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古代中朝宗藩关系研究

第一章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朝交往、宗藩关系的确立和初步发展

一、秦汉至唐前期的中朝交往和宗藩关系的确立

（一）秦汉三国时期中国与“韩”的关系

朝鲜（韩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辰国”“三韩”。“辰国”“三韩”位于朝鲜半岛中南部，东、西、南三面临海，北面先后与我国古代侯国箕氏朝鲜、卫氏朝鲜以及汉四郡和少数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为邻。朝鲜（韩）民族，是公元7世纪后期新罗统一后逐渐形成的。朝鲜（韩）民族是多源的，但其主体却源于“韩”人，中朝关系，首先是以与“韩”人的交往开始的。

关于“韩”人的历史，主要见于中国史籍的载录。“韩”，俗称“三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317]马韩在西，辰韩在东，弁韩在辰韩之南。《后汉书·韩传》说，马韩、辰韩、弁韩“皆古之辰国也”，[318]而《三国志·韩传》则只说“辰韩者，古之辰国也”。[319]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未说明“古辰国”存在的时间。有学者认为，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地区，确实有过叫做“辰国”的古代国家，其存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它由马韩、辰韩、弁韩等三韩族形成，是奴隶制国家。[320]还有学者认为，“古之辰国”仅指地域，而非真正的国家实体，“后来在‘古之辰国’地区形成了三韩”。[321]笔者基本同意后一种说法。首先，我国古代文献中的“国”，有时是确指通常意义的国家，有时指国都、城邑，有时则把某个部落、部族也称作国。《后汉书》《三国志》所载，马韩、辰韩、弁韩“皆古之辰国”，或“辰韩者，古之辰国也”，是指“三韩”或辰韩，是由此前叫作“辰国”的部族形成的。从行文脉络上看，应是说朝鲜半岛中南部有个称作“辰国”的部族，后来这个部族形成“三韩”。[322]《后汉书·韩传》所载，马韩“有五十四国”，辰韩“十有二国”，弁韩“亦十有二国”，“凡七十八国”[323]的“国”，显然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指马韩最初有54个部落，辰韩、弁韩各有12个部落。其次，《后汉书·东夷列传》在描述三韩中最大的马韩生活状况时云，马韩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324]这显然是一幅氏族社会的生活景象。因此，“三韩”最初应是三个部落联盟，在西汉以前，还都未形成国家。

“三韩”很早就与中国有来往、联系。秦统一后，由于秦始皇大兴徭役、兵役，施政残暴，逼得秦民或逃亡山林，或举行暴动。其中有些逃避苦役的秦人越海到了马韩地区，马韩“割东界地与之”。[325]《后汉书》和《三国志》对辰韩开头一段描述，给人以位于马韩之东的辰韩全是由秦亡人组建的感觉，但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不仅辰韩南面，与“辰韩杂居”的弁韩基本是土著人，而且辰韩地区原来也不会是荒无人烟之地，应有大批土著人。[326]逃来的“秦之亡人”在当地居民中仍占少数。如果后来发展为十二部的辰韩以“秦之亡人”居多的话，就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形成一个“秦之亡人”语言区，而且可能影响到后来新罗会有一批人操“秦语”，但事实并非如此。秦语的影响只表现在个别方面，“秦亡人”也逐渐融于当地居民之中了。

西汉初年，箕氏朝鲜被燕人卫满等夺取。其王准率数千人南逃，“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327]不过侯准只控制了马韩中心地区，而且存在时间不长，不久马韩人就复自立为王了。卫氏朝鲜传至右渠时，其南面的真番及包括三韩在内的“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328]可见，三韩人积极要求与经济、文化发达的西汉内地交往，但因右渠的阻拦而未实现。汉武帝发兵灭卫氏朝鲜前夕，朝鲜相历谿曾向右渠进谏，未被采纳。历谿见到朝鲜行将破灭，遂“东之辰国”，还有二千余户居民也随之逃亡“辰国”。[329]前面所举箕氏朝鲜侯准“走入海”逃往马韩，这次历谿所去的“辰国”，应是辰韩。[330]

进入公元1世纪后，三韩与中国还有几次往来。据《三国志·东夷列传》所引《魏略》记载，王莽地皇时（20—23）辰韩右渠帅廉斯鑡“闻乐浪土地美，人民饶乐，亡欲来降”。[331]廉斯鑡离开其邑落，在途中遇见叫户来的汉人。户来云：“我等辈千五百人伐材木，为韩所击得，皆断发为奴，积三年矣。”[332]这1500人应是乐浪郡内的汉人，被断发为奴三年后已有500人死去。廉斯鑡与户来一道抵乐浪郡属县含资县，并把此事上报郡守。乐浪郡守遂以廉斯鑡为译员，派船至辰韩把余下的1000汉人接回，并从辰韩得到已死500人的赎值。廉斯鑡因功受到乐浪郡的表彰，并得到冠帻、田宅等赏赐。[333]东汉建武二十年（44），又有韩“廉斯人苏马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334]这是汉统治者对韩人的首次封赐，不过只是对内附个人的封赐。

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新罗、百济先后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建国。可是在此后二百余年中，中国史书上却未见新罗、百济之名，所见依然是韩或辰韩，而且与中国仍时有交往。就是说，新罗、百济立国后，还存在与马韩、辰韩并存时期。有学者认为，新罗、百济建国不久就分别统一了朝鲜半岛东南部和西南部，但国势还不很强大，因而在与中国中原王朝政府或乐浪郡打交道时，仍使用以往影响较大的“韩国”名号。[335]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因为新罗、百济建国后，尤其是新罗，其统一半岛东南部经历一个较长过程。所以原马韩、辰韩、弁韩的某些部落与新罗、百济并存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仍使用“韩”的名号。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载，东汉“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不过《三国史记》中，这期间只有新罗、百济、濊貊（《三国史记》作靺鞨，不确）互相攻掠，并无与乐浪郡发生战争或郡民亡入新罗、百济的记事，也见不到除濊貊外新罗、百济北边有什么强部的迹象。所以，汉乐浪郡民“多流入韩国”并非是因“韩濊强盛”，估计是乐浪郡内发生自然灾害或郡县官员苛政所致。建安（196—220）中，割据辽东的公孙康在乐浪郡屯有县以南荒芜地区置带方郡（今朝鲜黄海道中、西部）。[336]同时，公孙康又派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出兵攻打韩濊，不少逃亡百姓又返回故地。《三国志·东夷传》在上述记事后接着说，“是后倭、韩遂属带方”。这句话颇费解。因为“属”字若作“隶属”理解，那么邻近带方的某“韩”部隶属带方倒有可能，但连“倭”也隶属带方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后倭、韩遂属带方”，应理解为原由乐浪郡处理的有关倭、韩事务，此后改由带方郡处理了。

景初（237—239）中，曹魏明帝派刘昕、鲜于嗣渡海从公孙氏手中夺得乐浪、带方二郡。同时，这两位新任的带方、乐浪太守又代表曹魏给“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337]臣智本为辰韩大邑渠帅的称号。《三国史记》中没有新罗、百济地方官员接受曹魏印绶的记事。因此，这些接受曹魏“邑君”“邑长”以及印绶的“诸韩国臣智”，当是未归附新罗、百济且邻近乐浪、带方郡的“三韩”诸部首领，[338]他们与曹魏建立了臣属关系。《三国志·东夷传》接着说“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但辰韩本只有十二“国”，到我国三国时期，新罗已控制了辰韩十二部中的多数和弁韩之大部，所以“分割辰韩”八部当有误，抑或辰韩中距乐浪、带方郡较近的，仍保留原“韩”名号的某些个部改属乐浪。至于所谓乐浪、带方“二郡遂灭韩”，[339]显然不是指灭掉所有原“三韩”诸部，只能是灭掉仍保留“韩”名号且邻近二郡的某部或某几个部。总之，新罗、百济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三韩”的某些部与新罗、百济并存时期，邻近乐浪及后来带方郡的某些“韩”部，与我国上述两郡时有交往。我国三国时期，一些“韩”部归属于上述两郡，有的“韩”部则与曹魏建立了臣属关系。这种臣属关系至少持续到西晋时，如太康七年（286）马韩还“遣使来献”。[340]

（二）汉至唐前期中国与新罗、百济的关系

新罗、百济本来分别是辰韩、马韩诸部之一。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于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即公元前57年建国[341]；百济则于公元前18年（西汉成帝鸿嘉三年）建国[342]。这两则纪年是新罗、百济王室对其可考始祖称“王”纪年的追记，还是分别为新罗、百济建立部落国家，抑或建立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国家的开始，不属本课题研究范围，在此不赘述。在新罗、百济立国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由于其国势还不很强，两国分别统一其所在地区，特别是新罗用于统一朝鲜半岛东南地区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新罗仅与中国的乐浪郡及中国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有交往。直到公元3世纪下半叶以后，百济才首先与我国中原交往，并很快与其确立了臣属关系。而新罗与中原王朝建立臣属关系则要晚一些。

1.新罗、百济与我国乐浪郡及高句丽的关系

新罗（曾以徐那伐、鸡林为国号）、百济（一度称南扶余）东西相邻。初期，新罗之北为濊貊，西北邻近乐浪郡，后来则与向朝鲜半岛北中部发展的高句丽相接[343]；百济北边邻近乐浪，后也与高句丽相接。新罗、百济立国后，首先接触的便是我国的乐浪郡。新罗始祖三十年（前28），乐浪郡曾出兵攻打新罗。[344]南解王时，乐浪又乘倭人攻打新罗沿海地区之机，出兵攻打其都城金城（今韩国庆尚道庆州）。[345]百济立国不久，曾“遣使乐浪修好”。[346]后百济在靠近乐浪南境地区筑马首城，竖瓶山栅，威胁着乐浪郡南境的安全。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乐浪太守派人与百济交涉，指责其筑城设栅是挑衅，双方关系开始紧张。此后数年间，乐浪曾令濊貊人攻破瓶山栅，后又派兵焚烧百济早期都城慰礼城（今韩国首尔地区汉江之南）。[347]

新罗、百济立国初与我国乐浪郡的战事规模都不很大，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在东汉以降的二百多年间，乐浪郡与新罗、百济基本相安无事，不过也很少交往。我国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建立后，势力逐渐向朝鲜半岛西北部发展。曹魏正始（240—249）中，幽州刺史毌丘俭率兵袭击高句丽，乐浪太守和带方太守也出兵配合。这时百济古尔王曾乘乐浪空虚掠取其边民，但因耽心由此导致与乐浪郡发生大规模冲突，旋即将所掠人口遣还。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曹魏正始八年（247），高句丽“筑平壤城”。[348]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这时高句丽所筑之平壤城应在今吉林省集安。[349]不过，这期间高句丽曾控制了原乐浪东部都尉管下七县内的东濊人。晋太康七年（286），高句丽又曾进攻带方郡。可见，公元3世纪中叶后，高句丽已逐渐向浿水即大同江流城发展，乐浪、带方郡的辖境逐渐缩小。[350]西晋永安元年（304），百济汾西王也出兵攻取乐浪西县，不过百济汾西王也被乐浪太守派人刺杀。[351]正是由于高句丽乃至百济不断掠占乐浪、带方两郡辖地，建兴元年（313）后，两郡被迫西迁，侨置于辽西。[352]

高句丽控制浿水即大同江流域后，与新罗、百济的交往或武装冲突逐渐频繁。早在曹魏正始六年（245），高句丽就曾“出师侵新罗北边”。[353]正始九年，新罗遣使与高句丽修好。[354]在此后的二百年间，高句丽与新罗基本是友好相处。比如公元4世纪末，高句丽“遣使新罗修好”，新罗王“以高句丽强盛，送伊飡大西知子实圣为质”。[355]十几年后，新罗实圣王又“以奈勿王子卜好质于高句丽”。新罗讷祗王三十四年（450），其边城城主袭杀高句丽行猎的边将，为此高句丽出兵袭击新罗西境，由于新罗国王“卑辞谢之”，高句丽随之退兵。[356]

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则长期互相攻掠，战事频仍。东晋太和四年（369），高句丽王斯由出兵二万攻打百济，结果兵败。隔年，百济近肖古王及太子“帅精兵三万侵高句丽，攻平壤城”，高句丽虽奋力抵抗，国王斯由却中流矢死。[357]此后，高句丽、百济互相侵掠。东晋太元十七年（392）高句丽广开土王即位伊始，便率兵四万大举进攻百济，攻陷其石岘等十余城。百济“汉水北诸部落多没焉”，随后其北部重镇关弥城也被高句丽占领。[358]百济在此后数年虽曾几次北上报复，却多无功而返，而且损失很大。北魏延兴五年（475），高句丽长寿王又率兵三万南下攻百济，包围其首都汉城。百济王扶余庆弃城西逃，被高句丽追兵杀害。[359]

鉴于高句丽的强大，5世纪中叶后新罗、百济往往采取互相支持，联手对付高句丽的策略。[360]新罗照知王十六年（494），高句丽与新罗战于萨水之原，新罗兵失利退保犬牙城，被围。百济派军三千救援，高句丽军撤退。[361]翌年，高句丽又围攻百济雉壤城，百济向新罗求救；新罗王派将军德智率兵援助，高句丽军败退。百济圣王二十六年（548），高句丽“以濊兵六千攻百济独山城，新罗将军朱珍来援，故不克而退”。[362]由于新罗几次援救百济，所以高句丽在多次袭击百济的同时，也不时发动对新罗的攻掠战争。

从南北朝末到隋朝，即公元6世纪后期至7世纪初，高句丽与新罗、百济的战事明显减少。唐前期，百济与高句丽关系好转；相反，与新罗关系恶化。百济义慈王三年（643），“王与高句丽和亲”。[363]义慈王十五年，百济又与高句丽、靺鞨联合，攻占新罗三十余城。[364]这前后，百济还单独出兵新罗，攻城掠地。同时，高句丽与新罗也互相侵袭。这种重新联手和相互攻战，一直持续到百济、高句丽亡。

2.东晋至唐前期我国与新罗、百济的交往，中朝宗藩关系的初步确立、发展

新罗、百济立国后，最初由于国势不强，后来则由于中国长期陷于战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因此与我国中原王朝长期没有交往。东晋咸安二年（372），百济“遣使贡方物”，这是百济首次向中央政府派使进贡。同年六月，东晋“遣使拜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365]这表明两国之间初步确立了宗藩关系。前秦建元十七年（381），新罗“遣卫头入苻秦贡方物”[366]，是为新罗通中原之始。此后，百济较频繁地向我江南政权朝贡，而且随着我国南朝政权的更迭，各王朝也随着百济王权的更替而进行册封。如百济枕流王（384—385在位）即位，就“遣使入晋朝贡”。[367]腆支王在位时（405—420），东晋安帝册封他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368]刘宋建立后，武帝刘裕封百济久尔辛王为“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下诏云：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効诚，远王纂戎，聿修先业，慕义既彰，厥怀赤款，浮桴骊水，献琛执贽，故嗣位方任，以藩东服，勉勖所莅，无坠前踪。今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劳称朕意”。其后，百济“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369]大明二年（458），宋孝武帝刘骏又应百济盖卤王的请求，为其王公贵族加级进爵。[370]南齐建立后，百济继续遣使朝贡。南齐统治者则册封其东城王牟大，并应牟大之请为其功臣进爵。梁、陈与百济继续维持这种册封与朝贡的关系。

百济与我国北方“十六国”没有交往，与北魏接触也比较晚。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百济遣使上表，主要是申诉高句丽对其连年侵逼，请求魏“速遣一将，来救臣国”。[371]由于北魏没有答应百济的请求，百济遂与北魏断绝了往来。百济与我国北朝的再次交往是在北魏分裂之后。北齐天统三年（567），百济遣使朝贡，武平元年（570），北齐后主册封百济王扶余昌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王如故”。[372]翌年，再次进行册封。北周武帝时，百济也两次来贡。[373]

新罗自朝贡前秦后，有一百多年没有和中国往来。这大概与新罗完成统一朝鲜半岛东南地区比较晚，其间又接连受北方之高句丽侵袭，东南受倭人骚扰有关。[374]梁武帝普通二年（521），新罗遣使献方物，重新开始与中国交往。[375]梁朝则于正平二年（549），派使者与新罗入学僧一道，向新罗赠送佛舍利。[376]陈建立后，新罗又多次遣使入陈贡方物。不过，梁、陈都未对新罗进行册封。北齐河清三年（564），新罗遣使向北齐朝贡。[377]翌年，北齐册封新罗真兴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378]表明北齐与新罗宗藩关系的确立。[379]

新罗、百济在东晋至南北朝末期之间与中国江南和中原政权的交往，还不似隋唐以后中朝往来那样频繁，中国使者赴新罗、百济者更少。这期间中国和新罗、百济间已初步确立了宗藩关系。其内容主要是江南或中原统治者册封新罗、百济国王，对已故国王追认名号，对其重要官员加级进爵，以及新罗、百济遣使进献方物等。其间也进行了某些经济文化交流。比如佛教先后传入百济、新罗，一些新罗僧人开始到中国求法。然而，东晋南北朝时期百济、新罗向中国遣使、朝贡、献方物还带有一定随意性，并非是他们必尽的义务。中国东晋南北朝诸政权对百济、新罗王的册封也未形成定制。[380]总之，这一时期中朝间的宗藩关系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成为一种体制。

隋至唐朝前期，与新罗、百济交往逐渐频繁，宗藩关系也有所发展。公元581年隋建立伊始，百济就“遣使来贺”，隋文帝授百济王扶余昌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381]开皇九年（589）隋平陈，百济奉表祝贺。隋文帝考虑到百济与隋相距较远，海路多风涛险阻，下诏百济说：“自今以后，不须年别入贡，朕亦不遣使往。”[382]至炀帝时，百济又几次遣使朝贡，炀帝征讨高句丽，百济还“声言助隋”。开皇十四年，新罗也遣使入隋贡方物。“大业以来，岁遣朝贡，”隋也曾派使赴新罗，并封新罗真平王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383]

唐朝建立后，与新罗、百济，尤其是与新罗的关系更为密切。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新罗、百济先后遣使入唐朝贡。唐高祖亲自劳问新罗使者，并派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出使新罗，赐其王“以玺书及画屏风，锦彩三百段”。[384]此后，两国频繁入使，朝贡不绝。武德七年，唐高祖相继遣使册拜新罗王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公、新罗王；[385]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386]在新罗、百济老王、新王更迭之际，唐统治者不但对新王予以册封，而且往往还对已故前王追赠官封，赐以赙物。有时，唐统治者还对两国来使授官封爵。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真德女王派她的弟弟、国相金春秋和她儿子文王入唐朝贡，唐太宗“诏授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387]

与以前相比，唐前期与新罗、百济的宗藩关系增加了些新内容。首先，唐统治者本着西周以来天子和诸侯的等级区分，开始对藩封国新罗、百济之某些方面有所限制。如新罗在法兴王二十三年（536）“始称年号”。[388]贞观二十二年（648）冬，唐太宗令御使责问其来使，“新罗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新罗使臣回答说：“若天朝有命，小国又何敢焉！”[389]由于唐朝的限制，新罗遂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始行中国永徽年号”。[390]同时，新罗统治者也开始主动履行藩国在进贡外的某些其他义务。永徽二年，新罗王族子弟金仁问入唐朝贡，并留唐宿卫。[391]此后，新罗又多次派王子或其他贵族子弟入唐宿卫。

在唐前期与新罗、百济的关系中，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也较前增多。前举武德四年新罗遣使朝贡时，唐高祖就赐锦彩三百段。贞观十一年，百济“遣使入唐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锦袍并彩帛三千段”。[392]永徽元年（650），新罗真德女王“织锦，作五言《太平颂》，遣春秋子法敏，以献唐皇帝”。[393]永徽四年，真德女王又遣使向唐献金总布。贞观十四年二月，百济“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394]同年五月，新罗也“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贞观二十二年新罗金春秋入唐时，曾赴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皇帝“赐以御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395]新罗还效仿唐的服饰，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始服中朝衣冠”。[396]麟德元年（664）正月，又“下教妇人亦服中朝衣裳”。[397]

唐前期与新罗、百济宗藩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如何处理朝鲜半岛中南部这两个并立政权的矛盾冲突，而且这一问题也与我国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有关。新罗、百济立国以来，时而联盟，时而剑拔弩张，互相攻掠，甚至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唐朝前期，这两个政权的矛盾冲突非但未缓和，反而日益加剧。比如，武德七年，百济攻取新罗速含等六城，[398]贞观元年，攻取新罗西鄙二城。[399]贞观十六年，攻取新罗猕猴等四十余城，贞观十九年，百济乘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新罗出兵相助之机，袭取新罗七城等等。[400]贞观十七年，百济与高句丽和亲后，高句丽也参与了对新罗的侵袭。永徽六年，百济与高句丽、靺鞨联合，破新罗三十余城。[401]这期间新罗也曾反击，夺回若干被占城镇，但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面对百济的频繁侵袭，新罗统治者几次向唐申诉，请求唐政府干预或出兵相助。唐统治者开始时对双方进行劝谕、调解。贞观元年，唐太宗利用百济王侄福信朝贡之机，赐百济武王玺书，劝谕百济“忘彼前怨”，与新罗“共笃邻情，即停兵革”。然而百济“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402]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派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劝谕百济、高句丽“宜即戢兵”。唐高宗即位后，改变了以往只进行劝谕、调解的策略，最终对百济施以武装征讨。当然，唐所以对百济用兵，主要是为了消灭割据辽东及汉乐浪郡的高句丽。由于这时百济与高句丽和亲，结成联盟，推翻不听命的百济政权，才能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不过，唐对百济用兵，也与新罗统治者一再请求唐出兵相助，唐要体现宗主国扶弱抑暴，“恤危藩”的原则有关。[403]

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命左武卫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又令新罗国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404]唐与新罗联军“大破其国，虏（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同时留驻军队以镇之。[405]此后，百济王公贵族残余势力曾纠集民众再起，以图复国，但在唐与新罗联军的打击下，至龙朔三年（663）终于失败。立国六百余年的百济至此退出了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其辖区后逐渐并于新罗。[406]乾封三年（668），唐灭掉了长期割据于辽东和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西迁后，朝鲜半岛北部由唐中央及新兴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渤海控制，而新罗则逐渐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中南部。[407]

在《旧唐书·新罗传》中，曾把新罗、百济和高句丽称作“海东三国”，指出他们都是唐的“藩附”。但是，唐统治者一直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境内的割据政权，与新罗、百济并不一样。当唐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责让高句丽侵袭新罗时，相里玄奖明确指出“辽东故中国郡县”。唐太宗欲征高句丽之前，对长安耆老也说“辽东故中国地”。贞观十九年唐太守亲征高句丽，行至定州时对左右说：“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408]唐统治者说的辽东，既包括今日辽东地区，也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唐前期这一地区正是我国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辖区。高句丽虽然向唐中央称臣纳贡，但又时时不听中央号令，所以唐太宗才说“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唐统治者不能容忍这一割据政权长期存在，所以唐太宗、唐高宗相继发动辽东之役，并把对高句丽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

而唐高宗时对百济的战争，一是出于对高句丽作战的战略需要，二是因为新罗的一再请求。唐统治者从未把新罗、百济辖区视作中国故地，也未把天下大定与百济、新罗是否宾服连在一起；只是从中国最高统治者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朕（是）万国之主”，把百济以及新罗人民视为“朕之赤子”而已。唐对百济的战争，主要是要推翻不听命于唐的义慈王政权。因此，龙朔二年唐高宗又授百济义慈王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以招辑其余众”。唐统治者的用心，在刘仁轨为扶余隆与新罗文武王结盟撰写的盟文中表现得更清楚，即“兴亡继绝”，让扶余隆“保其桑梓，依倚新罗，长为与国”。[409]也就是仍然要扶植一个与新罗并存，“永为藩服”的新百济国。这与唐灭高句丽后把高句丽故地置于唐中央直接控制之下，显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