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选择·斗争
——七十年前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冲开了被禁锢的思想闸门,被解放了的思想像潮水一般奔腾向前。五四后,各种社会新思潮相继涌现,中国人民在纷纭繁杂的社会新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了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七十年后的今天,有人要对七十年前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反思”,认为选择社会主义过早,没有社会基础。七十年后中国人民是否还应该坚持这条道路,似乎也成了问题。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重温五四时期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历程,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是很有教益的。
一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能在古老的中国传播并被接受,这是“国家的需要”。为什么?
第一,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中国人民为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需要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武器来指导革命。 1840年,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鸦片、廉价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为解决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行了七十多年的斗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失败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提出政治上和经济上资本主义化的纲领,企图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基础上,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戊戌变法,结果也失败了;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由于受到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孙中山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他曾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解释成社会主义。实际上,这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目的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流产;辛亥革命后,名目繁多的大小政党也曾提出过“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效法英美等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由于它们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懂得帝国主义是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因而,鸦片战争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遇到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的曙光给中国人民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五四运动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选择社会主义,当时就有人说,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兴起,“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2。那么,选择社会主义有没有阶级基础呢?
第二,五四前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是接受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 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到五四前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据统计,五四前夕,中国工厂工人有110多万,矿山工人有87万,铁路邮电工人20多万,海员16万,搬运工人30余万,如果再加上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工人人数,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达二百多万人。早期社会主义者李达针对梁启超的谬论著文批驳,他写道: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侵入,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大批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人,现在受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压迫,都变为失业的人”,“所以,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3。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此时“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4。中国无产阶级经济地位低下、集中,他们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又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特别能战斗,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又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只要通过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把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便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而且是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力量。
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发展,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才能取得反封建的胜利,这也是中国人民倾向、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十月革命前,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不可能找到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喊出了“‘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5。中国人在考虑: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既然俄国人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也用这一武器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厄运呢?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以前掠夺中国的一切领土,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愿意恢复外交关系,缔结友好条约。中国人民在思考: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穷凶极恶地到中国来瓜分领土,攫取巨额财富,而列宁领导的俄国反而放弃了沙俄已经在中国掠夺的一切,又以平等待我民族之精神相友好? 这一切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波动,使不少人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视线从西方转向了苏俄,决心“走俄国人的路”。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五四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发表,使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只有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使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不同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全新式的“劳农革命”,从而不再把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最高理想,消除了以往的失望和困惑;使他们把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自然地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当年参加运动的青年深有感触地说:五四的意义在于“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6。
综上所述,七十年前,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历史客观发展的需要,而且有接受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它是历史的必然。
二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七十年前,之所以有一大批人放弃原来的理想,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上文谈到的客观历史发展的需要以及五四运动的震动之外,比较、鉴别也是他们转变的“好方子”。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时期,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社会思潮一涌而出,欧洲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也冲击着中国社会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修正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改良主义、不抵抗主义、合作主义等,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使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这些“主义”都被笼统地当作“社会主义”。 1920年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那时“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7。孙中山曾很有感慨地说,社会主义有五十多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这就需要比较、鉴别,需要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使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相形见绌,不攻自破。
为了正本清源,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在阐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变化后,“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又“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8。这部两万六千余字的著作,把《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重要段落、主要思想,呈现在读者面前。后来,他又写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进一步强调:“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无产者专政才会“渐就消泯”9。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虽也有些不精当之处,但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界限,起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作用。应该肯定,这是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也是在研读各种思潮的著作时,注重比较、鉴别而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 1911年前,他接受过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改良的主张;1919年前,他曾信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由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望,1918年来北京,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他又“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0。五四运动后,尤其是1920年夏,他第二次来北京,“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精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社会主义史》等著作。这时,他才在茫茫迷离的社会思潮中,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深深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此,在理论上和行动上,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1。
蔡和森在五四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五四后,尤其是1920年年初,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有条件读到马列的著作,便“猛看猛译”,最后他深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2。
周恩来在回忆五四后各种思潮的流传和搏斗时说,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引起青年的广泛兴趣,觉悟社社员们在学习和探讨各种新思潮的过程中,多数倾向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以诗的形式描绘自己在众多的思潮面前,如同在朦胧雾中,“愈求愈模糊”,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见到一点光明”的喜悦心情。诗云:“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13
以上可见,早期社会主义者在探索真理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摒弃旧思想、选定自己的正确方向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通过比较和鉴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光辉,使他们在“模糊”中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
三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五四后,早期社会主义者曾与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在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集中表现在:
第一,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根本改造”还是点滴改良。胡适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外来进口的‘主义’”,如果谈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14胡适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对中国社会每一个具体问题作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及时著文批驳了胡适的谬论,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全盘考虑解决整个社会制度,并加以根本改造。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都可以解决,“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15。他深信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同时指出:“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16。青年毛泽东也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办法,后来他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强调说: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何日才能成功? 他赞同蔡和森的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摧毁现存社会制度,求得根本解决。
第二,斗争的核心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竭力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贫乏”,中国人从未过着“人的生活”,应该“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17,“社会主义不妨迟迟”18。
陈独秀、李达、李大钊、何孟雄、蔡和森等早期社会主义者,在全国几十种报刊上发表三百余篇探讨社会主义的文章,批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早期社会主义者首先承认中国多数人要免于“贫乏”,得到“人的生活”,应该“开发实业”,而且“认为谋人类底幸福本须如此”19,问题是用社会主义还是用资本主义方法“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如果按资本主义生产制,只能一面增加富力,一面也增加贫乏,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20。李达认为,“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21。因为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的万恶根源”22。他们明确指出:“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23陈独秀在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避免生产过剩,同时,社会主义将废除剥削,使社会不再产生贫富两个极端,而日趋安宁,有利于生产发展。他还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和世界形势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24。
第三,改造中国依靠谁。张东荪、梁启超把振兴实业、改造中国的重担“属望于资本家”25,理由之一是中国无劳动阶级。陈独秀反驳梁启超,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 理由之二是资本家“有能力”“有实力”办实业。理由之三是资本家很“慈善”,张东荪说:“据我耳闻目睹,资本家的跋扈还是很少的,雇主的暴虐也是很少的。”26这完全是为资本家涂脂抹粉。李达批驳说,“资本家是虎,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27。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做它的后台老板,它是很难维持的。假社会主义者企图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请帝国主义出来“帮忙”的,美其名曰“共管”。他们甚至露骨地说:“一味拒绝外国人的干涉,不独事实上做不到,而且理论上也说不过去。”28早期社会主义者强调,依靠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29。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攫取巨额利润,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材料的供应地,商品倾销的广阔市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成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决不会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能够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改造中国依靠谁? 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一致回答是无产阶级。当时,中国无产阶级正屹立于世界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经受的痛苦要比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重得多,“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0。
不仅如此,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还将“施强迫手段夺取资本阶级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劳动者的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31。可见,早期社会主义者把近期“开发实业”和远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任完全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
纵观七十年前,早期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斗争。32 在斗争中,早期社会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抨击了各种假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非难;同时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分子的信心,影响着一部分动摇、彷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转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功绩应该充分肯定。
诚然,七十年前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毕竟是刚刚接触或接受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并不深刻,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论战中,也有些理论上的缺陷,甚至有对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的曲解。他们希望中国也像俄国一样,实现劳农专政的社会,又往往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社会性质、革命规律并没有深刻的研究,他们在坚持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同时,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革命应先着手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四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条件,因而具体的走法和步骤会呈现多样化。
七十年前,中国人民选定了社会主义方向。七十年间,中国共产党为寻找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了艰难困苦的探索,在党内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套用其他国家的模式,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地、不停顿地把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1956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
有人怀疑,现今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了,实行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逐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人民当家作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亦已深入人心。列宁说:“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3,而不是用某一国家的模式或公式来衡量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以上几个根本点不正说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吗?
当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有待深入改革,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社会化和商品化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刚刚迈出的步伐,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决不能因此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
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在探索迈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发生过许多挫折,付出过无数代价。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坚持这个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后,在建设中仍然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也可能走弯路。然而,经过历史的抉择,方向已经确定,道路已经开辟,只要坚持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就像七十年前早期社会主义者那样,百折不挠地走下去,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2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1919年第3卷第6号。
3 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4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同上书,第62页。
5 守常:《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1页。
6 瞿秋白:《饿乡纪程》,载《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3页。
7 同上书,第24页。
8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7页。
9 李守常:《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同上书,第397—398页。
10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11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12 《蔡林彬给毛泽东》,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页。
13 周恩来:《雨中岚山——日本京都》,载《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14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载《每周评论》1919年7月第31号。
15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3页。
16 同上书,第234页。
17 《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18 《东荪先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19 《力子先生(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20 《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21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22 同上书,第68页。
23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载《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5月。
24 同上。
25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
26 张东荪:《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5号,1919年。
27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28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
29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30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页。
31 李达:《马克思还原》,载《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32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33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