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本史料

关于米底和阿契美尼王朝的资料，就目前主要涉及伊朗国家崛起的基本历史、早期波斯历史以及间接述及帝国若干非伊朗人地区的地方史而言，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原始史料。广义而言，这些史料通常以伊朗语为载体，与所述事件属同一时代。史家采用时“未加编辑”，如考古资料；提供有关经济、建筑活动、宗教、社会和政府结构以及各个重要人物信息的苏萨（Susa）与波斯波利斯埃兰语（Elamite）文献；以及如发现于波斯波利斯的阿拉姆语（Aramaic）资料。

（二）“经编辑的”原始史料。包括那些当时写定后经选择、编辑的资料，或那些仅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或两者兼而有之。不过，这类史料大致与其记述的事件同时，基本上一直以来被视为原始证据。此类史料有：阿契美尼诸王的古波斯语铭文；帝国内其他王室铭文；新亚述和新巴比伦楔文文献（它有助于阐明米底国家势力兴起时伊朗西部状况，详见下文）；《圣经》诸篇，如《以斯拉记》（Ezra）与《尼希米记》（Nehemiah）；以及《阿维斯陀》（Avestan）中早期琐罗亚斯德教（Zoroatrian）文献。

（三）重要二手史料。即经选择、综合性的二手非伊朗语文献，具有一定价值。例如，色诺芬（Xenophon）的《远征记》（Anabasis），尤其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Histories）等古典著作。

（四）次要二手及后期史料。其中有克泰西亚斯（Ctesias）的《波斯志》（Persica）、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以及其后的古典著作，如普鲁塔克的《阿塔薛西斯传》（Life of Artaxerxes）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志》（Geography）；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文献有关早期伊朗的资料；以及后期伊朗的传说和传统，如保存在菲尔多西（Firdausi）《列王纪》（Shahnameh）中的记载。

古波斯语铭文和希罗多德的《历史》这两种史料至关重要，有必要进一步略加讨论。

很多人将古波斯语铭文视为原始史料；就其术语的宽泛含义而言，古波斯语铭文的确如此。然而，这些文献——包括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的《比希敦铭文》（简写作“DB”）这一代表性例证——叙述的是由作者构思后精选、编辑的故事，传达的是特定的信息，以服务于特殊的目的。因此，严格来讲，这些铭文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均属二手史料。从《比希敦铭文》可看出，大流士想让世人知道的，也正是他希望人们相信的。须注意的是，因急于让臣民了解其事迹，大流士命人把铭文译为数种语言，广布帝国境内；如果此举是必要的，则说明《比希敦铭文》是帝国宣传的一部分，但其中也含有大量事实；因为当时的很多读者必定知晓实情。因此，切不可全然据其表面价值看待这些重要文献；所以只有从其本来目的出发谨慎阅读，并尽可能比对相同事件的其他证据加以权衡，才能揭示出它们的真正价值。

关于希罗多德，几乎可以说，没有他，我们很难了解早期伊朗历史，这一领域也几乎无从谈起。因此，人们有时难以记起，引述希罗多德时亦应谨慎。

的确，希罗多德是位诚实的史家。他多次坦承自己的无知。在针对相异或矛盾故事时，他通常给出其中的若干种，因而也给出了一些可选的解释。多数他所讨论的内容涉及人所共知的事实，其大部分同代人了解或对此有所记忆。对于当时已知的或被认为已知的，我们可以推断出其记述内容相对准确。进而，若能够对照独立证据检验希罗多德的记述，则希罗多德的史料价值通常很高。

另一方面，希罗多德收集资料，或通过询问事件的亲历者或对事件可能有所了解的人的回忆，或通过游历和观察，或通过记录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传统。由此，我们须在以下四个不同的层面采信希罗多德的记述。首先，若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其本人极可能是亲见或亲历描述时，如某座埃及纪念碑或宗教节庆，我们对此没有理由怀疑。其次，当希罗多德根据某事见证者的证言描述时，如公元前480/479年战役的某次战斗，那么我们要像优秀史家那样对待证据时持审慎的怀疑，当后者就复杂事件询问见证者时，若事情在很久之前发生，那么见证者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再次，当希罗多德处理更为久远的历史却没有同时代人的回忆可资利用时，他的此类文字，即便不应全盘怀疑，也当极其小心地使用（例如，希罗多德关于米底国家兴起的故事，抑或如关于居鲁士大帝早年经历的记载）。最后，应始终牢记的是，影响其整部非凡史著的问题：虽以客观、公正著称，但希罗多德是希腊人，其所见所闻是基于希腊人的角度，是以希腊人的思维、情感和世界观撰述历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