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古代史(第四卷):波斯、希腊与西地中海地区(约公元前525年—前4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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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规模叛乱的后果

至公元前521年末,大流士才能够关注远方一些不迫切的军事、政治问题。这些可能间接地与大暴乱有关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然后这位波斯王才能继续推进其双重计划——圆满完成波斯在东部与西部的征战和全面重组波斯帝国。

大流士第二年,第三次反叛已在一个埃兰人阿塔麦塔(Atamaita)领导下于苏希亚纳(Susiana)爆发。高巴鲁瓦(即戈布吕亚斯,七位共谋者之一)被授权率兵,旋即镇压了暴乱(不幸的埃兰人的确屡次反叛,但却不够坚定)。究竟是受到埃兰麻烦不断的影响还是这场特殊暴乱涉及了某些宗教问题,大流士对这里的局势做出了迄今为止罕见的评论,他说:“那些埃兰人毫无信义且他们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我崇拜阿胡拉-马兹达;凭阿胡拉-马兹达的佑护,如我期望的,因此我处置了他们”(《比希敦铭文》,第72节)。没有其他反叛民族还受到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的指责;既然阿胡拉-马兹达据说是波斯人的神祇,为何他们要崇拜?难道是大流士基于某些原因对埃兰人有更多的期待?

从南部转向北方,大流士接着亲率大军进攻斯基泰人。见于《比希敦铭文》开端部分的反叛民族中,直至该铭文的末尾数行中才再次提及斯基泰人,据刻文和浮雕分布判断,这极像是后来的增补(仅有古波斯语本记载了这些事件,且原有浮雕部分重刻以容纳对这些新近活动的记述)。[20]一些观点认为,和希罗多德记载的一样,该处记录了大流士在黑海地区针对斯基泰人的著名战役,但所有迹象表明,大流士言及征战中渡过的海域是里海(Caspian),而且波斯大王不得不再次处理游牧民族对帝国东北边境的威胁,此前居鲁士便丧命于此。[21]斯基泰人战败,其王被杀。接着,斯基泰被杀国王的形象被添加在比希敦展现八位叛乱者的浮雕上。与对埃兰人一样,大流士又一次以这种评语结束了对此次征战的记述(《比希敦铭文》,第74—75节):斯基泰人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人们不禁还要追问其中的原因何在。[22]

埃及也作为反叛省区之一列于《比希敦铭文》中,但大流士未更多提及埃及也有此类事情。然而,波吕埃努斯(Polyaenus)记载了反对暴戾的阿吕安德斯(Aryandes)——冈比西斯返国时留任为埃及总督——的暴动,并进而讲述了大流士本人如何到达埃及并以向埃及宗教表现宽容的方式解除了反叛势力的武装[波吕埃努斯:《战争谋略》(Polyaenus,Strat.),Ⅶ,11.7]。另外,乌扎霍勒斯奈在其铭文中提到,他当时不在埃及而在大流士停留的苏萨,且被波斯大王派回专门负责复建塞斯的医科学校。[23]现有一些证据显示,接着在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发信给总督阿吕安德斯,令他把至阿玛西斯统治末期的埃及法律编纂成法典。这些资料表明,大流士至少在统治初期未曾巡游埃及,因此可以断定,无论波斯大暴乱时期埃及发生了什么事件,波斯王本人几乎没有率领甚或可能没有派遣军队到达尼罗河地区。[24]

大流士在埃及沿用冈比西斯的政策,向当地居民展示自己不是外族统治者而是法老——埃及的合法国王。[25]阿吕安德斯被授行省总督职权,又掌权数年之久。大流士最终处死阿吕安德斯,原因不明。一种说法是,大流士对阿吕安德斯在大叛乱中没有积极提供支援着实气愤,该说法更认为,这解释了埃及在《比希敦铭文》被列入叛乱名单中的原因。但若是这种情形,大流士为何要让这位总督当权如此之久?希罗多德称,阿吕安德斯的下台是因为他向大流士挑衅,以自己的名义打制了纯度罕见的银币,但这种钱币从未被发现(《历史》,Ⅳ,166)。事实上,他被惩处可能是因为将银币熔铸为银锭,这在埃及比银币更有价值。不论赞成何种解释,若干明显的事实是:埃及没有大举反叛波斯统治,在这位波斯大王有权把该总督免职时,阿吕安德斯仍在大流士治下做了一段时间的总督,波斯对埃及的稳固控制几乎持续至大流士离世。[26]

的确,大流士立即着手处置另一位总督,此人被指控在大流士与叛乱分子冲突时,未给予大流士适当援助。吕底亚的奥罗埃特斯(Oroetes)或许十分疑惑:独立政权对他而言在冈比西斯离世后是福还是祸?他与同为总督的达斯库利翁(Dascylium)的米特罗巴泰斯(Mitrobates)陷入纷争,杀死了米特罗巴泰斯及其子。这是两位总督间内讧交战的首个明确例证。阿契美尼王朝后期,这类行径更为常见,中央政府通常对这种恶行不予惩罚,以防有损帝国尊严和权力。不过,大流士一朝得暇便立刻措意行省总督的此类行为,他首先在萨尔迪斯试探当地卫队是否效忠王权,接着在确定军队被完全说服后,遂下令处死了奥罗埃特斯(《历史》,Ⅲ,126f)。据现有文献,在大流士统治期内行省总督再无类似行径;这位波斯大王彻底掌握了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