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虚构的生活
阿成
其实我并不会写小说,可是没办法。没办法是什么意思?没办法就是:我必须写小说。假如你想帮忙控制一下我这方面的冲动,谢谢。要知道,实践证明我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么,写小说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是小说一样的生活。里面充满了虚构,假的人物、假的愉快、假的凶杀和假的情节。难道我真的就需要这些吗?实话实说,我需要这些。我的生活太单调了。
终于我到25岁了。按说我18岁就应该对异性产生兴趣。可是这种事我来得比较晚,对此我也很困惑。这样说吧,我身上的一切都来得比较晚,而且总赶不到点儿上。好像我是上帝的开心果。比如说我有点儿急事,准备出门去电信公司。电信公司(应当称他们是甲方还是乙方?这方面的事我搞不太懂)明显搞错了,不知道是哪个糊涂营业员把别人的消费账单记到了我的头上。对此,我不应该保持沉默,我必须向他们提出申诉。我为什么是这种状态呢?简单地说,我的工资很少,月收入才1000多块钱。当然,这1000多块钱不仅仅提供给我生活费,同时它还有责任心地把我变成了一个简朴的人。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不经常打出租车了。
我远远地就看到公交车来了,它正停在那里。我立刻撒腿就追(那种样子非常丢人,斯文扫地呀)。我也跑到公共汽车的站台了,公交车也开走了。就好像我参加马拉松比赛,快跑到终点了,人家把那个拦截绳撤了,说:“这项活动取消了。”再比如我准备上火车(上火车肯定是去外地了),我气喘吁吁地穿过地下通道,到了3号站台的时候火车刚刚启动(还伴着悠扬的乐曲)。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开走了。我说:“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旁边的一位铁路司号员绷着脸问:“你说谁不要脸?”我说:“我没说你不要脸。”他说:“站台上就咱们俩人,你说谁不要脸?”我说:“我不要脸。”他说:“那可以。给你一个友情的忠告,以后早点儿来。您就差了10秒钟。”
总而言之,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凡此种种吧,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我就习惯了、无所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做事,什么也不追求了,我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除了工资比较少以外,我和正常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这一次我决定去找一个女友。我想通了,我觉得一个人生活不是完整的生活,是残缺的生活,是半月不是满月,不是新月是残月。真是月月难过月月过呀。古代的诗人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听听吧,这都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不过,新月也好,残月也罢,总会周而复始地过去。别忘了我们是人,我们只能,而且必须得遵守自然规律。说得没错,自然规律看上去可随和多了,尽管它在骨子里比法律严酷。
朋友通过努力,给我介绍了一个寡妇。我并不是对寡妇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但是我觉得寡妇好,因为寡妇有“缺陷”,有“缺陷”,她的求偶条件就会降低(真是一个不幸的人哪)。像我这样的人,工资又那么低,工作肯定不稳定,一个寡妇能找我应该不错了。但我也有我的优势,我单一人,没有兄弟姐妹,而且不幸的是父母双亡,算是轻手利脚。再说我毕竟是一个处男。我不知道处男现在还值不值钱。但是总比不是处男要好一些吧?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我和那个寡妇约好下午4点见面(北京时间16:00)。我认为4点并不是最佳的时间,因为太阳光太足。眼下正是七八月份,正所谓七月流火,悬在天上的毒太阳狠着哪,都能把女人耳环上的锡点烤化,她会冒大汗的(万一她再化了妆……)。我希望安排到晚上8点见面比较好,这样凉快一些、朦胧一些,彼此的感情更容易贴近。我的朋友很快就传话来说,她同意了,提了个折中方案,7点钟(北京时间19:00)在公园的那片松树林见面。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在公园见面,更让人费解的是还选择在松树林见面。什么意思?一般松树多的地方都是墓地。这是很愚蠢的。但是人家既然这样说了,那只能在公园见面。再说了,尊重女人的要求是男人的起码修养(这句话是我脑子里灵光一闪临时想到的)。况且大家都在公园里约会(或者是在玫瑰园,或者是在丁香园,或者是在百合园),尽管这种约会的方式很老套,以致有些陈旧了,但很显然这种方式并没有彻底消亡,也可能是我赶上了这种约会方式的最后一班车。亲爱的同志啊,这就是我的悲剧人生。不过,我推测对方很可能是一个老派女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说来,年轻男女都会选择在咖啡厅,或者是比较有情调的茶厅见面,来两杯咖啡,拿铁呀,或者猫屎,或者非洲女囚(加不加糖?看双方的眼神儿)。再来点儿甜点,或者是巴西女郎,或者是伊丽莎白,或者是顽皮的小天使,再或者是某些中看不中吃的东西。双方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谈谈天气。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彼此见面谈谈天气几乎成了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方式了。然后谈谈音乐,谈谈绘画,谈谈新冠疫情,谈谈阿成的小说,谈谈海德格尔、布莱希特、斯坦尼拉夫斯基,谈谈肖邦、贝多芬、小约翰·施特劳斯、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德彪西、贾科莫·普契尼,谈谈达·芬奇、丁托列托、毕加索、列宾、莫奈,谈谈《李甲在北京念大学的日子》。我漫想到这儿突然有一种恐惧感,朋友不会给我介绍一个老太太吧?后来一想,管他呢,见了面就一切知分晓了。如果真的是老太太,我就搀扶着一直把她送到家,算是做一回雷锋式的好青年。
我7点钟准时到了公园的约会地点。结果怎么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松树们静静地、严肃地伫立在我的周围。我就等。我觉得这个女人肯定也是个慢捻儿的。不过慢捻儿的好啊,慢捻儿的脾气好,凡事不着急,我说什么她都不着急。这多好呀!我希望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再说现在不是追求慢生活吗?
可我一直等到了7点半,她没来。等到了8点,她还没来。这也有点儿太慢了吧。不过也可能她还以为是8点,把约会时间记差了。没错,我总是给对方提供理由,在生活中我总是在不断地批判自己,为对方各种各样的过错找理由。这种思维定式我都习惯了。8点到了她仍然没来。我想,现在是疫情期间,车少不好坐。这完全可以谅解。再说一个女人不容易。对了,我忘了她有两个孩子(我是多么向往有孩子的家庭啊!更何况是两个孩子,一天热热闹闹的,多好,多有家庭气氛。一个人的日子真是太难了,好像关在小号里,单独被囚禁在无人岛上一样,而且我还找不到适当的、合理的理由让自己发疯),我猜想,一定是两个孩子把她的头脑吵昏了。当一个人的头脑昏昏沉沉的时候,你可以做以下推测:一、她喝多了(可能是有点儿兴奋)。二、家里的孩子把她吵得一夜没睡好觉。三、在监督孩子们上网课……
就这样我一直等到10点(北京时间22:00)她还没有来。我正打算离开的时候来了两个人,都戴着面具。一个人站在我的前面,一个人站在我的身后。他们戴的是那种类似于傩戏的笑脸面具。他们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舞蹈着。这种场面,知道的,明白这是在抢劫,明目张胆地抢劫,不知道的还以为单独给我一个人表演傩戏呢。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
他说:“你说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
他说:“你怎么能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呢?你一定知道我们干什么。”
其中一个问:“你身上都有什么?钱、手机、银行卡?”
我说:“啥都没有(200元钞票被我藏在鞋里了),就这一身衣服,早晨在早市上买的,还有鞋。”
于是他们两个开始搜我的全身。全部搜完了,一个说:“上帝呀,真是什么也没有。”另一个点点头,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现在加入我们,一起干。第二条,我们是有行规的,打劫不能空手。你选一还是二?”我说:“我选二。”他说:“那好吧,尊重你的选择。现在,请你把你的衣服裤子脱下来,还有鞋,给我们。”于是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衣服裤子都脱给他们了(这套衣服在早市花了100块钱)。我说:“大哥你行行好,还是把鞋留给我,要不,光脚我怎么走路哇?”两人隔着面具对视了一下,点了点头。然后他们拿着我的衣服迅速地消失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这是在大夏天,假如是三九天,数九寒冬下大雪,光着腚的人情何以堪呢?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鞋里的200块钱保住了。这样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我该走了。寡妇肯定是见不到了。既然见不到就别瞎分析了。再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好见那个寡妇呢?就在这时候有人从树丛里轻声地呼唤:“阿成,阿成。”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正是那个寡妇。在天上那轮银色的月亮照耀之下,我发现她很年轻,长得也不错。特别是体形,真好看。不过她的身上只剩下裤头和乳罩了。我的天哪,看来她经历了跟我一样的遭遇。
后来,我们两个手牵着手离开了公园。我们两个都需要更勇敢一点儿。我想说“我爱你”,但是我忍住了,我觉得现在说这话还有点儿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