老樟木箱中的，心里就得意。

2

朱老二的媳妇是北沙滩旧货市场的一道风景。她一年四季的打扮都是1983版《上海滩》里的打手派：穿一套黑西服，戴白色针织手套，鼻子上架着黑墨镜，手指夹着香烟。她一天要抽两盒，抽的是最便宜的“小威龙”，一块五一包。

做完买卖，朱老二两口子就互相褒弹对方收货价格高，卖得便宜，在他们的出租房里，话不投机就开打。他们打架是高手之间的切磋，武林中的擂台赛。一人提一根棍子，对打，各有输赢，难分伯仲。

一次，朱老二把他媳妇一棍子打晕了，他媳妇在迷迷糊糊中对他嚷：“我不行了，快叫救护车，要不你把我打死了，你要坐牢，咱的孩子就成了孤儿。”

1996年我们赚了四万块钱，第二年全赔光了。我男人心里不平衡，不好好干活，每天酗酒，喝多了就抡起拳头打我和孩子。我个子矮，没力气，不像朱老二媳妇那样彪悍，只能被人打，身上一直都满是青紫伤口。我哭的时候，女儿就拿条毛巾给我擦眼泪。我觉得我和孩子能活下来，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

这些事我不跟家里说，报喜不报忧，只跟朱老二媳妇哭诉。朱老二的媳妇同情我，说要提个棍子帮我教训那个杂种，但她光说不练。

后来，我的丈夫抛弃了我和孩子，出国了，听说那个男人生意失败，已经陈尸莫斯科街头了。

朱老二媳妇常对我念叨，清华大学的陈增弼老师是好人，经常给他们介绍台湾游客，买樟木箱子、旧家具，帮他们赚钱，但从不收中介费，不抽油水钱。每次见到旧货市场的农民朋友，他就像见到了阶级兄弟一样，身上洋溢的都是爱心。

我做捡字纸的生意，也认识很多文化人。比如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八个样板戏里饰演李玉和的著名演员。他们见了我，隔了五十米远都和我打招呼，都是礼贤下民的样。

印象最深的一位文化人是个音乐家。他的脸长得和作家王朔差不多，发型一年四季不变，都是小平头，热爱收藏字画。

他是吉林长春人，手里有两张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从故宫带去的宫廷画，后来画在长春散失了，流落到了音乐家手里。

音乐家把这两张真迹放到嘉德拍卖行，拍了两次，都流拍了。流拍了，嘉德也要收拍卖费的，音乐家气得咬牙切齿，中国人都是买水货的命，认不出好东西。

音乐家因收藏字画过多，家里放不下了。他偶尔也到旧货市场处理他的收藏品。这时候，他脸上总是戴着一副大墨镜。音乐家说，他这个经常在央视综艺频道露脸的人，如果让同事朋友认出来他在这摆摊，那脸就丢大了，所以要戴个大墨镜，挡挡脸。

之后，我离开了北沙滩的旧货市场，改行做月嫂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勉强能维持日子，和朱老二夫妇断了音讯，小四川和东北小刘也没有再联系过了，相忘于江湖。

3

2008年的一天，我和朱老二夫妇在街头偶遇了。朱老二告诉我，他靠倒买倒卖樟木箱子和明清家具赚钱，现在已经在燕郊买别墅了。两口子得意地对我吹嘘，他们买的别墅是贪官的，是通过法院拍卖买的，房子能抗十级地震呢。

我心里嘀咕，住在贪官的房子里，风水不好啊！但我不敢说出来。

两口子又向我描述，他们房子的装修，大客厅正对门摆着一个清代大号翘头条案，条案上方供着一张1米×1米的毛主席方形标准像。

我好想好想参观他们家的别墅，可他们两口子都不邀请我去看一下。

皇天白日速。2008年，奥运会来到北京，举国欢庆。那时，我在北京南城做育儿嫂，没钱也没空去看奥运会。

开幕那天晚上，电视里，几只大脚印从夜空中踩到了“鸟巢”。我从新闻里才知道，以前的北沙滩旧货市场，现在成了“鸟巢”“水立方”，原来的龙王堂村，变成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人是物非。

前一阵，朱老二的媳妇给我打了个电话，哭诉说：“朱老二抛家弃业，去东北的一个寺庙做和尚去了。”

我心里想：贪官的别墅风水不好，可做和尚好吗？也不好，庙里也不清净，庙里也住着比丘尼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