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流士、薛西斯统治时期帝国的巩固及其发展范围

第一节 大流士和阿契美尼政权的重建

大流士如何取得居鲁士王权的历史笼罩着不确定性，正如这种不确定性围绕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的死亡一样。乍一看，关于这些事件似乎有两种详细记述：见于比希敦的大流士自述和希罗多德的记载（《历史》，Ⅲ，67—80）。但我们的问题甚至就始于这一简单、通常为人接受的见识。事实上，如希罗多德讲的那样，《比希敦铭文》和大流士获得王权的故事都是独立史料吗？或许不是，因为完全有理由认为，希罗多德对这些事件的记述出自这位希腊史家对大流士功业的个人认识。他不是像我们一样从比希敦获得认识，而是像波斯王属民从该铭文的复制件中得到它，其中大流士告诉人们他下令将该铭文传布于整个帝国（《比希敦铭文》，第70节）。[1]这种文献的两块残片在巴比伦出土，而且我们知道，在埃勒凡廷为波斯大王服役的犹太雇佣军亦有自己的复制件。[2]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哈利卡纳苏斯可能有该铭文的版本。故而，必须谨慎，不能因希罗多德独立地证实了该故事，我们就认为大流士在《比希敦铭文》中所讲的就是真的。相反，无论何时这位史家在处理单一史料时，我们有必要随时保持谨慎。[3]

大流士称（《比希敦铭文》，第10—15节）冈比西斯杀死了亲兄弟巴尔狄亚，但波斯人并不知道，居鲁士身后另一仅存的男性后裔巴尔狄亚已死。接着，一位名叫高墨达（Gaumata）的玛古斯（Magus）现身，对民众谎称他是巴尔狄亚（希腊语作“Smerdis”）。在这位伪巴尔狄亚的率领下，民众开始反抗冈比西斯。这场起义爆发于公元前522年3月11日。但由于民众直至7月1日才“转向”他，这位玛古斯并没有即刻成功。接着，冈比西斯死于“自己之手”。接着我们得知，甚至包括任何一位阿契美尼家族成员在内，无人愿意起而对抗这个伪巴尔狄亚。人人都惧怕，这个篡位者会为了防止在王宫之外被发现他不是真正的巴尔狄亚而大开杀戒。不过，大流士向阿胡拉-马兹达祷告求援，因为坚信他所崇拜之神会给予援助而获得勇气，他与其他共谋者于公元前522年9月在米底尼萨亚（Nisaya）地区的西卡亚瓦蒂（Sikayauvati）要塞杀死了高墨达；大流士的共谋者有：闻达法那[Vindafarna，希罗多德作“Intaphernes”（因塔菲尔奈斯）]、乌塔纳[Utana，希罗多德作“Otanes”（奥塔奈斯）]、高巴鲁瓦[Gaubaruva，希罗多德作“Gobryas”（戈布吕亚斯）]、韦达尔那[Vidarna，希罗多德作“Hydarnes”（叙达尔奈斯）]、巴加布克沙[Bagabukhsha，希罗多德作“Megabyxus”（麦伽比克苏斯）]和阿尔都玛尼什[Ardumanish，希罗多德作“Aspathines”（阿斯帕提奈斯）][4]。自然地，阿胡拉-马兹达立即将波斯王国赠予大流士。接着，新王道：

从我们家族被夺走的王国，我将之夺回；在其基础上我重建了它。一如往昔，我如此修造了被玛古斯高墨达毁坏的圣所。我归还给民众被高墨达夺走的牧地、牧群、家奴和房屋。在其基础上，我重组了民众，包括波斯、米底和其他行省。一如往昔，我如此拿回了被夺走之物……结果，玛古斯高墨达未能使我们的王室消失。（《比希敦铭文》，第14节）

大流士获取王权的始末全在于此。[5]

经初步分析，我们可能会立刻质疑有关伪巴尔狄亚的整个说法，即玛古斯高墨达是否是冒名顶替者。该故事的大部分相当不可信。首先，冈比西斯杀死了其兄弟而竟无人知道此事；其次，在许多人肯定知道真正的巴尔狄亚时，觊觎者高墨达却能在短期内维系骗局。

探求大流士关于高墨达诸种说法背后的真相至少需要考虑四种可能。第一，大流士说的是真相，即真正的巴尔狄亚已死很久，高墨达反叛，冈比西斯卒，大流士及其支持者谋杀了高墨达。第二，真正的巴尔狄亚反叛，冈比西斯卒，大流士发动反制政变。那么，大流士告诉我们的只是部分真相。第三，冈比西斯卒，高墨达反叛先王的兄弟巴尔狄亚，大流士重建该王朝；大流士再次告诉我们一些真相。第四，冈比西斯卒，其兄弟巴尔狄亚继承王权，大流士反叛并杀死巴尔狄亚，且编造了高墨达的故事以掩其行迹。在第四种情形中，大流士就各事件的次序及他的合法性均说了假话。希罗多德给我们提供了上述四种情形中的第一种，但是，考虑到其所记很可能没有依据独立史料，那么真正极有可能的是：真相并未坐实。不过，人们仍然怀疑大流士的记载，仅是因为大流士大权在握并刻写了该铭文，而巴尔狄亚或高墨达已人死声销。

然而进一步分析表明，大流士在《比希敦铭文》中所讲故事提供给我们的，仅是一份剪裁过的概述，它关系到我们或许会怀疑的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情形，这些情形与冈比西斯之死、巴尔狄亚或高墨达的反叛、大流士在王国中心重建“正常”秩序有关。几乎可以肯定，高墨达与大流士之间的冲突具有宗教、社会、经济、很大程度的政治色彩，亦如其纯粹的王族斗争意味。这一观察最终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某种形式上，“高墨达”的反叛曾确有其事。

大流士屡次细心地将高墨达描述为玛古斯，此人不仅是玛古斯，还特别是位米底的玛古斯。希罗多德接着这一话题并加以强调。他讲到，反叛之后，玛古斯（Magi）在波斯人中声名狼藉（《历史》，Ⅲ，79）。在记载所谓冈比西斯的遗言时，希罗多德笔下生命垂危的波斯王说：“我命你们所有人，特别是那些阿契美尼家族的人，你们不能乖乖地准许王国回到米底人手中。”（《历史》，Ⅲ，65）[6]巴比伦本《比希敦铭文》明确将高墨达称为米底人。[7]但最后，第四份证据表明，高墨达和米底之间有确凿联系：据大流士称，这位玛古斯曾在米底要塞寻求庇护以摆脱波斯人，这正是他最终被捕杀之地。（《比希敦铭文》，第13节）

因此，至于这次斗争的较大政治寓意，我们或可假定其中有米底反对波斯人的因素。毕竟，自居鲁士击败阿斯提亚盖斯后，时间才过去28年。许多人或许还记得波斯曾是臣属而非统治者之时。许多人或许也对居鲁士如何对待米底人没有印象，比如哈帕古斯（故事中说，他毕竟背叛了他的正主和其他米底人），而且许多人很可能觉得，在波斯人依旧是伊朗民族中的主导集团时，波斯—米底同盟并不和谐。因此，高墨达的反抗部分地象征两支主要伊朗民族间争夺王权斗争的最后阶段，即居鲁士统治下，米底人发动了对波斯政变的反政变，未遂。

这次斗争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色彩，可能部分地反映在希罗多德记载的这一记述中：高墨达如何在3年内以减轻波斯帝国民众赋税和兵役的方式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和民众支持，除波斯人外，这一法令显然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历史》，Ⅲ，67）。某种形式的社会动乱连同潜在的强烈经济倾向亦在大流士于《比希敦铭文》的声明中有所暗示，即他把牧地、牧群、家奴和房屋返归其主，这些都曾被高墨达夺占。大流士不仅在波斯也在米底和其他省区恢复了正常生活，使之立于其适宜的基础上。这些失去了牧地、牧群、家奴和房屋的民众是谁？若希罗多德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因为颁布法令同意减赋税、结束征兵，高墨达曾在民众中广受欢迎，那么，大流士和希罗多德几乎不可能谈论的是同一“民众”。

大流士很可能在特殊意义上使用“民众”和“房屋”。民众（古波斯语作“kāra-”）可能不仅指民众，还可指要人；它还可能指军队。有观点认为，大流士所提及的恢复“民众于其基础上”，该铭文巴比伦语本中“ūqu”一词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为民众；而且，在描述归还土地和牧地的短语中，它指的是军队或士兵。[8]在古波斯语和埃兰语本中仅用简单的“房屋”这个字的地方，又是在巴比伦语本中，我们发现了“弓房”（bow-houses）这一术语，它在法律文献中的特殊含义是“封邑”，这种封邑是为了获得特定赋税和兵役回报而分配给依附国家者的。[9]基于这个观察所得，有人会认为，这种“民众”是那些从国家获赠土地的人，而且他们可能不只是统治精英（地方的或帝国的）的一员，也包括工匠、国库人员和因服兵役而被奖励的普通士兵，但他们在高墨达的“改革”中却被忽视。

下文第三章第一节中，对巴比伦城的波斯赐地问题会有进一步讨论。但目前注意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就大流士故事的社会性而言，他的六位具名同谋者均是波斯贵族，按希罗多德的说法，其中任何人都能够有权力称王。这本身就表明，这次反叛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可能包括了富有的土地权贵集团——至少自居鲁士统治时即有权力——与支持高墨达的“民众”的冲突。据这一解释，人们可能会尤其注意到，大流士如何告诉我们他把家奴（巴比伦语本中作“雇工”）归还给其旧主，这些家奴可能曾是高墨达解放的。该论点仍未确证，但有理由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或许不仅涉及了波斯人对抗米底人的因素，而且这场斗争使那些曾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处于上层的人们（并不都是波斯人）与高墨达领导下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人们对抗。

最后，应该指出，大流士把“玛古斯”这一绰号扣在高墨达头上，这是大流士对这个反叛者所能想到的最恶毒措辞，目的是以此败坏对手的名声，即便不能赢得公众，也能赢得追随者对其大业的支持。接着，大流士特别讲道：“一如往昔，我如此修造了被玛古斯高墨达毁坏的圣所。”显然，大流士和高墨达对圣所意见有别，因而我们可认为，对宗教或者至少对表现宗教的仪式，他们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实际上，我们现在仍不能肯定，谁是革新者：阿契美尼家族的人可能引入了诸种宗教形式，它受到高墨达领导下持旧信仰的信徒的抵制；或者这位玛古斯试图引进新宗教，这违背了已有宗教。目前语境中的关键问题是，大流士推翻高墨达的记载有可能包含了有关宗教、王朝、社会或经济以及政治斗争的证据。[10]

无论现有材料简洁文辞背后的复杂性如何，结果是，经波斯贵族的襄助，大流士的确设法处死了高墨达，夺取了阿契美尼王权；不过掌控帝国是另一回事。大流士在埃及时曾是冈比西斯的持弓者，因而在军队指挥中的地位崇高。大流士出自阿契美尼家族，尽管是居鲁士一系的旁支，但凭家族纽带，他有继承王权的血统。大流士显然是位勇气超凡、行事果断的年轻人，能够聚集波斯其他贵族和常备军中的支持力量。在成功运用手中王权有效掌控冈比西斯的帝国遗产前，大流士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力量和才能。

一年3位国王（冈比西斯、巴尔狄亚或高墨达和大流士）和残酷的王室权力斗争，几乎从大流士夺取了王权那一刻起，对波斯帝国若干臣属民族来说就是暴动的信号。古埃兰和巴比伦率先起事。在埃兰，乌帕达尔马（Upadarma）之子阿奇那（Açina）宣称自己是合法国王，民众随他反叛。尼丁图贝尔（Nidintu-Bel）在巴比伦起义，自称是纳波尼都斯之子尼布甲尼撒三世，民众随即拥戴他为王。他统治期间的首件现存泥板定年为公元前522年10月3日，仅在高墨达被杀后数日。[11]

大流士显然控制着常备军，能够迅速应对这一挑战，可能在11月某个时候向巴比伦进兵。途中，大流士传书埃兰，可能是要阿奇那的项上人头，仅此一举便镇压了该地的首次叛乱（《比希敦铭文》，第73节），但解决巴比伦事件却费了一番周折。以充气的骆驼皮和马皮渡过底格里斯河后，大流士将敌军引至该河附近交战并获胜。仅6天后，在扎扎那（Zazana）城战斗再度爆发。这位巴比伦王及其部分马军幸免于波斯获胜后的屠杀，但在波斯人攻占巴比伦城后被俘，尼丁图贝尔被处死（《比希敦铭文》，第18—20节）。大流士统治时期的现存首件泥板定年为公元前522年12月22日。[12]波斯新王明示，像对高墨达的内部挑战的回应一样，他能够及时有力地对任何阿契美尼政权的外族威胁做出反应。

但是，大流士的行动或其所做之事的消息的传播均不是十分迅速，未能抑制别处的纷乱。当大流士仍在巴比伦、可能还忙于处理叛乱时，波斯、埃兰、米底、亚述、埃及（存疑）、帕提亚、马尔贾那（Margiana）、萨塔古蒂亚（Sattagydia）和斯基泰等地发生了暴乱（《比希敦铭文》，第21节）。[13]实际上不满情绪普遍存在，这使得大流士需要11个月的时间重新控制所有这些民族。

大流士立刻动身。在征讨巴比伦时，大流士就得知埃兰（第二次）、亚美尼亚（Armenia）、米底和波斯的暴动，为此若干部将率领的军队已在公元前522年12月被派出，试图应对其中的一些暴动。波斯将领瓦乌米萨（Vaumisa）或许从大流士进攻巴比伦的大军中率领部分人马奉命征讨亚美尼亚，作为波斯王对此地反叛的初步回击。亚美尼亚的冲击对大流士的巴比伦征服战争威胁极大，所以瓦乌米萨必须南进平叛，远至亚述的伊扎拉（Izala）地区。反叛者似乎进军支持巴比伦人，其军队已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低地地区。战斗未分胜负，但是亚美尼亚人前进受挫、暂时受到牵制，由此大流士的北翼安全得以确保（《比希敦铭文》，第29节）。同时，在阿契美尼家族故地，一位名叫瓦亚兹达塔（Vahyazdata）的人自称为真正的巴尔狄亚、冈比西斯的继承人（《比希敦铭文》，第40节）。被众人拥戴为王之后，他立即派遣了一支军队东进攻打阿拉霍西亚，但该行省总督仍效忠大流士，迎击入侵者，与入侵者在卡皮萨卡尼什（Kapishakanish）进行了另一场显然未决胜败的战斗（《比希敦铭文》，第45节）。所幸的是，马尔贾那战局朝着更有利于大流士及其大业的方向发展。马尔贾那的弗拉达（Frada）自立为该地区的王。大流士派遣巴克特里亚总督达达尔西什（Dadarshish）反击叛乱，叛乱者在12月的另一场战斗被彻底击溃。[14]东部更远地区再未传来任何危险消息（《比希敦铭文》，第38—39节）。

因此，在巴比伦获胜后，大流士才尽可能快地转而应对米底的威胁。公元前521年1月，韦达尔那，即反对高墨达的七位共谋者之一兼波斯将军，被派出抵挡米底人从埃克巴塔那向巴比伦的进犯，在马鲁（Maru），他指挥反击。战斗发生在今克尔曼沙阿与坎加瓦尔（Kangavar）之间、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朗高原的大道附近。然而，波斯王的大军除了抵挡米底人外并无其他战绩，原因是韦达尔那在坎潘达（Kampanda）地区扎营（可能就是《比希敦铭文》所在地前方紧邻的河谷），直至再次出击前于此等待增援（《比希敦铭文》，第25节）。显然，大流士花费了一定时间处理巴比伦事务，同时详细安排了部将进一步反击叛乱者的行动，因为直至公元前521年4月韦达尔那的援军才到。

与此同时，在2月，阿拉霍西亚总督韦瓦那（Vivana）与在波斯的叛王瓦亚兹达塔的军队进行了另一场战斗，派兵东进。大流士的这位忠诚支持者此次大获全胜，入侵军队的指挥官遭长途追击后连同部分马军一起被俘；他及其主要追随者被处死。阿拉霍西亚面临的所有威胁现已解除（《比希敦铭文》，第46—48节）。

不幸的是，帕提亚和希尔卡尼亚（Hyrcania）的情况却非如此，这里是中东部核心区域第三大反抗大流士统治的地区。这些东部反叛者自称为米底叛王弗劳尔特斯（Phraortes）的追随者，它不仅表明这些地区实际上曾是阿斯提亚盖斯统治时米底的一部分，也表明米底获得的支持是多么广泛。大流士之父帕提亚总督希司塔斯佩斯在3月份征讨这些反叛者，但仍未决出胜负；反叛者被困，但希司塔斯佩斯在未获增援的情况下不能进一步行动（《比希敦铭文》，第35节）。

阿拉霍西亚和巴克特里亚忠诚的军队作战勇猛并取胜。另外，在除巴比伦外的其他地区，大流士不得不在反叛地区分散兵力。敌军推进的步伐在波斯东部、米底中部和亚述地区受阻。但所有效忠的军队均遭挫败，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兵力而不能继续推进并最终击溃米底、亚美尼亚和波斯主要地区的反叛。而在4月，波斯大王已做好攻势准备，征讨的关键时刻已到。如同他在公元前522年12月所为，大流士快速进军并为了在各方面向敌军同时施压而均衡配置兵力，此举再次证明了他的指挥才能。

公元前521/520年波斯历（Ⅰ/25）元月25日（公元前521年4月），大流士亲率大军从巴比伦向米底进发。但在出发前，他向北派遣了第二支军队反击亚美尼亚。这支军队由一个名为达达尔西什（按大流士所说，此人是亚美尼亚人）的人率领，他在 Ⅱ /8日首次获胜，又在另两场战斗中取胜：第二场是 Ⅱ /18日（5月）在提格拉（Tigra）、第三场是 Ⅲ /9（5月）在乌雅玛（Uyama）。这第二支进攻亚美尼亚的军队使在亚述北部某地僵持不下的瓦乌米萨也能够空出手来转而应对叛军，恰好在达达尔西什取得最后胜利的9天前，即 Ⅱ /30（5月）日，瓦乌米萨在奥提亚拉（Autiyara）战胜了亚美尼亚人。事实证明，这种双线出击的策略大获成功；亚美尼亚被打败，获胜众将继续待命，只等大流士下令最终在政治上平定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比希敦铭文》，第26—27、30节）。

同时，大流士成功应对了弗劳尔特斯，开启了镇压波斯地区的瓦亚兹达塔及其反叛者的战争，从而能够给予希司塔斯佩斯解决帕提亚事务所需的援助。经由埃兰（或至少途经对埃兰构成威胁的陆路），大流士进军，与在坎潘达的韦达尔那会合，结果埃兰第二次暴乱与第一次一样迅速瓦解（《比希敦铭文》，第22—23节）。大流士或许是从南部到达坎潘达，由陆路进军穿过了现代哈尔辛（Harsin）。途中，他分派阿塔瓦狄亚（Artavardiya）率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很可能主要由米底部队组成）反击波斯的瓦亚兹达塔。大王本人“带着 其余波斯军队前进”至米底。波斯历Ⅰ/25（4月）日昆杜鲁（Kunduru）一役，弗劳尔特斯终被大流士和韦达尔那的联军击溃，时在亚美尼亚人遭到达达尔西什军队第一波打击前13天。弗劳尔特斯和部分马军逃至邻近现今德黑兰的拉加（Raga）。大流士派兵追击并俘获了这位叛王，将之带回埃克巴塔那，在这里将其四肢砍掉后施以尖桩刑。弗劳尔特斯的主要支持者被枭首后悬挂在埃克巴塔那的城垛上（《比希敦铭文》，第31—32节）。弗劳尔特斯战败直接造成两个后果。在大流士部将塔赫玛斯帕达（Takhmaspada）进攻下的萨加尔提亚（Sagartia）地区，铭文中提及的奇坎塔克玛（Ciçantakhma）的反叛失败（《比希敦铭文》，第33节；古波斯语和埃兰语本中无具体日期），[15]而且增援力量能从拉加遣至帕提亚的希司塔斯佩斯处。或许，更重要的是，仅在大流士击败米底人17天后，阿塔瓦狄亚便在波斯历 Ⅱ /12日赢得了他本人进攻波斯地区反叛者的首场胜仗（《比希敦铭文》，第41节）。

上文已指出，亚美尼亚人在5月间最终战败。继而在6月，援兵到位后，希司塔斯佩斯在帕提亚转入攻势，反叛者在波斯历Ⅳ/1日（公元前521年6月）的帕提戈拉巴那（Patigrabana）战役中被彻底击败（《比希敦铭文》，第36—37节）。仅4天后，即波斯历Ⅳ/5日，阿塔瓦狄亚便在波斯行省本部对反叛者发起了最后一击，即帕尔伽（Parga）之战。瓦亚兹达塔及其主要追随者被施以尖桩刑（《比希敦铭文》，第42—43节）。至公元前521年6月，这场大叛乱实际上已经结束，以大流士为首的阿契美尼波斯人控制了帝国和王权。

但之后的某个时候，巴比伦人蠢蠢欲动，试图再次暴动。又一位亚美尼亚人阿拉卡（Arakha）叛乱并自称为尼布甲尼撒四世。这一次，大流士认为没必要亲征。的确，反叛并未构成威胁。大流士判断正确；闻达法那（因塔菲尔奈斯）率领军队交战，反叛者的抵抗在公元前521年11月、波斯历Ⅷ/22日瓦解（《比希敦铭文》，第49—50节）。

大流士获胜的原因有三：其一，他指挥的是在冈比西斯卒后从埃及返回的正规军。其二，他善于用兵，这见证于他的如下能力：迅速应对挑战、从恰到好处的战术平衡着眼分配兵力以便在战略上控制形势、继而统合力量获得最后胜利。其三，反叛者在行动协调上几乎完全失败。总体而言，大流士在战术上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出色地运用了战术。由于大流士杀死高墨达至巴比伦第二次叛乱的间隔实际上超过一年多，争论集中在大流士“在阿胡拉-马兹达的佑助下这是我成为国王后一年之内完成的事情”的说法上，但大流士显然是从他在公元前522年11/12月间对巴比伦叛乱做出反应伊始来计算各种事件的。[16]大流士有理由自夸，因为他曾出色地组织并部分指挥了一场极其复杂艰难的战役。虽不是居鲁士的直系后代，但作为将领和民众领袖，大流士的确是居鲁士的继承人。

除大流士在位第一年的王朝和军事详情及其镇压大叛乱外，有关阿契美尼波斯历史的重大问题，《比希敦铭文》可能暗示的信息还有哪些？

首先，我们会发现，大流士本人的权力基础有些非同一般。他与波斯统治家族阿契美尼家族有联系，掌握着军队的核心，显然得到了上层贵族核心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大流士的反对者显然均以地区性权力为基础，如亚美尼亚、米底、巴比伦、埃兰以及萨加尔提亚等。即或波斯地区并未支持大流士的大业，但表面上波斯地区及波斯人因居鲁士的帝国瓦解而损失最大。

大流士重视合法继承居鲁士王权的问题——其王朝的合法性——和再造居鲁士帝国的任务。事实上，在何种程度上，大流士重建了帝国而非创建了帝国呢？真正的问题是谁将会继承居鲁士王权抑或究竟有无居鲁士王权？或者，人们甚至可以问，这是帝国吗？如果是，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帝国？

鉴于瓦解的速度之快以及巴比伦语（和阿拉姆语）本《比希敦铭文》偶尔提及的极小伤亡数字，其中列举的一些叛乱几乎难称重大事件。[17]这些小规模的叛乱仅仅表现在当地掌握地区权力和关系的要人背离了中央：这类事件肯定会发生，因为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中央权力已经崩溃。派那些忠于帝国（现在是忠于大流士）的将军改变这种局势，可以看作行政革新的初步举措，而不是镇压暴动。其他反叛显然更严重，尤其是以米底为中心的反叛，这更像是各伊朗集团的内战。[18]然而，即便有这些更严重的不满，诸反叛国王却没有谋求帝国头衔[波斯的瓦亚兹达塔例外，自称为巴尔狄亚的他可能谋求帝国大权（《比希敦铭文》，第40节）]。弗劳尔特斯宣称自己是米底国王，而不是与大流士争夺帝国权力的对手。换言之，高墨达死后，“继承危机”大体而言即已结束，诸多纠纷的焦点不是谁将成为下一位众王之王，而在于到底是否会有众王之王或帝国。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2a12—14）似乎把居鲁士征服米底看作宫廷叛乱，而不是真正的制度变革。若接受这种观点，我们便会认为米底的政体与居鲁士治下的政体难以称作真正的帝国。或许，这种政体只不过是以征服战争将若干区域性国家黏合在一起。当中心无法保持时，黏合剂融解，继而该结构便分裂。因此，考虑到他的特殊权力基础，大流士执政初年的功业或可视为是首次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帝国：其政权构成的基础包括军队，一些效忠于王权而不是某些特定地理区域的社会阶级，以及大流士的个人魅力、才智和道德操守。继上述事件以及大流士稳固王权伊始建立政府组织后，波斯帝国诞生，从实践和哲学角度看，这一政治体远非那些以武力聚拢和控制在一起的若干地区联合体可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