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与统一新罗王朝宗藩关系的发展

（一）唐与新罗王朝的关系

唐朝前期，与新罗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唐联合新罗，灭掉百济。在唐对高句丽的战争中，也征调新罗军队相助。但是，在百济、高句丽相继被灭后的一段时间内，唐与新罗的关系却一度趋于紧张、恶化。如前所述，唐高宗之所以在显庆五年发动对百济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切断百济与高句丽的联盟，形成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消灭长期割据于辽东的高句丽；同时也是因为新罗的多次请求，本着天子扶危济弱的精神，对新罗予以支持。不过，唐统治者推翻不听号令的百济义慈王后，本想扶植一个服从唐中央指挥的新的百济统治者，仍维持朝鲜半岛中南部百济、新罗并存的局面。但是，新罗统治者却认为百济亡后是自己发展、扩大势力范围的良机。因此，新罗统治者抓住机遇，不断派兵吞占百济故土。唐统治者导演的新罗与前百济太子、唐任命的熊津都督扶余隆的熊津会盟，也未能阻止新罗扩张的步伐。唐灭高句丽后，新罗又极力向高句丽南界地区扩张。

新罗的大力扩张行为，违背了唐统治者的初衷、意愿，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唐高宗总章三年（670），由于新罗国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并拘留了新罗使者。[410]不久，双方终于兵戎相见。咸亨三年（672）冬，唐“左监门大将军高侃大败新罗之众于横水”。[411]咸亨五年，唐又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讨伐新罗。翌年，刘仁轨军“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斩获甚众”。[412]此前，唐还以新罗“纳高句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而诏削新罗国王官爵，并立在唐的新罗王族金仁问为新罗国王。由于唐派大军征讨，并对新罗国王进行惩罚，新罗统治者只好“遣使入贡，且谢罪”，唐高宗又“复王官爵”。可是新罗却“多取百济地，遂抵高句丽南境为州郡”。[413]后来，唐继续派兵干涉新罗的扩张，双方互有胜负，但唐军损失很大。本来自显庆五年唐出兵百济以来，由于“累岁用兵”，已造成“百姓困于征调”[414]，负担大大加重的局面。唐灭百济、高句丽后，高句丽故地居民或被迁走或逃往新罗、靺鞨，因而经济凋敝，这两个地区驻守唐军的供给都比较困难。而且，吐蕃在唐西部的骚扰、掠夺也日趋严重，使唐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物力东顾。在这种情况下，唐于上元三年（676）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往“辽东郡故城”（今辽宁辽阳市老城），仪凤二年（677），“又移置于新城（今辽宁抚顺市北高尔山城）”。[415]同时，唐统治者对新罗吞占百济故地乃至原高句丽的部分疆土，转而采取默许的态度。这样，新罗便把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逐渐统一起来。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下令将浿江（今朝鲜大同江）以南原高句丽的领土赐给新罗，此后新罗王朝遂以浿江至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一线与唐及其辖下的渤海国相接。[416]

自从新罗遣使入唐谢罪，唐高宗恢复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名号后，双方关系很快又转入友好阶段，而且，唐与新罗间的宗藩关系也进一步发展。

首先，终唐一世，新罗王朝每位新继位的国王，都须由唐册封。唐为新罗王授的封号很长。新罗、百济并存时期，唐给新罗王的封号，除新罗国王外，一般加有开府仪同三司，乐浪郡公或乐浪郡王的名号。龙朔三年（663），唐高宗“诏以其国为鸡林州都督府”，[417]所以新罗国王又增加了鸡林州大都督的头衔，不久，又增加了宁海军使之号。这样，唐中叶以后，除有些国王授以“特进”、某某将军、柱国或上柱国外，给新罗国王的封号一般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充持节宁海军使、新罗国王。唐统治者在册封新罗国王的同时，还给国王母亲、妻子赐以封号，即封国王母为王太妃，国王夫人为王妃。新罗国王去世时，唐统治者一般都遣使吊祭。由于吊祭死去的国王和册立新王两事紧紧相连，所以唐派往新罗的使臣往往同时担负这两种使命，称吊祭、册立使。

新罗王朝派往唐朝的使者十分频繁。特别是从8世纪开始到9世纪30年代，新罗几乎年年遣使入唐，有时一年内遣使两次乃至三次，即遣使入唐成了定制。新罗派往唐朝的使者除以往的朝贡、进献方物使外，这一时期又增加了贺正使、谢恩使等。新罗的使臣多由王族成员或高官担任，所以有时唐给以隆重接待，有时还授新罗使者以唐官号。比如开元元年（713）新罗遣使入唐，唐玄宗“御楼门以见之”。[418]开元二年“唐玄宗宴我使者于内殿，敕宰臣及四品以上清官预焉”。[419]开元十四年，新罗国王遣其弟金钦质入唐朝贡，唐授郎将还之。开元十八年，新罗遣王族志满朝唐，唐玄宗授志满大仆卿。[420]唐朝后期，新罗虽然仍不时遣使入唐，但这期间无论是唐王朝还是新罗，政局都动荡不稳，所以新罗遣使的次数较前明显减少。

新罗统治者仍不时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开元二年，新罗派王子金守忠“入唐宿卫”，[421]唐玄宗“赐宅及帛以宠之，赐宴于朝堂”。[422]开元十六年，新罗派王弟金嗣宗入唐献方物，仍留宿卫。敬宗宝历元年（825），新罗王子金昕入唐朝贡时，留下金允夫等十二人宿卫。[423]咸通十一年（870），新罗还遣沙飡金因“入唐宿卫”。[424]

与此同时，唐统治者作为宗主国对新罗的限制、要求也较前增多。传统时代的中国等级森严，禁忌颇多，首先皇帝的名字、庙号、谥号是须避讳的。龙朔元年（661），新罗国王金春秋薨，谥号武烈，“上号太宗”，新罗称其为太宗武烈王。这与唐第二代皇帝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之庙号“太宗”相同。天授二年（692）唐遣专使赴新罗，指出其先王金春秋称太宗“尤为僭越，须急改称”。[425]不过后来唐统治者对此未再追问，遂不了了之。新罗圣德王（702—737在位）本名金隆基，与唐玄宗同讳。因此，先天元年（712）唐遣卢元敏出使新罗，敕令新罗国王改名，新罗圣德王遂改名为兴光。新罗作为唐之藩封国，有时对唐要履行“助军”或“助征”义务。开元二十年（732），渤海大武艺派其将张文休率海贼进攻登州。翌年，唐派太仆员外卿、在唐宿卫的新罗王族成员金思兰回国，令新罗出兵袭击渤海南部。新罗依唐敕令出师北上，但因“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426]元和十三年（818），割据山东十二州的李师道反叛，唐宪宗发五道兵征讨。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这时唐还派扬州节度使赵恭赴新罗征调兵马，新罗国王“奉敕旨，命顺天军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万以助之”。[427]不过，相关的中国史籍均未载录此事。抑或唐统治者当时确曾要求新罗出兵，新罗王也遵照敕旨准备派兵相助，只是李师道很快被杀，其割据势力被消灭，新罗并未真正出兵。

新罗与唐朝政治上的密切交往对双方政治生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唐朝对新罗的影响更大。这突出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新罗的政治制度确定很早，有鲜明特征。但进入7世纪中叶后，受唐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方面渐多。比如，7世纪中叶后，新罗中央政府出现了执事部（后改执事省），它是类似集唐三省功能于一身的国家核心机构。其长官名曰中侍，显然是模仿唐门下省长官“侍中”之名。新罗景德王六年（747），又将“中侍”改为侍中，与唐门下省长官名一样。新罗也建立了与唐六部相类似的职能部门，其中兵部、礼部名称、职能与唐一样。再如，新罗受唐科举选官的影响，在其元圣王四年（788）确立了“读书三品”制。即以读中国的《左传》《礼记》《文选》《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多寡和理解的深度定选人的等级，按等任官；“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428]从而改变了以往“只以弓箭选人”的旧制。唐朝的政治制度，同样也给了新罗的地方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一定影响。

（二）唐与新罗王朝的经济文化交流

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唐朝不仅在政治上与新罗交往频繁，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比过去明显增多。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以后，向唐朝朝贡、进献方物的次数，以及每次进献方物的品种、数量较之以往明显增多。如前所述，从公元8世纪初到9世纪前期的一百多年间，新罗遣使入唐十分频繁，有一个时期几乎年年遣使，甚至一年遣使两次、三次，而且以进贡、献方物使居多。比如新罗圣德王四年（705）三月，“遣使入唐朝贡”，九月又“遣使如唐献方物”。五年，又分别于四月、十月“遣使入唐贡方物”。[429]此后终圣德王一世，几乎年年遣使入唐，其中进贡或献方物的使臣最多。新罗向唐进献的方物主要有贵金属金、银，丝织品朝霞绸、鱼牙绸以及麻布；药材如人参、牛黄；海产品如海豹皮等；另外还有些独特的果下马、针等。新罗向唐进献方物的数量也很可观。开元十八年，新罗向唐进献的方物中，仅黄金就达两千两。再如咸通十年（869），新罗向唐献的方物，种类繁多，数量也不少。[430]

值得注意的是，唐对新罗王朝回赐的次数，回赐物品的种类、数量也比新罗、百济分立时期明显增多。开元十二年，唐玄宗赐给新罗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帛二千五百匹。此外，唐的回赐物中还常有银制品及某些特殊物品。随着“贡”“赐”次数、数量的增多，“贡”“赐”实际成了唐与新罗间的商品交换形式，即所谓的“贡赐贸易”。“贡赐贸易”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宗藩体制下的一种贸易形式，是一种官方贸易。这种贸易在唐与新罗王朝以及后来辽、金、元与高丽王朝相互贸易中占主要或重要地位。[431]从唐中叶以后在今山东、江苏等地区陆续出现若干新罗馆、新罗坊等办事处、居民点等情况看，除国家使者、公派留学人员外，从民间渠道入唐的新罗人也不少，其中肯定有不少人是从事贸易的。不过中朝历史文献中很少载录，看来这一时期的民间贸易还远不如两宋及以后那么活跃。但有两种贸易值得注意：一是所谓的“使行贸易”。当时唐出使新罗的使者，有些往往“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432]估计出使到唐的新罗使者，有时也会从事一些交易。二是贩卖新罗人口到唐为奴婢。曾入唐充武宁军小将的新罗人张保皋，回国后曾对其国王说：“遍中国以吾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今韩国莞岛），使贼不得掠人西去。”[433]看来，当时新罗（或与唐人合伙）有贩卖人口的团伙。长庆三年（823），唐穆宗下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居中国者即放归其国”。[434]可见，当时买新罗人为奴婢确实很普遍，而且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也的确很猖獗。

唐与新罗王朝的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贞观年间，分立的新罗、百济都曾遣子弟到唐学习。开元十六年，新罗王朝又遣使“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435]此后，新罗不时派王族或高级官员子弟入唐，在国子学、太学学习。宝历元年（825），新罗在唐学习的崔利贞等学成归国，同时又有入唐的金允夫等12人“请留宿卫，仍请配国子监习业”。[436]唐不仅答应这批人入学，而且由鸿胪寺供给其资粮。唐代对外一直比较开放，周边国家派子弟赴唐留学者相当多，而新罗在唐的留学生一直是最多的。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一年内，新罗回国的质子和完成学业的学生就达105人。新罗所以能有大批子弟入唐留学，首先是唐对周边国家派子弟来唐学习给以优惠政策，不仅免交学费，还供给资粮。同时，由于新罗统治者仰慕唐朝文化，积极吸收唐文化，不仅努力争取扩大入唐学生的名额，而且给赴唐留学人员以经济上的支持。咸通十年，新罗派李同等3名学生随其进奉使“入唐习业”，新罗景文王赐给这3名学生的买书银就达白银300两。[437]

大批入唐留学的新罗学生回国后，担任中央或地方要职，并在传播中国儒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不少新罗留学生还参加唐的科学考试，其中及第并在唐任官者也不少，最著名的当属崔致远。崔致远于咸通九年（868）入唐留学，乾符元年（874）一举及第。他在唐先后任溧水县尉、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后为淮南节度使幕下官员。光启元年（885）崔致远回国，历任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后出任大山郡太守、富城郡太守。崔致远著述甚多，传世至今者主要为《桂苑笔耕集》二十卷。

由于新罗频繁遣使赴唐及大批子弟入唐留学，加上新罗统治者的积极搜求，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儒家典籍以及文学作品、科技书籍传入新罗。垂拱二年（686），新罗遣使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438]从新罗元圣王四年（788）所定“读书三品”制来看，当时中国的《礼记》《春秋左氏传》《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及史书、诸子百家书等均已传入新罗，并成为新罗士子入仕前部分乃至大部分必须攻读的教材。开元五年，新罗入唐大监金守忠回国时，带回文宣王孔子及十哲、七十二弟子图像，新罗将其置于太学，以示对儒学先圣、先哲的尊崇。[439]另外，如张的文章、白居易的诗作等也相继传入新罗，士人争相传抄。武后称帝时，唐人编绘的《天文图》也由新罗高僧道证带回。

新罗王朝时期，不少僧人也入唐求法、深造，从而加强了两国在佛教理论、宗派、典籍等方面的交流。新罗入唐求法高僧中，有些出身王族。被称作“海东大师”的无相（683—762）即新罗王子，出家为僧后世称“金和尚”。开元十六年，他随遣唐使入长安，受玄宗召见。后入蜀师事资州（今四川资中）处寂禅师，在川兴建多处佛寺，影响很大。另一新罗王子金乔觉于开元年间入唐，居于九子山（今安徽九华山）苦心修炼，圆寂后被尊为地藏菩萨化身。此后九华山遂成为地藏道场和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唐代佛教分成很多宗派，不少新罗僧人入唐后师事某派高僧，有的还有所发展，从而把唐佛教中的华严宗、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慈恩宗）、律宗、禅宗等宗派的理论、典籍等传入新罗。[440]有时遣唐使回国时也带回一些佛经乃至舍利。由于新罗王朝佛教日益兴盛，元和五年（810），其王子专程赴唐“献金银佛像及佛经等”，[441]为已故唐顺宗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