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米底人与早期波斯人

伊朗人，更具体说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公元前9世纪的楔文文献中；这些文献提到了伊朗高原的西半部，这片高原今日以“伊朗”命名。此后一段时期，米底人和波斯人仅出现在扎格罗斯（Zagros）山脉中若干民族与政治集团中的两支。为理解其早期历史，一方面应在诸民族构成的繁复的马赛克式的背景中审视米底人和波斯人，另一方面，也应与公元前1000年上半叶的各主要势力联系起来考虑，如亚述人（Assyrian）、乌拉尔图人（Urartian）、巴比伦人和埃兰人。甚至在米底本土，直到公元前7世纪后期，米底似乎才开始成为主导势力。

一 关于该时期的史料

关于该时期伊朗史的证据有两类。首先是考古材料，即我们仅有的真正原始史料。其次是出自邻近地区、大部分来自亚述的铭文材料以及后代“历史”材料，如希罗多德有关米底国家兴起的记述；当然，与以往一样，这类史料通常也有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与文字证据有关的史料需要进一步简要讨论。

亚述诸王铭文中有关扎格罗斯山脉诸次战役的记载是研究这一时期伊朗西部历史的最重要史料。[3]若不考虑其中的习语，这类文献似乎对该地区发生的事件提供了相当精确的记载。不过，此处仍有诸多困难。除非发生战争，否则便无文献记录，而且有理由相信，从未有过亚述一方战败的记录。这种缺失有时尤难解释。它可能意味着：其一，亚述因实力不足而未能在某一特定区域作战；其二，发生战争，但结果是亚述受阻；其三，亚述政权在特定地区牢固树立而不必诉诸战争。但从另一层面考虑，应当承认，我们目前才开始研究这类文献的潜在意识形态，而就这些文献做出准确的历史解释有赖于我们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把握。[4]

关于亚述诸王铭文中的阙文，幸有其他楔文史料填补了部分缺失。我们拥有亚述王室往来信件，特别是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4年）时期的。另有埃萨尔哈冬（Esarhaddon，公元前704—前681年）统治时期的属国条约和卜文。此外，还有一些埃兰和乌拉尔图语的零星铭文。[5]

最后，希罗多德记述了米底国家的历史。但已如上文所指出的，希罗多德所记述的远古事件，在采用时应极为谨慎。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质疑希罗多德“米底故事”（Medikos logos）的历史价值，最好视其为“民族解放的传奇”，且带有“虚构纪年和不合史实的叙述，是由各个独立的传奇构成的，依据的是少数无关联的扎格罗斯英雄事迹”[6]。

二 源自史前的伊朗西部

关于亚述沙尔玛尼瑟三世（Shalmaneser Ⅲ，公元前858—前824年）东征战役的记载，首次提到了扎格罗斯山脉地区的伊朗人。伊朗人早于此多久到达西部地区难以确定，因为我们必须依据公元前9世纪之前的考古材料。这些材料相当清楚地展示了公元前1500年后不久遍及伊朗西部的文化中断。这一中断标志着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该地区素陶取代各类传统彩陶而界定的。这在伊朗高原中部、西北部极其显著，在中西部次之——铁器时代Ⅰ阶段初期，所谓的早期西部灰陶在此出现。[7]将伊朗人到达扎格罗斯与这一重大文化转变联系起来看似可取（有人已试图这样做），但这仅是一种假设，仍未证实。[8]不过，有两点似乎是合理可信的。第一，伊朗人可能于公元前9世纪前就已进入扎格罗斯山脉。第二，几乎肯定他们是由东北方向穿过中部高原进入西部地区，而不是越过高加索（Caucasus）山脉进入扎格罗斯山区。[9]

在考古学上，铁器时代Ⅰ（约公元前1500/1450—前1100年）的伊朗西部可划分为两大文化区域。其中一个文化区以早期西部灰陶的出现为特征，包括德黑兰-卡尚（Tehran-Kashan）地区即西北地区或现代阿塞拜疆（Azerbaijan）以及呼罗珊大道（Great Khorasan Road）沿线扎格罗斯西部中心地带的若干部分。[10]这种特定陶器类型的广泛分布说明该地区交流发达。另一文化区的最显著特征是埃兰或加喜特（Kassite）高足杯（goblet）的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低地地区和胡泽斯坦（Khuzistan）十分常见，也见于法尔斯（Fars）和卢里斯坦（Luristan）西部。在卢里斯坦的克尔曼沙，这种高足杯与早期西部灰陶有联系。[11]此种形制发端于低地地区表明，这一时期扎格罗斯南方各部分与低地地区主要势力——加喜特人、中巴比伦人和埃兰人——有联系。而扎格罗斯北部并未表现出任何这类联系。

上述情形在随后的铁器时代 Ⅱ （约公元前1100—前800年）发生了显著变化。[12]在北方，该阶段的晚期西部灰陶系晚出于铁器时代Ⅰ的早期灰陶，但陶器传统却更加多样化。阿塞拜疆境内哈桑鲁（Hasanlu）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属于铁器时代Ⅳ（本应属该区域铁器时代 Ⅱ 的考古层）的重要小城，含有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大量物质文化因素，这些显示出与亚述的紧密联系。[13]此时的哈桑鲁，或许是横贯扎格罗斯北部的东西商路的一处重要货物集散地。[14]

有关铁器时代 Ⅱ 的阿塞拜疆以南诸地区的资料更为稀少。在卢里斯坦北部，当地出现了一种名为“卢里斯坦类型”的陶器样式，但其传播范围有限。含有这种陶器的遗址巴巴扬（Baba Jan）已经发掘，此处第三层的堆积物比之哈桑鲁Ⅳ的更少，且显示出与美索不达米亚毫无联系。[15]在法尔斯更南端还未发现任何肯定属于这一时期的东西（参见下文第29—30页）。在里海（Caspian Sea）海岸一线的山脉以东，马利克（Marlik）墓葬出土了所谓的“安姆拉什（Amlash）类型”物品的大量堆积物。这里也发现了美索不达米亚货物，但这一材料的确切时代仍存争议。[16]最后，在卡尚附近的夏尔克丘（Tepe Sialk）还发现了另一处当地堆积物，风格上与西北部和卢里斯坦有联系，但它至今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17]

据此，铁器时代初期的伊朗西部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在铁器时代Ⅰ，以早期西部灰陶为特征的地区似乎与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地区少有联系。另一方面，南部高地地区的确与埃兰和巴比伦尼亚（Babylonia）的联系明显。当然，亚述首要关注的自然是中西部和西北地区，所以亚述在这一时期与高地地区并无重要联系。在后续的铁器时代 Ⅱ，扎格罗斯南部与低地地区联系中断，可能部分是由此时巴比伦尼亚和埃兰财富衰减造成的。[18]在北部和中部高地，铁器时代Ⅰ曾有的文化类型统一性明显下降，这是铁器时代 Ⅱ 的文化特征，高地的东部日益受到亚述势力的影响。亚述人可能关注控制商路，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地区最早的亚述文献证据，且使米底人和波斯人见于文字记载。

三 伊朗与新亚述

铁器时代 Ⅱ 阶段最后一个世纪内，亚述再次成为近东地区主要势力。这一复兴的首个高峰是在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公元前883—前859年）和沙尔玛尼瑟三世（公元前858—前824年）统治时期。这两位国王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统治，即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至扎格罗斯山麓；他们有时也卷入周边地区的事务。伊朗西部就是这样一个地区。

扎格罗斯山脉最高山脊“巨链”（chaine magistrale）将这一地区分为两大地带。[19]山脊以西，是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连绵山谷。其中，仅有两个开阔山谷，可承载大量人口，即伊拉克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萨瑞索（Sharizor）和伊朗的马西达什特（Mahidasht）/克尔曼沙山谷。向东越过“巨链”就是地势较高、并不狭长、时常缺水的连绵山谷。在此，乡村散落，交通不便，人口普遍稀少。仅在位置便利之处，如乌尔米亚（Urmia）湖盆地和呼罗珊大道沿途山谷，较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才成为可能。最后，至阿尔凡德段的高耸山脉，穿过山脉即到达伊朗高原本土，便进入了广袤、开阔、缺水的哈马丹平原。[20]

至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统治时期，几乎整个扎格罗斯地区被视为在亚述疆界外。不过，阿淑尔那西尔帕却把亚述的长期控制扩张至紧邻低地的山区各部，尤其是“巨链”西部的萨瑞索平原[古代扎姆阿（Zamua）]。其子兼继承人沙尔玛尼瑟三世进一步扩张。在长达35年的统治期内，他指挥或下令发动了至少5次大规模东征，这使得亚述军队跨过“巨链”深入扎格罗斯地区。正是对这些战役的记载，我们从中才初次发现了关于文化、民族、政治格局多样性的证据，米底人和波斯人正是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

地图2 米底

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在扎姆阿[现今之苏来马尼叶（Sulaimaniyeh）]附近较狭小地区的战役，表明存在着众多不同的民族群体，每个群体都是由一人“统治”。[21]沙尔玛尼瑟三世继续东进的努力表明扎格罗斯腹地的情况与之相同。沙尔玛尼瑟三世记载了与诸多不同民族的交战或收取贡品。那些至公元前7世纪仍见于记载的最重要的政治体有曼内亚（Mannea）、阿拉布里亚（Allabria，通常与曼内亚联系在一起）、帕尔苏亚（Parsua）、埃利皮（Ellipi）、米底、阿拉兹阿什（Araziash，后来与米底联系在一起）以及哈尔哈（Harhar，它最终成为亚述与米底打交道的行政中心）。上述各政治体所处的位置表明，沙尔玛尼瑟最感兴趣的是扎格罗斯中西部地区；此外，有人认为，这些战役的动机是切断呼罗珊大道沿途的贸易，而不是试图将“巨链”东部地区纳入亚述帝国。这样的阻断商贸之举可能削弱了巴比伦尼亚——低地中该路线上位置最佳的贸易出口，且可能已把贸易引向当时仅亚述能到达的北部各路，如那条可能途经哈桑鲁的商路。[22]值得注意的是，沙尔玛尼瑟对公元前835年的战役记载称，他收到帕尔苏亚（波斯人的）27位“王”的贡品。由此表明，亚述人发现扎格罗斯民族在政治上都是极度分裂的。[23]总之，关于公元前9世纪扎格罗斯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形是，诸多小部落在民族上极为多样[从中可辨识的有伊朗人、胡里特人（Hurrian）、加喜特人和其他鲜为人知的群体]，可能在文化上也同等多样。换言之，文字资料所反映的文化多样性，与显见于晚期铁器时代 Ⅱ 阶段考古记录中的文化多样性非常吻合。

尽管并未亲自指挥，沙尔玛尼瑟的最后两场战役是引人注目的，原因主要是乌拉尔图与亚述在伊朗西部的对峙。[24]至公元前9世纪晚期，乌拉尔图一直向扎格罗斯以南扩张，威胁到亚述与东部的贸易。与亚述有显著文化联系的哈桑鲁城Ⅳ，可能因乌拉尔图的这一攻势而被毁。[25]沙尔玛尼瑟最后几次军事行动极有可能是试图反击乌拉尔图的扩张。这些军事行动似乎并未达到其目的，至此，亚述涉及伊朗西部、米底人和波斯人及其他民族活动的第一阶段告终。[26]

从沙尔玛尼瑟的继承人沙姆希达德五世（Shamshi-Adad Ⅴ，公元前823—前811年）统治开始至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4—前727年）统治，在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扎格罗斯山脉地区的亚述势力几乎瓦解。[27]这一时期，乌拉尔图在该地区发挥了重大作用，首次达到其势力和影响的顶点。亚述有时与该地区毫无联系，由此导致的文字资料匮乏令人失望。遗憾的是，埃兰和乌拉尔图的史料稀少，无法填补史料空白；不过，乌拉尔图的史料的确证实了帕尔苏亚的存在，其位置在扎格罗斯中西部。[28]

亚述在东部的复兴始于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在位的第2年，因为亚述王再次征战于扎格罗斯中西部。[29]这一时期的国王铭文中出现了大部分伊朗西部的重要政治体：埃利皮、帕尔苏亚和米底，它们在公元前9世纪尤为引人注意。与沙尔玛尼瑟一样，再次兴起的军事行动似乎仍聚焦于扎格罗斯中西部。亚述人显然对呼罗珊大道周边地区抱有兴趣；至此，亚述人会更进一步厕身其中，而非只限于切断该地区的贸易。相反，有证据表明，提格拉特皮莱塞尔试图将扎格罗斯地区各部分纳入亚述行省的组织体系中。[30]就亚述遇到的若干扎格罗斯民族中，提格拉特皮莱塞尔常常特别提及米底人。他称他们为“强大的米底人”或“远方的米底人”，声言为米底人任命了两名总督（governor），谈到他们的几位首领向他进贡，以及远至比克尼山（Bikni，可能与阿尔凡德山有关）山麓征讨米底人。[31]但是，上述所有记载均不能勾勒出有别于公元前9世纪资料所反映的当地政治和社会状况，即伊朗西部的特征一直是文化多样和政治分裂。

萨尔贡二世（Sargon Ⅱ，公元前721—前705年）完成了始于提格拉特皮莱塞尔三世的计划，在伊朗西部牢固建立了亚述势力。沿呼罗珊大道两侧，大规模战争爆发，远及北部的乌尔米亚湖盆地。[32]乌拉尔图人事实上被逐至北部某地，以至于他们从该处不能再挑战亚述在中西部地区的势力。显然，中西部地区如今由亚述人控制，由军队和行省官吏共同执掌大权。萨尔贡在哈尔哈设立了一处重要的亚述中心，哈尔哈这个名字被改为卡尔沙鲁金（Kar Sharrukin，意为“萨尔贡的码头”）。米底人特由该区总督管辖。[33]简言之，扎格罗斯中西部地区现在是亚述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4]再次，有观点认为，这些发展的原因在于亚述渴望控制与东部的贸易，包括与扎格罗斯当地和伊朗高原腹地的贸易。亚述人现在的目的是，牢牢控制呼罗珊大道一线的贸易。亚述商业的重要对手巴比伦尼亚已衰落，而北部诸线路已经证实易受乌拉尔图人破坏。所以，现在看来，至少亚述对贯通扎格罗斯的这一主要大道西部各处的完全控制，可能是对乌拉尔图人威胁的回应。[35]

再看萨尔贡王朝后期诸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上述情形在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前681年）统治时期发生重大变化，但却不能对埃萨尔哈东和阿淑尔巴尼帕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前627年）统治时期的情形如此肯定。如一些卜文所示，埃萨尔哈东更关注的是东部的纷争或潜在纷争，它部分涉及斯基泰人（Scythian）和基迈里亚人（Cimmerian）。[36]基于有限的史料，阿淑尔巴尼帕尔主要关注之一似乎是埃兰；公元前7世纪第3个25年间，埃兰与巴比伦尼亚叛乱一道给亚述造成了大麻烦。埃兰据说于公元前646年彻底被毁，这一时间与我们所据的亚述楔文史料完全阙如的时间相当。此时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在楔文史料中依然可见，但这些零散记录无法详细复原当地发生的事件。从下文可见，米底再次出现，于公元前614年叩响了亚述腹地的大门，这见于巴比伦楔文史料。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亚述势力在扎格罗斯和其他地方急速衰落是古代史上诸多重大谜团之一，而米底在亚述衰落之谜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则是明确的。

不过，在论述米底国家“历史”之前，我们先根据新亚述史料对米底人和波斯人做简要概括。

米底人：从亚述文献自始至终对这个民族的记载中，我们可获知的大致情况是，这一在高地地区的重要群体由诸多的“王”统治。[37]事实上，虽然有时候，亚述显然熟悉名为“米底”的“疆土”，但在扎格罗斯全境似乎也有大批米底人，他们可能并不只限于在“米底”。名为米底的“疆土”难于精准定位；其若干部分一定距哈尔哈相当近。然而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公元前7世纪，若有人沿呼罗珊大道向东进发，则最终会到达一个只有米底人居住的地区。有观点认为，若向东越过阿尔凡德山脉，情形便是这样：米底本土在更东边，该地区有亚述人渗入，但即便有亚述人的渗透，也只是亚述马军临时劫掠或其他形式的行动，为时甚短或影响甚微。[38]归根结底，或可假设这些文献中的“米底人”是个泛称，包括一些在文化、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甚至民族上极为不同的群体。简言之，这是一幅文化上混乱不清、形式多样，政治具有部落性的图景。如下文所示，情况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发生些许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帕尔苏亚人/波斯人：亚述文献中的帕尔苏亚人[Parsua，又作帕尔苏阿什（Parsuash）/帕尔苏马什（Parsumash）]指的就是波斯人，这一长期流行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鉴于几个世纪以来对扎格罗斯历史地理的新认识，如下观点不再被接受，即这些波斯人是单一部落群体，在史料中相继出现在扎格罗斯三个不同地点——乌尔米亚湖附近西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的帕尔萨（Parsa，另作“Fars”）。[39]就亚述史料中所见的帕尔苏亚人三个位置的提法已多有讨论，因为它似乎构成了以下观点的论据基础：波斯人渐次迁徙，经高加索、向东南越扎格罗斯，最终在阿契美尼家族治下出现在帕尔萨。[40]现已明确的是，亚述文献中的帕尔苏亚人居于扎格罗斯中西部，亚述人却丝毫不知乌尔米亚湖北部附近的另一支帕尔苏亚人，可能与阿契美尼家族的故乡——帕尔萨南部的波斯人也无交往。事实上，在扎格罗斯地区至少有两个不同群体均自称波斯人，一支在中西部，另一支在帕尔萨，这个观点仍有道理。而不可信的是，认为这两个群体是四处迁徙的同一个群体。亚述人所知的中西部一支，要么灭亡了，要么融入了米底国，这与诸多群体一样，比如埃利皮和曼内亚。帕尔萨的波斯人以其名命名这个地区，并为现代伊朗创立了语言，抵抗米底人的兼并。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最终在居鲁士大帝时起而反抗米底的政治霸权。[41]

中西部地区的波斯人较之米底人似乎是个小群体，他们可能更具凝聚性，地理上的分布也更为集中。[42]如上文所见，波斯人在政治上四分五裂，但却由诸多“王”或部落酋长统治。与米底人相比，波斯人可能在文化和民族上更为统一。在米底国家兴起和扎格罗斯中部和西北部“伊朗化”中，波斯人和其他伊朗、非伊朗民族的根本作用现在仍不清楚。然而能够推断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以某种合作方式共同在一个伊朗国家发挥作用的模式，对阿契美尼家族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

四 米底国家

王室：关于米底人，希罗多德（《历史》，Ⅰ，95—130）记载如下：德奥凯斯（Deioces）是米底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者。在德奥凯斯之前，米底人是“乡人”。据此，我们认为希罗多德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城邑，因而，按照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政治观而言，他们还未开化、没有中央政府。德奥凯斯以公正廉洁著称，米底人邀请他为其争讼的仲裁者。德奥凯斯表示同意，但条件是米底人要立他为王、在埃克巴塔那（Ecbatana，即哈马丹；参见图版卷，图6）修建一座大城作为米底都城。由此，众多米底部落才有了王权和中央政府。据说，德奥凯斯统治了53年。

德奥凯斯的继承人是其子弗劳尔特斯（Phraortes）；弗劳尔特斯据说收服了波斯人，然后与波斯人一起又征服了亚洲。在统治了22年后，据记载，弗劳尔特斯在一次反击亚述人的战斗中丧命。其子兼继承人库亚克萨莱斯（Cyaxares）统治了40年，决意重整米底军队，这大概是因为其父败于亚述人。鉴于各兵种组成的军队至今仍一同作战，库亚克萨莱斯将枪兵、弓箭兵和马兵分列于独立作战单位。正是以这种新型军队，加之与巴比伦人结盟，这位米底王才得以大胜亚述。库亚克萨莱斯的王位由其子阿斯提亚盖斯（Astyages）接任，他统治了35年，于公元前550年被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推翻。[43]

显然，即便希罗多德在写作这段历史时很可能将真正的米底口述传统作为材料，但该故事本身就是米底和非米底传说的混合，这些传说编织成了一部民族史诗。[44]当我们运用亚述和巴比伦楔文史料和伊朗西部铁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材料来深入探索这一故事时，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包含了一些历史真相的元素，但大体而言则是不合史实的；然而，作为一部民族史诗，它告诉我们米底人倾向于如何看待自身历史的各部分，由此成为其时代的重要文化史材料。

希罗多德史书中的最后两位米底王在楔文文献中也有诸多记载。在《巴比伦编年史》（Babylonian Chronicle）关于居鲁士二世及波斯人征服米底人的记述中，阿斯提亚盖斯显然就是伊斯图维古（Ištuwigu）。[45]由于这一事件无疑定年在公元前550年，那么按照希罗多德的纪年可以推断出，阿斯提亚盖斯约在公元前585年登上米底王位；而库亚克萨莱斯就是乌玛吉斯塔尔（Umakištar），该名见于一部较早的《巴比伦编年史》，它记载了亚述的崩溃和尼尼微（Nineveh）的陷落。[46]据载，公元前614年，库亚克萨莱斯率领米底人[米底人在这部编年史的其余段落被称作“曼达人”（Umman-manda），这是历史上对扎格罗斯地区蛮族人的统称]进攻亚述城市阿拉法（Arrapha），又进而围攻尼尼微，未果。但是，公元前612年，他再次率领米底军队回到美索不达米亚，与巴比伦人联手占领了底格里斯河畔亚述的宏伟都城。这些材料大体与希罗多德的纪年相符；因为，如果库亚克萨莱斯在阿斯提亚盖斯即位前统治了40年，那么其统治时间应该是约公元前625年至前585年。据此，希罗多德笔下米底世系中两个王室成员之名可见于同时代的史料；另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均是典型伊朗名字。另一方面，就纪年而言，库亚克萨莱斯和阿斯提亚盖斯两者是为父子关系与现有楔文证据并无抵牾，但这些证据并没有明确指出何者为父、何者为子。因此，除希罗多德的记载外，并无其他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米底王权是世袭的。

再看弗劳尔特斯。正如希罗多德所载，我们面对的情形是，尚无满意的独立证据可证实米底曾有这样一位王。一个有些费解的论点是，亚述文献中的确出现了一位同名人物；据《比希敦铭文》（第24节）记载，一位反抗大流士大帝的弗劳尔特斯据说就是克萨特里塔（Khshathrita）、库亚克萨莱斯家族的米底王。一些学者由此得出结论称，这两个名字在铭文中通篇指的是同一人。因此，在埃萨尔哈东统治时期的卜文中，一位扎格罗斯当地统治者以卡尔卡斯（Kar Kašši）的统治者卡斯塔里图（Kaštaritu）之名出现，此人也就是希罗多德笔下的弗劳尔特斯。[47]甚至有观点认为，由于他与曼内亚人、米底人和基迈里亚人结盟反对“大王”，而卜文高度关注这位对亚述造成严重威胁的扎格罗斯统治者，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对希罗多德的故事中弗劳尔特斯如何征服亚洲的反映。[48]

然而，这种关联和复原不能令人信服。首先，据《比希敦铭文》记载的弗劳尔特斯以“克萨特里塔”之名登基，就认为亚述文献中的卡斯塔里图应是希罗多德笔下的弗劳尔特斯，这一假设未免过于牵强。[49]其次，鉴于此处所据的纪年（详见下文第20页），那么相关年代显然不可取。希罗多德以为弗劳尔特斯于公元前647—前625年在位，而埃萨尔哈东时期卜文涉及卡斯塔里图的时间则是将近公元前670年。[50]再次，很明显，克萨特里塔（Khshathrita）这一古伊朗语名字被转写成亚述名卡斯塔里图（Kaštaritu），但毫无理由得出他就是米底人的结论；此人是名为卡尔卡斯（Kar Kašši）城的王，这意味着该城与加喜特人（Kassites）有关系，而非米底人。[51]复次，一篇卜文表明，卡斯塔里图在与米底首领通信中建议双方结盟，若卡斯塔里图是米底王的话，则无须如此。最后，就此而言，可以说，对文献的正确解读表明，甚至没有卡斯塔里图领导下的扎格罗斯各民族大联盟；反倒是有证据显示，埃萨尔哈东问卜征询：如何对付扎格罗斯地区诸多没有结盟的敌人，这其中包括卡斯塔里图、基迈里亚人、米底人等。[52]因此，亚述史料中的卡斯塔里图就是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弗劳尔特斯极不可信。总之，鉴于埃萨尔哈东知晓诸多米底统治者并在公元前672年的《属国条约》中述及若干此类米底“王”，那么，弗劳尔特斯是统一的米底的唯一统治者显然与史实不符。[53]

德奥凯斯更具争议。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15年战役记载中提到了作为“曼内亚总督”[54]的戴乌库（Daiukku），此人易于被视为与希罗多德笔下据信建立米底王朝、统一米底者为同一人。希罗多德盖以为德奥凯斯获得王权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根据亚述文献记载，是在萨尔贡把戴乌库迁移至叙利亚的哈马特（Hamath）之后约14年或15年，所以该纪年也是错误的。其次，戴乌库可能不是伊朗名字，更非米底名；由于亚述文献中将戴乌库在政治上与曼内亚联系在一起，而在曼内亚证实有其他胡里特名字，所以戴乌库更有可能是胡里特名字的看法或许有道理。[55]无论如何，在文献中曼内亚这一政治体显然有异于所见的米底的政治体。[56]最后，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楔文文献中的戴乌库与米底统一有任何关系；萨尔贡在一场战役中向约22位米底首领收取贡品，他在同一场战役中俘虏了戴乌库。

总而言之，一旦追溯至库亚克萨莱斯/乌玛吉斯塔尔之前的历史，就不可能在希罗多德记述的米底诸王与同时代文献中所见的扎格罗斯各个人物之间建立坚实联系。此外，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前7世纪早期的米底已是统一王国，但据楔文文献重建的结果无法与之契合。

斯基泰人：与希罗多德对米底王室记载交织在一起的，是斯基泰人入侵亚细亚北部（Upper Asia）以及米底历史上斯基泰人王位空缺期的传说（希罗多德：《历史》，Ⅰ，103—106）。库亚克萨莱斯对亚述的进攻可能是被斯基泰人大规模侵入扎格罗斯地区打断的，仅在斯基泰人统治米底28年后，库亚克萨莱斯才得以逐出这些好战的游牧者，重启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计划。

学者对于斯基泰人入侵的历史真实性及其时间断限长期讨论不休。一些人认为，斯基泰人所占的28年应包括在库亚克萨莱斯统治的40年中；另有一些人认为，斯基泰人在弗劳尔特斯和库亚克萨莱斯统治之间出现并造成前者卒后库亚克萨莱斯28年里无法继承父业。[57]如果持第二种观点，那么用该纪年为希罗多德的米底历史给出的大致时间框架当然不可行；根据这一时间框架，弗劳尔特斯应在约公元前675至前653年统治，德奥凯斯在位时间应是约公元前728年至前675年。不过，学者已多少不再属意整个论题，而是得出这一结论：不仅希罗多德的纪年完全混淆不清且受到了希腊神话编撰中对纪年要求的影响，而且斯基泰人的霸权在同时代任何文献中都无法证实。[58]

但在公元前7世纪，扎格罗斯地区已有斯基泰人，他们在早期伊朗历史上可能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两个游牧武装群体可能是越过高加索而渗入近东地区的。基迈里亚人出现在扎格罗斯地区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且极有可能是他们造成了乌拉尔图的暂时衰落和弗里吉亚（Phrygia）的毁灭。[59]斯基泰人似乎更是一直定居在扎格罗斯地区；他们见载于亚述文献，而且埃萨尔哈东与其中一支的酋长巴尔塔图阿（Bartatua）结盟，甚至将一位公主许配给他。[60]然而在公元前7世纪的扎格罗斯地区，另一伊朗人群体登上这个复杂的民族、政治舞台，很可能对促成米底统一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希罗多德关于斯基泰人王位空缺期的记述虽在细部和纪年上极富想象力，但它可能是米底民族史诗的一部分，就主题而言反映历史真相。不过，正如在扎格罗斯地区一样，这批斯基泰人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已完全融入米底政治和文化中，因为阿契美尼人所知的唯一一支斯基泰人在北方，远在整个近东世界主要部分的边缘之外。

五 史实与传说概述

最后，尽管希罗多德讲述的米底国家的历史大部分不可信，但他的部分记载实际上显然是真实的，若以长时段历史进程来看可能更是“真实的”；后一点常常反映在传说和民族史诗中。

的确，现有巴比伦楔文文献没有证实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公元前6世纪早期有父系相传的米底王室；但是，这些文献确实提到了仅有的一位米底人或曼达人（Umman-manda）的王，即库亚克萨莱斯或阿斯提亚盖斯。基于这些理由，另考虑到居鲁士大帝欲在伊朗西部地区建立波斯霸权，他似乎仅需征服一位米底王、攻取一座都城，可以假定米底当该王统治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几乎可以肯定，库亚克萨莱斯是米底统一或联合后的王，因为他曾率大军进攻尼尼微城。巴比伦人无疑在与亚述人的冲突中视他为全方位合作伙伴，而且有证据表明，库亚克萨莱斯进而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多地、叙利亚北部[在此米底人于公元前610年洗劫了哈兰（Harran）]和安纳托利亚（据称，米底与吕底亚人于公元前585年交战）。[61]显然，与公元前8世纪末期萨尔贡二世在战役记述中对扎格罗斯地区诸王特征的记载相比，这位米底王显然不仅仅是某个米底部落不足称道的“王”或酋长。[62]

由此可推测，公元前7世纪的米底实现了某种形式的统一，实力更强，这或许可视为在亚述帝国的压力下次生国家（secondary state formation）形成的例证。[63]据现有史料而言，不能论定的是，米底的统一与实力到底主要是在库亚克萨莱斯领导下于该世纪后半叶完成的，抑或此过程始于早期某位不知名的米底部落首领，他于公元前8世纪晚期在四分五裂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建立了同盟。然而，这却是发生了的。

米底在建立军事、社会和政治统一——尽管十分松散——的过程中，扎格罗斯地区的“伊朗化”也同时开始。在居鲁士二世从阿斯提亚盖斯手中夺权时，除了米底人，在米底我们尚不知其他伊朗人或非伊朗人的存在。就一些为人熟知的公元前1000年早期的古老民族而言，据现有文献，至公元前612年时，仅有曼内亚人作为摇摇欲坠的亚述帝国的同盟尚活跃在历史舞台。[64]如上文指出的，亚述文献对约公元前640年的历史记载阙如，但此时已有一些扎格罗斯地区的属国和民族逐渐从文献中消失。例如，有关民族群体如加喜特人和胡里特人，以及政治体如纳姆里、埃利皮和帕尔苏亚的记载，均越来越少；一些甚至完全不见于阿淑尔巴尼帕尔统治时的史料。接着，至公元前7世纪末，巴比伦文献中已不见上述民族、地区；除最后一次提及曼内亚人外，仅有米底人。

扎格罗斯中西部“伊朗化”过程是米底民族史诗形成的有活力的文化背景。德奥凯斯不是米底人、弗劳尔特斯或许也不是米底人、斯基泰人发挥了一些作用而为人所记、弗劳尔特斯被刻画成在进攻亚述前“征服”了亚洲，经更深入的分析，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史实”。因此，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可能包含一些关于米底国家兴起的潜在真相，这在于该故事是对米底王国或联盟起源于多元文化的反映，也是若干因素在公元前7世纪（或许仅是在该世纪后半叶）相当迅速地融为一体的方式的反映。最后，许多非伊朗因素融入米底国家的创立，也可以说，同样融入了米底文化。本书第2章在论述阿契美尼宗教时仍将会讨论这一主题。需注意的是，甚至晚至公元前5世纪时，在波斯腹地，许多最终被称为波斯的或伊朗的因素，其根源出于伊朗高原的各个非伊朗民族之间。

仍需指出，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米底统一和“伊朗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铁器时代 Ⅲ （约公元前800—前550年）的考古记录中。[65]如上所述，伊朗西部铁器时代 Ⅱ 是文化多样性显著的时期，至少部分而言，这种情形与从关于公元前9世纪的文献资料中所得概观相符。但对铁器时代 Ⅲ 的研究所得概观十分不同，从考古角度而言，伊朗西部重现文化的统一性，可上溯至公元前9世纪晚期，在公元前7世纪晚期至前6世纪早期得以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

在铁器时代 Ⅱ 末期至铁器时代 Ⅲ 鼎盛期之间，陶器样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时期的特色是浅黄陶和光滑红陶的聚集物，出土于努希彦（Nush-i Jan；参见图版卷，图1—4）、巴巴扬和戈丁 Ⅱ （Godin Ⅱ；参见图版卷，图5），这些遗址以各种全新形制的器皿（晚期西部黄陶）而著称。[66]虽然这些遗址功能独特且只有部分同属一个时代，但它们的陶器传统（其建筑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的整体一致性是显著的。在向北远至哈桑鲁和巴斯塔姆（Bastam）、库尔德斯坦中部的吉威耶（Ziwiye）、曾丹伊苏雷曼（Zendan-i Suleiman）的考古发掘中、在对马西达什特以及扎格罗斯其他诸多山谷的勘察中，类似明显同属一系的陶器已被发现。[67]同类陶器甚至见于向西远至安纳托利亚的中东部地区。[68]没有人会认为这些陶器聚集物完全一样，或者认为已发掘的遗址完全同属一个年代。然而，我们确实看到了大量陶器，且由此可推知，整个伊朗中部和西北部的文化是统一的，其理由是，所有这些器物显然在陶器制作和形制上属于共同的大传统。[69]铁器时代 Ⅲ 扎格罗斯地区在文化上重现大范围的相对一致性，可能反映出米底人在政治方面上升至主导地位，以及更加集权化、有凝聚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形式在伊朗西部相随出现。[70]

综上所述，我们对米底历史所知太少。尽管我们可以重建公元前一千年时伊朗西部的大部分历史地理和部分社会、政治史，但这些并不仅是米底人的历史。这段历史包括诸多民族、文化和政治组织，其中有米底人，一些是波斯人，其他是伊朗人；这也是亚述人、巴比伦人、乌拉尔图人和埃兰人等政治强权的历史。在这一复杂的人类群体、帝国和民族流动的过程中，诞生了首个伊朗国家——米底王国。文献和考古资料共同表明，米底王国的建立、其足以跻身于公元前6世纪早期近东四大主要势力中（其他为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中晚期的极短时间内。由此，当居鲁士大帝夺取其王权、把统治权移交给另一个伊朗群体即帕尔萨的波斯人时，迅速崛起的米底还是个相对年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