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关于1920—1921年的“社会主义论战”
黄见秋 江长仁
为了国家繁荣富强,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中国人民历尽艰辛,前仆后继,终于在五四时期,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六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捍卫这条真理,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在各个时期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赢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
今天,我们回顾党成立前夕的历史,学习革命先驱们为救国救民、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速“四化”建设,是有意义的。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
1919年下半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击退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赢得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胜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秋,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评论》等,都以渴求解放的热情,用大量篇幅发表介绍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报刊,程度不同地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的宣传园地。社会上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潮流。
高等学校的讲坛也有一部分被马克思主义占领。 1920年年初,李大钊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或讲座,向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激发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热情,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拯救中华民族,改造中国,必须铲除现存的社会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教员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当时,李大钊同志就说过,“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1。
“社会主义论战”前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开始结合,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酝酿成立之中。 1920年春夏,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在法国、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中,也建立了同一性质的组织。
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一方面有计划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党的上海发起组,为了直接推动建党的准备工作,把《新青年》改组为它的机关刊物;同时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就和经验;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情况和消息,以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着手开展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先后出版了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刊物,创办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建立工会,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
通过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力量,而工人阶级,通过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精神武器。这时,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组织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指导日益发展的中国革命运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势所必然的。同时,这也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恐慌和仇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那些标榜“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2。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在中国发生,趁早把马克思主义这种“危险思想”从中国土地上铲除掉。于是,1920年11月,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研究系的魁首梁启超及其门徒张东荪等人,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为了揭露梁启超、张东荪的真面目,驳斥他们的谬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地,便重申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向这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展开了猛烈的反攻。
二
与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战相比较,梁启超、张东荪挑起的这次论战,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手法更卑劣,更富有欺骗性。胡适借助思想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作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梁启超、张东荪则借英国资产阶级大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把罗素的观点,作为他们向社会主义冲杀的理论依据。罗素是由梁启超创办的“讲学社”和北京大学联合聘请,于1920年10月来华的。他的政治观点是鼓吹“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3 罗素到中国后,四处演讲,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说中国当务之急是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开发实业等。这些论调,对那些顽固守旧势力是无害的,对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受欢迎的。更重要的是,这些论调迎合了当时一批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心愿。
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既采用泼妇骂街的方式,又采用隐晦曲折的手法,公开提倡“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张东荪、梁启超则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打着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帜,高唱“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4,“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把自己装扮成“社会主义者”正是他们迷惑群众、采用高于胡适反马克思主义手法的一大特点。
尽管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不一,但其目的都是反对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实行资本主义。基于这个目的,1920年10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讲演。 11月他一回到上海,便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重弹罗素的老调,力陈中国当务之急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这篇时评就是研究系分子挑起这次论战、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宣战书。它发表的第二天,李达就撰文揭穿张东荪是一个不讲社会主义去开发实业、“学会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的假社会主义者。5 陈独秀编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从此,斗争便激烈地展开了。
研究系分子遭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迎头痛击,并没有止步。他们在《时事新报》《改造》《评论之评论》等刊物上,打着“社会主义研究”的旗号,组织和发表了一批反社会主义的文章,进行反扑。其中张东荪的《现在与将来》、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社会主义在中国没有实行的必要与可能。他们的“理由”是:(1) 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是“产业不发达”,是“穷”。中国目前“劳动阶级不存在”,因此,“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6。 (2) 工农群众没有革命要求。张东荪说,工人“方在将自觉而未自觉之间”,智能又低下,“自觉更要迟一步了”7;农民“最富于保守性”,“太无知识”,“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打倒了地主,“农人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8。故此,“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他们把中国描绘为似乎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把“穷”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有意地掩盖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根本上维护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他们否认中国阶级对立的事实,否认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其反动目的,就在于否认中国人民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可能。
第二,解救中国的“必由之路”,只能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说:“开发实业”,“增加富力”的好处是:(1) 可以使中国人民摆脱民不聊生的苦难,可以使“游民”就业,“取得劳动者资格”9。(2) 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自立”于当今资本主义世界。 (3) 资本主义企业发达,有“利于目前”10。目前“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发达上尽一分力,我们就是接近社会主义一分”11。
这是一些多么“真诚的”社会主义者! 他们“教导”无产阶级为了“利于目前”,更“接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就应该放弃革命,去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将来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12。
第三,“开发实业”必须依靠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他们宣扬罗素的话,说什么中国最有“实力”的是资本家,开发实业“离不了中国的资本家”13。他们还强调振兴中国垂毙的生产力,“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14。只要有了帝国主义的“帮助”,依靠帝国主义“各国共同管理中国”15,不仅能使中国的企业“乘势而蜂起”,而且可以帮助中国打倒军阀。因此,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一味拒绝外国人的干涉,不独事实上做不到,而且理论上说不过去。”16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贫穷落后,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与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互相勾结进行掠夺的结果。张东荪之流把资产阶级抬出来,欢迎帝国主义侵略的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狰狞面目。
第四,共产主义者不应该宣传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做点实际事情。他们竭力否认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列宁加以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说什么“学说上的社会主义则尚在创造修改之中,迄今未见大成”17。要从容研究,不要急于确定,“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Propaganda”18,而应该“择几个基础事来做”19,诸如教点书啊,翻译点东西啊,办些消费协会啊,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至于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张东荪毫不隐讳地说,“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20。他们否认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就是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反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梁启超、张东荪的上述谬论,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
真理总是在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张东荪、梁启超散布的种种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博得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喝彩,也俘虏和迷惑了一些正在寻求真理的青年,使他们处在“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无疑,“他们这种莠言,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将发生一种阻力了”21。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为了揭露张东荪、梁启超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宣扬资本主义的面目,批驳他们反社会主义的谬论,阐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最好的学说,是救我国全体人民的唯一良策”,便挺身而出,以《新青年》《共产党》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发表了李达的《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和《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何孟雄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等文章,像重型排炮,向假社会主义者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首先,共产主义者分析了中国社会状况,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所谓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贫富不均,“社会主义不妨迟迟”的谬论。他们指出,中国劳动人民得不到“人的生活”,正是军阀的强暴、政治的腐败、外国资本压迫的结果,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渊源。陈独秀质问张东荪:倘若中国没有劳动阶级,你的吃、穿、住、行,从何而来? 李达则从历史到现实,列举大量事例,驳斥张东荪所谓中国无阶级、没有“贫富不均”的谎言。他说:“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就是中国贫富悬殊的写照。中国农民的痛苦,只要是“有眼的人都会看见的”22。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其“厄运,实不能以言语形容”23。他们还指出,梁启超把期待资产阶级恩赐的运动,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实质上是“主张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24。无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自身解放,应该“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25。即应该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新型革命政党,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其次,共产主义者指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不是解救中国的道路。这是因为:第一,国家的独立富强,固然应该“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生产力,“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谋人类底幸福本须如此”26。问题的焦点是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来“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何孟雄指出,张东荪等叫嚷“开发实业”要依靠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资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和“快乐”,也是研究系分子想利用资产阶级作他们的“政党后盾的人罢了”27。而无产阶级发展实业的目的是“谋自己民族的幸福,和帮助旁的民族幸福,进而达到全人类的满足生活”28。为此目的,“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9,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开发中国产业才能努力避免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如果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把欧洲人所演的惨剧移到中国来,我国的实业愈发展,则人民将愈沦于不幸的境遇中,中华民族将继续沦为他人的奴隶。第二,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当时的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攫取巨额利润,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附属国。第三,“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30。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它的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从自由竞争到生产过剩,必然是两极分化,“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增加贫乏”31。要解决两极分化,就应该废除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而要废除这两项,解决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32。
再次,共产主义者阐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他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全国的人都变为一种生产的人,没有坐食的官僚、剥夺的资本家”,“全国的产业已成为全国人所有”33。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因而,社会上“一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34。他们还列举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实例,从事实上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强调指出,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因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着更大的优越性,而且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5因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36。
最后,共产主义者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自身解放唯一的方法是,剥夺剥夺者,实行“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还指出,张东荪、梁启超希望资产阶级政府倡办慈善事业,妄想借用立法机关,制定改善无产阶级劳动地位或矫正资产阶级的法案,这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是“永远不能达到”37。
毛泽东同志在罗素到长沙演讲后,立即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他指出,罗素那种“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劳苦大众要摆脱反动统治,必须采取俄国式的革命,实行劳农专政,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都不过是补苴罅漏的政策,而最“激烈的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宜采用”38,也是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
在这场论战中,共产主义者紧紧抓住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实质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东荪、梁启超鼓吹“开发实业”的一切文字,都是“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宣言”39。他们“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40,这些人“骨子里主张资本主义,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公开承认,只好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干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卑鄙勾当。尽管张东荪、梁启超把他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院内供他的御用罢了”41。无产阶级对这些只是嗤之以鼻,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根本观点,坚定不移地走在自己解放的道路上。
这次社会主义论战持续的时间较长,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下半年。张东荪、梁启超反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谬论,被驳得理屈词穷。 1921年7月,罗素溜出中国以后,他们更是旗鼓不振。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从1921年9月起,又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大肆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妄图以它代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以《新青年》和《先驱》为主要阵地,进行了批判。
通过这次论战,早期共产主义者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扩大了阵地;武装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也帮助知识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加速了工人运动与马列主义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扫除了思想障碍。
然而,由于时代的特点,历史的局限,加上早期共产主义者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因而在论战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有不成熟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缺乏具体的分析,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懂得不多,还不能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在肯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们曾经把资产阶级当作当时的主要敌人,而没有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但是,在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旗帜是鲜明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他们的革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重温1920—1921年的“社会主义论战”,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大有裨益的。当年的张东荪、梁启超反对社会主义,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革命先驱们的批判,终归失败。林彪、“四人帮”妄图把革命先辈和革命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也没有逃脱历史和人民对他们的审判。今天,在“四化”建设中,我们一定要记取历史的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江长仁执笔)
1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302页。
3 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合作,采用和平进化的办法废除私有制,实现劳动的解放。——作者注
4 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载《解放》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
5 江春:《张东荪现原形》,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7日。
6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7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8 同上。
9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0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11 范寿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12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
13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
14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5 张东荪:《一个申说》,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6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
17 张东荪:《一个申说》,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18 同上。
19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15日。
20 同上。
21 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载《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22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月7日。
23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力子:《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27 孟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甚么办法?》,载《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28 同上。
29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30 同上。
31 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32 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载《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
33 何孟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甚么办法?》,载《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
34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35 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6、357页。
36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
37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38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油印本,1973年。
39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40 存统:《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载《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
41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