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造就国史

那么，可以称作日本的《马来纪年》的“记·纪”是怎样成书的呢？《古事记》完成于和铜五年（712年），《日本书纪》完成于养老四年（720年）。再回头看8世纪初，在这之前也有可与马六甲沦陷相提并论的国难发生，也有着“一个时代终结了”这样强烈的意识。

这就是发生在663年的白村江之战。在白村江之战前的660年，中国唐王朝派遣亚洲史上规模空前的庞大舰队登陆朝鲜半岛,进行大规模作战。唐军与新罗军合作，消灭了百济王国，并直接管辖其领土。自古以来，日本与百济就有较深的渊源。因此齐明天皇亲自奔赴北九州设立大本营，倾尽全国之力试图复兴百济。这也正是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被迫撤退到釜山的桥头堡之时，总司令麦克阿瑟面临的处境。但是，尽管日本拼尽全力，在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中，日本—百济联军还是大败于唐—新罗联军之手，全军覆没。日本不但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全部基地，还要面临与日本咫尺之隔—仅一道对马海峡—的超级大国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

这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是重大且严峻的事态，即使放在现在，这也是十分艰难的事情。从1975年4月30日越南战争中西贡被北越攻占，以及此后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恐慌状态来看，也可略知一二。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威胁，对古代日本人来说，中国和朝鲜就是世界，就是文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王国，在那里设立了四个郡。经过了七个半世纪，中国还是日本文明的母国，朝鲜则是日本走向文明的桥梁，是重要资源和技术的供给源。一旦中国成为敌国，朝鲜和日本的交通就被隔断了。就好比是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同时到来，日本成为世界的孤儿。旧的日本已经死去，新的日本还未重生，这时的日本该如何是好？究竟能否作为国家而生存？这不是国难是什么呢？

引发这种危机意识的，还是672年的“壬申之乱”。因为在内战中打败了近江朝廷，天武天皇即位。即位后的天武天皇一方面改革日本国制，实施公地公民的制度；一方面将一直以来的当地掌权者—国造改为神官组织，进行思想统治。在诸国国府，每年正月，都会举行《金光明经》的诵经会。《金光明经》倡导镇护国家，是爱国主义的经典。这些政策全部是以把日本改造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为目的的，而且这时的日本也一定没有其他生存之路了。

这种情况与《马来纪年》最初被当作国史来编纂的情况相同，都是基于危机意识。天武天皇在681年亲自担任“委员长”，召开由皇族和豪族各6个人组成的“委员会”，“记定帝纪及上古诸事”（《日本书纪》），还有将《帝纪》和《旧辞》“定实削伪”（《古事记·序》）。也就是说，怎样重写史实，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走向。

因为“记·纪”是如此完成的，所以其记述的故事，无论怎样，都带有强烈的偏颇。从《马来纪年》这个例子来看，也确实如此。在《马来纪年》中，就连成书百年前的建国时代的史实也几乎被毫无保留地改写，乃至王的名字、代数、在位时间都完全不可信。在这点上，完成背景相似的“记·纪”是怎样的呢？

从 “记·纪”成书的8世纪初向前追溯一百年来看一看。根据“记·纪”记载，7世纪初是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的时代。根据《日本书纪》来详细说的话，就是崇峻天皇、圣德太子、苏我马子大臣一派掌握了政权。与此同时，佛教在日本朝廷中占据了优势。592年，崇峻天皇被暗杀，敏达天皇的遗孀推古天皇即位，圣德太子摄政。621年，圣德太子去世。628年，推古天皇去世。

《日本书纪》的记述诚然详细，文章中也有精彩之处，就我们日本人的国民感情来说，也想无条件地承认这就是史实。但在《马来纪年》的记述中，马六甲王室改宗伊斯兰教这件在马来民族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却比真正的苏丹·伊斯坎达·沙的时代晚了两代，而且还虚构了穆罕默德·沙的事迹，所以对日本皇室改宗佛教这件事一定不能大意。从这点来说，对此稍做怀疑，才是合理的态度。

说起在“记·纪”完成百年前的确凿记录，就要说到中国的《隋书·倭国传》。根据其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向中国派遣使者的倭王，姓为阿每，字为多利思比孤，号为阿辈鸡弥。王的妻子号为鸡弥，太子的名字为利歌弥多弗利。在大业三年（607年），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那时使者带来的国书便是著名的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文书。但是，即便同样是《隋书》，在《帝纪》的记录中，倭国的朝贡时间不是大业三年（607年），而是大业四年（608年），这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在第二年，也就是大业五年（609年）的时候，隋的使者裴世清被派往倭国，倭王亲自会见了他。

总而言之，毋庸置疑的是，从600年到609年之间，处于倭王之位的就是有着“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辈鸡弥”称号的男王。但据《日本书纪》记载，这个时期的倭王是女王推古天皇。然而，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不用说，内容真实的是《隋书》。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派遣使者的倭王是女王的话，熟知有名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故事的中国史官，就不会特意将其写为男王。在现存的《隋书·倭国传》的开端，史官把倭国都城“邪摩堆”解释成“则《魏志》所谓邪马台国者也”。由此可以了解到，史官在记录这段史事的时候，参照了《魏志·倭人传》。

而且，“阿每·多利思比孤·阿辈鸡弥”这个称呼对中国人来说是外语。中国是没有编造这个外语称号并且隐瞒倭王是女性的理由的。同时，就连倭王妻子的称号是“鸡弥”也被记录了下来。而且，只从有妻子这点来看，倭王就一定是男性。

再者，圣德太子被误认为王这件事，或许能说明史官有想要牵强附会的倾向。但遗憾的是，在《隋书·倭国传》中，“太子”的称号被另外郑重地记录。所以把倭王当作圣德太子，就必须再创造出一个太子。因此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无论如何，根据《隋书·倭国传》的记载，《日本书纪》中有关日本改宗佛教的说法，与《马来纪年》中有关马六甲人改宗伊斯兰教的说法相同—它们不仅完全不可信，甚至还完全展现了推古天皇的皇统及其在位年代等不切实际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