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犯罪论体系理论研究的争议点

必须承认，当前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犯罪论体系和犯罪构成论作为一对密切关联的理论课题，已经进入到一个极其炙热的研究阶段。德国理论模式不仅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29]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理论研究也具有“风向标”式的意义。德国刑法模式的基本构造是“犯罪论—犯罪的法律后果论”。犯罪论是该理论的核心范畴，其基本模式现在主要采纳以行为为中心的一元论构造，将犯罪的构成要件分为三个：第一个要件是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或译为构成要件该当性），指行为事实是否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要看行为、结果、因果关系以及构成要件的故意和过失等）。第二个要件是违法性，即考察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一般而言，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即具有违法性。但是，例外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也是存在的，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第三个要件是责任或者说有责性，主要评价行为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一般情况下行为人有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没有责任能力，没有故意、过失或者没有期待可能性，就没有责任。总体上看，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既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同时没有阻却违法和责任的事由，才构成犯罪。另外，最近的理论表明，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前两个要件也可变形为客观不法要件，第三个要件可变形为主观要件，而形成所谓的二元结构。我国当前重构论大体也体现出这种思路和态势。

由于德国模式对于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刑法理论对我国影响明显，所以，学界将德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合并统称为德日模式的习惯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德日犯罪论体系有如下方面的优点：第一，在逻辑上具有递进性，有助于明确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具有层次性，能厘定各种要件之间的界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该体系具有高度理性，能够维护法律适用的安全性，有助于实现结果的正义性。[30]

反之，虽然耦合式犯罪论体系在我国还是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并得到了广泛认可，但是，我国学者认为耦合式犯罪论体系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是封闭的犯罪构成，而不是开放的犯罪构成；第二，它是平面耦合的犯罪构成，而不是递进式的犯罪构成；第三，它难能兼顾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统一；第四，它重视经验分析，忽视价值评判；第五，它的逻辑体系不明确，容易导致各种要件的混淆；第六，它不能体现控诉和辩护的统一。[31]

可见，关于犯罪构成论的比较，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犯罪论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层层推进才具有逻辑性，不是层层推进就无逻辑可言；第二，犯罪论的科学理性。在大多数学者眼中，德日模式具有高度科学理性，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安全，因此是科学的。反之，中国传统犯罪论体系重视经验，无科学理性可言，因此是不可取的。

在这场论争当中，我们不仅仅要问自己持何种立场和观点，而且还应当进一步追问支配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但笔者认为，前述考虑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考虑犯罪论体系的现实合理性和有效性。根据刑事法治的一般要求，如何正确认识犯罪、如何合理处置犯罪人，这才是现代刑法学的基本目的，因此，刑法学体系应当围绕对犯罪的认识和评价展开。这个要求是我们从一种更为宽泛的考察基础上提出来的。更为宽泛的考察，将会使我们注意到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发现在法治相对完善的一些国家，如德、法、意、日以及英、美等国，其刑法学的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现象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思考：在这些国家，为什么可以通过不同的模式实现一个基本相同的目标呢？进而，当我们诉求以德日理论来替代我国刑法学构造时，显然意味着我国刑法学构造和上述诸国的差距很大，似乎完全不足以实现法治主义的目的。这一结论或疑惑又将使我们不得不关照一个最为基本和现实的问题：我国刑法学体系在实践运用中的症结是什么，德日理论是否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可见，为了较全面地解答这个问题，不仅要考量我国自身的刑法理论构造，而且要对我们意欲借鉴的理论，即德日犯罪论体系和英美国家的犯罪论体系加以充分评判。特别是在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所谓的改造自然是难得响应并贯以事实，进而注定只能成为一座座孤芳自赏的‘象牙塔’”时，[32]我们自然有必要对“重构论”所推崇的外国理论模式进行审慎估量。鉴于德日理论体系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特别推崇，因此，本文拟以德日理论的评价为出发点，同时参考对英美刑法理论体系的评判，总结这两种体系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价值，进而和我国理论体系进行比较，阐述三种体系在运用上的差别，在理论构造方式中的差异，并结合法治的要求和理论的文化特质，以及文化融合的趋势与限度，从规范主义的立场提出个人对完善刑法理论体系的一种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