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欧的社会变迁

17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英国的发展对西欧的影响尤大，且更具有典型意义。英国在15世纪末即开始了“圈地运动”，到16～17世纪，“圈地运动”猛烈发展。“圈地运动”的结果，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促进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16世纪时，英国的呢绒业已发展成工场手工业，规模大的手工工场已有了数千名工人。行会中也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外贸和金融业的发展。另外，在玫瑰战争中，英国旧的封建贵族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残杀，终于同归于尽。这些被消灭殆尽的旧贵族的后裔已经是在另一种条件下成长的新的一代，他们的习惯和倾向已具有更多资产阶级的色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Ⅷ）趁宗教改革之机，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而自立为英国国教会的首脑。稍后，英国国教会又通过法案，封闭了700多所天主教寺院，并将从寺院没收的大量土地分赠或出售给新的暴发户，使一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成了土地所有者。于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旧贵族的后代和获得大量土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成新贵族集团，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结合。这种情况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它的结果就是1688年资产阶级和贵族达成的妥协。

英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在16世纪即已得到发展，但是和法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起来，英国的专制制度是脆弱的。法国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统，中央政府有权任免地方官员，英国的中央政府则无权任免地方官员；法国的中央政府有权直接调动各省的军队，以镇压叛乱，英国的中央政府没有一支可供随时调遣的常备军，一旦有事，须临时招募军队；英国从13世纪下半期即已建成国会，14世纪国会形成两院，国会对国王的权力有掣肘作用，而法国的三级会议早已停开，国王大权独揽；英国国王没有固定的财政收入，平时国王及宫廷的费用靠国王领地的地租及骑士捐献维持，一旦国家有事，须召集国会，经国会同意才能向臣民征收临时税捐。

17世纪初，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及法国，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却先于法国发生并取得成功，这不是偶然的。英国旧贵族势力的被消灭、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英国专制制度的脆弱性、16世纪60年代以后新教加尔文派在英国的发展，都是重要原因。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英国的新教加尔文派——清教徒中的长老会和独立派先后成为左右局势的社会势力，而在加尔文的祖国法国，仍处于支配地位的天主教会是专制制度的支柱。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结束于1688年。中间经过了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除了障碍。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为思想的解放、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成为促进新教育思潮出现的动因。

宗教改革中的各教派都力图加强宗教，特别是本教派教义的影响力。马克思（K. Marx）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以下一段评论对其他新教教派也是适用的：

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

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特别是天主教之间的斗争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破坏。历史的教训促使人们认识到宗教宽容的价值。在理论上表达这种情绪和愿望的是洛克（J. Locke）的著作《论宗教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洛克在自己的书信中详细论述了下列观点：

宗教信仰自由。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 强迫，国家和教会都无权强迫。“谁都不能使自己的信仰屈从于他人的指令……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2]

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宽容。不得以强力干涉、强迫不同信仰者改宗，“任何教会无权管辖其他教会”[3]。

政教分离。国家无权干涉个人信仰，无权干涉教会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内的活动。“凡属在国家里合法的东西，官长便不能在教会中加以禁止。凡属许可臣民日常使用的东西他都不能、 也不应禁止任何教派的人们将其用于宗教目的。”[4]

政治上的宽容。凡是公正、温和的政府必然是稳定的、安全的，压迫才会激起反抗。国家不得以宗教为理由改变或侵犯公民的权利。“每个人应当享有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5]

洛克认为，对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有异议的人实行宽容，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是一致的。洛克的宗教观在17 世纪的进步宗教观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这种宗教观表明，和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相比，17世纪的宗教观已具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离中世纪的阴影更远了，这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又反过来影响新教育观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