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1CZX013）的最终成果，系对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所做的深入研究。本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反思西方、苏联学界解读模式是非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并阐明了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历史地位的一种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学术立场，与学界的笔记解读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对话。本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共九章。本书的第一部分以透彻的文本学分析及笔记与人类学原著之间、五个笔记之间细致的比较研究为基础，依次表达了笔者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历史地位的学术见解。第二部分针对学界的笔记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疑难问题（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辨析，澄清了这一笔记的真实主题。笔者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单列探讨，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以数万字的较大篇幅来加以考察，正是考虑到了该笔记自身的独特性、该笔记在国内外学界的笔记研究中实际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该笔记的主题对研究者整体判断“人类学笔记”主题及历史地位而言的特殊重要意义。本书的第三部分带有鲜明的学术争鸣色彩。笔者依据自己多年的“人类学笔记”研究，与西方、苏联的流行见解展开了学术对话，并回应了我国学界“人类学笔记”研究领域一位重要学者的质疑，评论了其关于马克思《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本书称之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历史地位的学术观点。

本书作为一部深入考察晚年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学术专著，并非源于笔者一时的学术灵感或仓促的学术思考，更不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之作，而是笔者长期研究、持续探索的产物，有着较深的学术积淀，凝聚了大量心血。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是一部“艰辛之作”，仅成书过程便历时九年（2011-2020）。若论及笔者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学术思考的开端，则要追溯到笔者的硕士阶段（2000-2003）。笔者早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关注和思考，迄今已达二十年之久。笔者与笔记研究“结缘”之深，在国内学界的笔记研究者中是不多见的。笔者先后以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为研究对象完成两篇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及博士学位论文）。笔者在硕士阶段的初步学术思考的基础上，十多年来逐渐深化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学术研究，陆续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2004年以来，笔者在核心期刊累计发表相关论文[2]十多篇。本书就是笔者在以往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补充、完善而最终形成的一部学术作品。本书是对笔者二十年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的总结，是笔者关于笔记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本书或许有四个“特点”值得一提。

第一，学术积淀深厚，研究成果丰硕，“纠错”意识强烈。本书是笔者二十年学术思考的产物，汇集了笔者关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大量研究成果。本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年之功、数年之功，而是二十年不懈探索的产物。笔者对书中探讨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和论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的思考、论证为例，笔者初次表述相关基本见解并做论证是在2003年的硕士论文（题为《马克思晚年的国家和文明起源笔记新探》）中，时隔十多年后，笔者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新的思考，进行了更加完善的论证。与此类似，笔者早在2005年就形成了关于晚年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主旨的初步见解（这可说是本书相关见解的萌芽），在2007年形成了本书中的基本看法并做了详细论证（相关文章发表于《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后来笔者对同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做了更完备的论证（相关文章发表于《东南学术》2014年第5期、《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并就该笔记的主题、历史地位与苏联的笔记解读模式及其支持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对话（相关文章发表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东岳论丛》2016年第9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6期）。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晚年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历史地位的探讨着墨甚多（仅就篇幅或字数而言就甚为可观），这是本书论述的重点。二十年来，为确保“人类学笔记”研究的科学性、深度和水准，笔者反复思考、探索学界“人类学笔记”研究中的焦点问题、疑难问题，多次重新审视己方观点的可信度，并基于学术态度修正了其中的一些具体观点。就在本书接近定稿时（2020年11月），笔者还依据关于“摩尔根的人类史观及其学术地位”的最新观点，纠正、修改了与此不符的表述。[3]正是在二十年持之以恒、艰辛探索、自觉反思、积极完善的基础上，笔者才最终完成此书，可谓“二十年铸一剑”。

第二，突出前沿问题，重视学术对话，为读者考虑，主动释疑解惑。为充分开展与学界流行见解的学术对话，令人信服地论证本书的学术见解，促成疑难问题之解决，笔者做了缜密而周全的思虑，进行了精心的准备。本书对内容结构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笔者在书中深入探讨了与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紧密关联的若干学术问题（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历史地位，笔记与唯物史观、人类学、《资本论》的关系，笔记的命名，笔记流行解读模式的评价，笔记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等）。

本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对“人类学笔记”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较为深入、系统。笔者对本书整体结构的设计具有若干特点：其一，体现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本书探讨的学术问题多为国内外学界笔记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或焦点问题（如上文所列的“人类学笔记”的研究性质、主题、历史地位，笔记与唯物史观、人类学、《资本论》的关系等）。其二，彰显和突出学术争鸣、学术对话。为澄清问题，引导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学笔记”的思想主旨，本书鲜明地采用了学术对话的形式。笔者期待借助此种在笔者看来最具实效性的形式，实现对笔记研究焦点问题更深刻的探讨。其三，为读者考虑，主动释疑解惑。对于本书的某些观点，读者或许一时难以领会或认同，为减少读者的疑惑，笔者直面问题，主动回应了读者心中可能存在的某些疑问。这就增强了本书的“论证效果”，有望赢得读者对笔者学术立场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对本书附录的设计也是颇费心思的。“附录”列入了笔者对学界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及当代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文明标志”问题——的学术见解及相关论证。笔者寄望借此进一步提升本书的学术前沿性，表达对现代学术重大问题的关切。[4]

第三，注重论证及事实、证据，反对主观臆断。这是笔者一贯认同并自觉贯彻的学术理念。本书对学术观点的论证极为重视，也极为严苛，力求精益求精。以相关证据或事实说话是笔者最为倚重的论证方式。在笔者看来，要有效探讨和解决学界“人类学笔记”研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真正推进学界的学术研究，绝不能立足于“思辨化”的探讨和论证，更不能依靠主观臆断，必须立足于事实和证据，以此为立论的坚实基础。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将会注意到，本书十分注重对学术观点本身的论证，而不是满足于提出某种貌似“新颖”、似是而非的一家之言以标新立异（笔者完全无意于此），笔者对论证本身的重视远大于对观点及其新意的重视；本书在论证具体观点时，试图从清晰无误、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据出发，而不是从笔者的某种主观臆断出发。

重视学术观点的论证，论证时以证据为中心，围绕事实进行推理，是本书的鲜明特点。笔者对晚年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的探讨就是如此。关于该笔记的主题，本书提出了有别于流行见解的看法。笔者深知，要使读者及学界同行真正认可本书的见解，论证是第一要务，论证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笔者的论证不仅必须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也必须有充足的事实或证据作为依据。基于这一考虑，本书先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证据（这三个证据分别来自对柯瓦列夫斯基研究印度等国“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动机、“公社及其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与马克思的“原始社会、文明起源研究”的关系、该笔记与其他“人类学笔记”的联系的深入考察），后又展示了来自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文本的若干证据，为己方见解做了更充分、更完备的论证。笔者为论证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主题的学术见解可谓“殚精竭虑”。关于本书对论证的极度重视、精益求精及以证据、事实为立论之基础的特点，想必读者能感受到。

第四，观点及论证富有新意，创新点多。譬如，本书对《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的主题、历史地位的界定和论证，对科学界定“人类学笔记”历史地位的方法论的思考，对“人类学笔记”的有机整体性及内在逻辑联系的考察，对《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原始社会观、文明起源观某些要点的解读都较有新意和启发性。笔者所做的分析或阐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观点及相关的论证非常值得学界同行关注或回应。值得说明的是，笔者不刻意求新、盲目求新，本书观点的新意均是笔者遵循学术规律，怀着对学术真相的敬畏感，以学术方式深入探索相关问题而自然形成的，绝非刻意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笔者所理解的“创新”不是“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更加丰富、更具实质性的内涵：具有创新之见解，不仅异于前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学界研究的既有水准，将学术问题的探索推进到新阶段、新水平；新观点固然值得关注，“新观点是否成立，何以成立，何以超越传统见解”才更具实质性意义。退一步讲，即便没有观点的所谓创新，只要本书的见解符合学术问题的真相，那么依据多年来深以为然的学术价值观，笔者也欣然接受这一结果。在笔者这里，“与学术问题之真相相符”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目标，“终结一个问题，使该问题的探讨再无必要”才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创新”不过是研究者在探寻学术真相的道路上自然形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