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后主文艺复兴的悲剧
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两个时代不可分割的艺术基因链。
从南唐李煜到北宋赵佶
，两位后主，两种人生，却有着相似的命运结局。《宣和画谱》里，赵佶谈李煜是遵循赵家口径的，先要说明李煜是“江南伪主”，然后才能赞其“丹青颇妙”，最后还不忘自雄一番：你李煜纵有“风虎云龙”“霸者之略”势不可当的气势，也是我赵家的阶下囚；而我大宋赵家更有德服海内、使天下群雄率土归心的圣化胸怀，天下有谁能遏之？
话虽如此，但李煜毕竟在书画、诗词甚至后主文艺范儿上，都是赵佶的前辈，所以，赵佶对李煜还是有惜才之心的，品评亦得体。李煜是赵家的俘虏，也是他祖上的手下败将，与他虽易代却心有戚戚焉。
李煜死在赵家的皇权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当初赵氏兄弟，对这个文艺后主就是放心不下，必欲除之而后快。怎奈李煜一即位，即尊北宋为正统，除南唐国号，自降为臣，纳贡献宝，自谓“江南国主”，如此纡尊降贵，犹不能自保，赵氏之心，路人皆知。公元975年，江宁城破，李煜被俘至汴京，受封“违命侯”。3年后，诗人想起了“雕栏玉砌”的往事，一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脱口而出，终于给了赵光义找碴儿的机会，赐以“牵机毒酒”，诗人头脚相接如弓，抽搐而死。诗人死于诗，是一个死得其所的半圆交代，另一半阙如，是他那颗不甘的“风虎云龙”之君心吧。
赵氏兄弟种下了历史的因，到第六位皇帝宋神宗时，结果了。
某日，赵顼，就是那个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到秘书省观看赵家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适逢内廷来报，说后宫有娠，随后生下赵佶。“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托生故事，老套固不足信，但这一说法并非捕风捉影，也锁定了赵佶留给后世的印象，一语成谶，说出了他的命运。他身上，确有李煜的艺术魅影，爱好骑马、射箭、蹴鞠，嗜好收藏奇花异石，对飞禽走兽也有兴趣。若此诸多杂项玩好暂且忽略，且看在书法绘画方面非凡的原创力，赵佶身上不仅有股抑制不住的艺术天赋汩汩流动，而且有与李煜共担艺术使命的情怀。
赵佶的命运，与李煜是分不开了。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他的降生如李煜附体，他要竞争皇位，被指轻佻浮浪，暗示了李煜带来的不祥。他就偏以艺术的天分胜出，一幅《千里江山图》将他送上皇位。当他与李煜一样遭遇国破家亡被俘北上时，命运的答案简直令历史瞠目，历史故事一模一样地重演了。一个是虚妄里的水中月，一个是无常里的镜中花；一个“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的繁华南唐亡于北宋了，一个瑶池玉殿、艮岳荣华的富贵北宋被劫掠于金了。
乱世的悲剧感和末世的悲剧感一样。像我的，转世了，就得亡，和我一样国破家亡人亦亡。命运的谶语、李煜的魂魄，就是纠缠赵佶不放，将五代十国与北宋紧紧勾连在一起。
关键是这一“勾连”，如雷电撕开浓云密布的历史一隙，从李煜到赵佶的悲剧命运，呈现了另一种闪电般的历史样式。两个人皆具缔造历史的机会，禀赋却使他们在艺术表达中找到了抒发人文情怀的渠道。相同的身份，相同的精神历程，一样倾其一生与艺术相砥砺，一样在艺术的天空中任性、忠实于自我的真实情感。艺术以自由为本分，给孤独者以慰藉。必定是发现了这一审美奥妙，他们才如此迷恋于艺术的伸张。我们看到了两个君王以自我的名义所进行的艺术行为，将两个时代连接起来。
李煜的金错刀、铁钩锁、撮襟书等书画技法名称，念起来有一气呵成的豪迈，也符合线条艺术的流畅气质，虽难解也各有各解，但其“颤笔”勾勒，与他闻名于世的诗词一样，简白真情，带人入境，给南唐画院吹来竞相表现自我的风气；赵佶则以他瘦金体以及调和工笔与写意的宣和体，引导了宣和年间的艺术风尚。这种独步艺术的能力，还是来自与自我对话的艺术自觉，它不反映社会现实，而是个体精神排遣孤独的寄托。10世纪以后兴起的文艺复兴，从李煜到赵佶，作为一道宫廷风景，一个含苞，一个绽放，一个推波，一个助澜，一个开始，一个终结。
他们不是特例，而是范例，是后主的范例，而且是具有悲剧命运感的范例。当其他的君主们都在为争权做殊死斗争时，他们却在笔墨里描绘着可供审美的精神图腾，这就是他们的命，因为他们在绘画里发现了自我。有了自我，还要君王干什么？他们在艺术里是缔造者，是创世者。君王身份则是命运之锁。
不可否认，这类被艺术唤醒本性的君王，在成王败寇的政治斗争中几乎都是失败的君王，与他们类似的还有后蜀国主孟昶。孟昶治下的皇家画院，亦可与南唐画院媲美，但他除了是一名文学青年外，尚不清楚是否善画。孟昶对文学的贡献，在于传说中中国第一副春联出于他。“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孟昶过春节时嫌桃符无聊，而突发文学灵感的杰作。
李煜与赵佶两个人的失败命运，将两个时代的悲剧连接起来。但他们并不孤单，在他们的麾下，有一批巨匠，与他们共同担起时代的艺术使命，因此，文艺复兴的精神内核也有他们的一束微光。
松弛裹紧他们的政治情绪，就会显现可供审美的个体人格，升华为东方悲剧美学的高度。一个含苞惹“花溅泪”，一个绽放令“鸟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