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阐释的限度

由于种种原因,晚清科幻小说长期以来湮没不彰,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叶永烈等人的发掘下重见天日。此后,相关研究日益丰富。不过,由于几个方面的难题,许多阐释的有效性受到了限制。

首先,是材料的准确性问题。近代小说数量巨大,有些作品虽被提及却未被发现,既可能实际并未创作,也可能已经散佚。有些作品版本信息不清,作者身份成谜。有的明明是译作或改写却被当作原创,有的系原创却伪称译作以自抬身价。如署名“编译者李伯元”的《冰山雪海》 (1906)很可能是盗用李伯元之名的原创小说1;《秘密室》此前一直被视作徐卓呆的作品,但笔者发现它有日文原本,原作则为美国小说2。凡此种种,造成个案分析的困难,进而削弱了任何总体性判断的可靠性。3

其次,是相关研究的完备性问题。以今人眼光来看,许多晚清作品中对“科学”的想象无疑太过“离谱”,但这些描写在当时的读者眼中是否真的不妥,或者“离谱”程度是否与我们的感觉相同? 换言之,在晚清社会,究竟何为真实,何为幻想? 不妨假设:每个时代都会在“真”与“幻”之间划定大致的边界,关于世界的种种陈述在边界两侧形成一种姑且可以称为“科学认知图”的知识布局。问题是,晚清的“科学认知图”目前在很多方面还很不清楚,为研究者准确评测相关作品中的“幻想”制造了困难。例如,面对晚清小说中的“灵魂”,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迷信”,而必须顾及当时的心理学知识传播、有关“电气”证明灵魂存在的学说等问题。再如,《新纪元》中的“追魂砂” ,很容易被想当然地认作传统神魔小说元素的残余,因此历来饱受研究者诟病,但本书第三章将通过追踪有关信息证明:它那玄乎其玄的名称下,其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发现。

最后,是小说文本的暧昧性问题。同一批作品,在一个时期里被认为不值一提,在另一个时期又被大谈特谈,这正说明,没有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关怀,文本不会自己提供理解的路径,即便是那些以文学史形态呈现、侧重史料发掘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全无理论预设。正是依靠理论,文本的价值得到重估,历史评价得到矫正,但理论的聚焦也就意味着盲点的生成:小说作为虚构性叙事,本身布满了暧昧和含糊,理论视野在某个文本“裂隙”中“发现”论述起点的同时,也就意味着那些可能对其论说构成质疑的其他“裂隙”被忽略了。小说的丰富性被简化,沦为证明材料,而最终导向的结论,很可能在论述之初已有所预设。

就晚清科幻而言,它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学界兴趣,与新一代学人“重写文学史”的努力不无关系。不少研究借风行一时的现代性理论,大谈“文学现代性”,将晚清科幻的内容、主题、形态方面之“新”作为重要证据予以展示,并乐于指出现代文学诸多重要议题(科学、启蒙等)、意象(狂人、铁屋等)在晚清早已萌发,各种症结当时亦已形成。如果“现代”之前的晚清已经如此“现代”,那么,“现代”自然也就没那么“现代”了。“五四”对“晚清”的“压抑”之论,也呼之欲出。

而近年来,美国学界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对晚清科幻提出了新的阐释。例如,胡志德( Theodore Huters)在查特吉等理论家的启发下,探讨了晚清知识人如何在一个显然已经失效的古老传统里安置粗暴闯入的西方世界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指出吴趼人在激烈批判传统的同时,又对借自西方的批判工具本身提出怀疑,这种内在的分裂造成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新石头记》在叙事上走向自我瓦解。4 之后,那檀也注意到了科幻理论界对后殖民理论的借鉴:殖民扩张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建立是科幻小说诞生的驱动力,现代性话语在不同民族间构建了“中心—外围”“进步—倒退”“文明—野蛮”等对立,早期的科幻在确认这些对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那檀进而认为,科幻与帝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同样出现在了20世纪初的中国:就算那些对帝国主宰的世界体系具有高度批判意识的晚清作家们,也无法设想帝国的缺席。5

这些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晚清科幻的认识,拓深了文本的阐释空间,但和所有理论阐释一样,从科幻与帝国、殖民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中国科幻,也就很容易将作品变成一种佐证,以中国案例验证了后殖民理论在西方科幻中已经得出过的结论。于是,晚清科幻中的所有探险情节就都可以解读为殖民征服的翻版,是对帝国主义暴行的不自觉模仿,就连最被看重的《新石头记》也一样不能跳出殖民话语的陷阱。由此,给人的最终印象就是:晚清的知识精英们深陷在“现代”的迷思中,不论怎样挣扎,都无法突围。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新的理论视角在“丰富”作品内涵的同时又变成了另一种“简化”。此外,当论者试图建立从“晚清”到“五四”的连贯谱系时,他们造成的实际效果却很可能是从“晚清”到“晚清”的回环。

这种状况,从技术层面来看,是方法论的结果:从小说阐释出发,走向理论建构和思想史论述,这必然会将文本自身的“暧昧”予以明晰化,令其在规定的构架中彰显“意义”,而对那些“溢出”这一构架的细节视而不见。然而,同样的暧昧,却可以在另一种解读下,呈现出更积极的态势。正如本书第二章将要指出的,至少对于《新石头记》中的探险叙事来说,“殖民征服的再现”这一解释是一种错位。另外,“镜花水月”的本土智慧,不但帮助吴趼人发起了对西方认知方法的质疑,而且最终确保他能在形式上完成乌托邦叙事,这种文本形态的完整性,在同时代大量有始无终的同类作品中显得格外突出。换言之,在一种理论视野中的叙事“瓦解”,在另一个视野中则呈现为“完成”。

1 习斌:《晚清稀见小说鉴藏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第86—89页。

2 《秘密室》发表于《小说月报》1912年第3期,标“科学小说”,署“卓呆”,后收入1914年6月商务印书馆的《说林·第八集》,署“卓呆”。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上,可以查到《米國作家短篇小説集》一书,其中即有《秘密室》,原著待考。参见《米國作家短篇小説集》,宮地竹峰譯補,東京:內外出版協会,明治四十二年(1909);电子版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76422(访问日期:2021年8月5日)。

3 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研究者长期以来的一个印象:中国科幻兴起于晚清、沉寂于民国。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较之“晚清科幻”,民国时期的幻想文学是一个远未得到系统梳理的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幻想以小说、戏剧、图画等各种形式散落在报刊中,相关的理论讨论也从未停止。参见任冬梅:《梦想中国——晚清至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中国形象”的变化》(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年。

4 Theodore Huters, 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在胡志德之前,明凤英等也曾考察过晚清知识人在试图融合西洋科技与本土知识时产生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参见Feng-Ying Ming,“Baoyu in Wonderland: Technological Utopia in the Early Modern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Novel”, in Yingjin Zhang,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2-172。

5 Nathaniel Isaacson, Celestial Empi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p. 42, 96, 104,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