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理查德·M．蒂特马斯(1)
一
当托尼为1951年版的《论平等》撰写结论和序言时，英国的经济还没有从“二战”的创伤中完全恢复过来。此后的英国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而且就年均经济增长率来说，比20世纪50年代的进步还要快。然而，为了补偿英国人心甘情愿默默忍受的漫长艰苦岁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人们不仅要在战争年代为其非常珍视的自由付出代价，在战后同样要为自由付出代价。
然而，在和平时期，人们并不愿意接受他们在激烈的战争中所承担的代价。如今人们又有了在不同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这是他们应得的。忍耐已经不太算得上是一种纯朴的美德了，特别对那些——不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各种角色——还没有习惯于被习俗和等级拖住步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对那些拥有较多特权的人来说，他们想象的即将到来的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与拥有着平静的乡村豪宅的爱德华时代的英国相似，他们很难去接受计划、国有化以及“福利国家”的优点。与工会、英国医学协会（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以及律师协会（the Law Society）一样，他们想平静地生活在传统的命运中，不要受到干扰。他们在那时想象不到，自己能从利用（以及比别人更好地知道如何去利用）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服务”中获得多么大的收益；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阶级分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中，“超阶级”的服务（在实现那些处于不平等的环境中的人们的机会平等这一意义上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也不懂得欣赏社会主义的行政当局所取得的一项积极成就，即抑制了土地投机商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疯狂掠夺长达六年之久。最后，他们几乎没有开始明白，收入、财富、教育和享受体面的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平等，也许可以被视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的民主前提条件之一。
二
1951年，托尼利用他的历史学家的富有预见性的眼光，发现了一些将至的现象的征兆。但是，他也发现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征兆，即“一种更加平等的社会秩序即将出现”。自1938年以来，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反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减弱，托尼认为，这一乐观主义态度已经被很多证据证明是有道理的。正像他一直以来总是那样做的，也正像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那样做的，托尼首先考察了收入和机会之间不正当的差距的两个最庞大的支柱，即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和教育体系。他指出遗产税已经被大幅度地提高了，以至于就1000000英镑及其以上的遗产而言，国家已经征收了80%的税，甚至更多。托尼根据税务委员会（the Board of Inland Revenue）的官方统计数据，推断出“今天，现金收入上的差距——即使它们仍然是惊人的——不怎么像在不远的过去时那么令人惊讶”。更重且更多的累进税（graduated taxation）已经生效，那些“庞然大物们”，即居于顶端的税后收入，在规模上已经显著地减少了。
那些已经逐渐在充满懊悔的（apologetic）20世纪扎下根来的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发展，是恰当的乐观主义的另一种原因。托尼特别希望，服务于所有儿童利益的1944年教育法案能够得到完全的执行，同时，某个阶级私有的“公立”学校——这是特权和势利行为的堡垒（托尼所使用的词语）——将彻底转变成一种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
在1960年末，80岁高龄的托尼开始考虑为《论平等》撰写一篇新的导论。他像一个学生想继续“接受教育”一样，让我们为他提供一份阅读清单。他已经再次沉浸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想去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然而，这个任务已经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虽然他的精神像以前一样矍铄，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了；“我睡的太多了”，他说道，虽然他应该比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休息得更多。
面对现代社会复杂的统计数据，他感到畏惧。他意识到，他和其他人在过去所使用的简单的测量和分析工具，如今已经不适用了。古老的不平等如今拥有了更加微妙和复杂的形式，这在部分上是影响深远的技术变化、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作为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信息源的传统公报，已经是肤浅的、误导的或者在整体上是毫无用处的了。
到1960年，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被掩盖得更好的社会。一些虚构的东西和计算的不精确性在一起掩盖了富人的、中产阶级的或者穷人的生活状况。不平等是政治话语的主题之一，而且从各方面的证据来看，不平等都减少了，同时，英国社会中所存在的贫困现象要么被认为可以通过“自然”的过程加以消除，要么被视为是由不幸之人和不负责任之人导致的只能永久残留下来的后果。有人进一步主张说，我们之中已经不再存在有钱人了；之前那个对富人毕恭毕敬的阶级，已经用税收把他们的钱拿走了。在保守党十年统治的末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价值增长了不到一半，但在此情况下，上述观点就成了多数人的意见。对于普通人而言，他的统治者已经用通俗的语言向他宣称：“你们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他在如此美妙的时刻，被卷入到了市场选择的过程之中，在那里，凭靠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他能够为自己以及他的家庭购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这就是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三
对于调查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我也感到畏惧，因为我缺乏托尼所拥有的技能，即使粗略地进行调查，我也不是信心十足。为了有可能同过去的状况进行比较，需要对财富、收入、遗产、掌控的资源、健康、住房和教育机会等方面进行基础性的调查，但是人们只在某些方面进行过这种调查，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这种调查。为了测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的变化程度，所有这些方面现在必须进入调查的议程。对诸如肺癌、冠状动脉血栓和某些精神病等社会疾病原因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表明了对需求、机会和资源的综合考量的重要性。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有许多不同的和变化着的环境根源，正像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富贵病也会有很多根源一样。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通过扩大教育机会——哪怕成千上万的儿童还生活在贫民窟中，没有浴室、体面的厕所、娱乐设施、探索的空间以及梦想的空间——就能实现生活机会的社会分配的平等化，那么我们这是在自欺欺人。仅仅通过缩减人们的某个有限阶段的现金收入上的差距，我们并不能永远实现报酬的更加公平的分配，也不能建成一个阶级和地位差别不那么悬殊的社会。当考虑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时，依靠某些绝对标准而粗略测量出来的阶级和地位所带来的差异，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明显地扩大了。针对那些在事业或职业生涯处于起步阶段的人所经常使用的比较方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比较短暂，或者只涉及特定的年龄段，在今天已是不合适的，是误导人的。那些言说这些所谓的短暂的富裕（teenage affluence）的评论家们忘记了，针对专业人员和其他阶级的非现金的以及现金的增量报酬的整个复杂系统，在根本上不同于针对体力劳动者的报酬的传统的以及原始的系统。这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分野之一，同时也可能被认为是最理所当然的分野之一。
例如，考虑一下工人阶级的子女的薪酬问题。为了支持英国是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一理念，今天这一问题经常被提及。与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后代的薪酬相比，今天工人阶级的16岁的儿子从工作中所获得的真实的现金收入，毫无疑问要比以前要高，同时就每周所挣到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收入而言，也许比在学校或大学就读的中产阶级男生们过得更好。有关工人阶级16岁或20岁的子女的收入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收入状况无疑是更好了；这所产生的后果是，他们要比那些在教育上仍然受到国家资助的学生缴纳更多的税收和社会福利费用。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仅仅按照每年的现金收入来说，中产阶级子女的收益就要比无产阶级子女多20倍或者更多，他们还很少生病，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更低的退休年龄，能够继承更多的财富，拥有比例更大且更加稳定的退休金，这些不用交税的收益也许会差到100倍。他们还能够获得大量的非工资性的收入和服务（这些东西也能免收所得税，因为它们既不是金钱，又不能被兑换为金钱）。来自这些阶级的两个人通过“社会服务”以及其他再分配机制获得的纳税人的援助，特别是在确立挣钱能力、机会和成就的基础的那个人生阶段，以绝对值而言，谁获得的更多呢？
直到我们已经考虑好怎样能够识别、测量和汇集“生活水准”（standards of living）与“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并考虑它们所带来的后果时，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解答。事实上，为了测度属于不同群体或阶级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界定“生活水准”？我们还必须依照现实主义的界定方式，去考虑人们所享有的一个给定的生活水准所处的时间段，考虑计算单位——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的决定问题，考虑对那些打算在四代人的基础上分配他们的财富的人以及对那些仅仅拥有一周生活资源的人来说，安全和“生活机会”（life chances）意味着什么。(2)
然而，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平等是一种政治目标，了解这些事实都对民主社会的健康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追问，是否社会上或多或少有影响力的权力或地位，被那些有钱人或者其父亲非常有钱的人所占据？是否有或多或少非熟练工人的孩子在15岁的时候辍学，并营养不良、很少能写信或读书？是否在15岁辍学的人和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所面临的总体不利状况，在今天的英国并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虽然它们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于是使得犯罪成为社会流动的一种仅有的主要形式）？(3)晚年是不是不平等将稳定扩大的时期？财富——无论怎样界定、传递或储存——是否会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
当代美国和英国的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和英国已经转化为或者正在不可阻挡地转化为非意识形态的福利国家。在这些学者看来，上述问题已经不会出现了，或者将不再出现。人们都同意说，在过去，那些问题是重要的，但有人主张，通过自动的增长进程以及福利制度的建立，今天的工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这些再分配的社会正义问题。从政治上而言，仍然具有争议的只是一些政党纲领中的细微差别罢了：每周领取5先令或10先令的养老金、5%或7%的年轻人接受大学教育以及3%或4%的经济增长率。李普塞特（Lipset）教授在其著作《政治人》（1960年）中（通过概括1955年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的讨论）替许多人说出了心声：“区分左派与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有关更多或更少的政府所有权和经济计划之争的问题。”他也宣称，社会上存在如下共识：在西方，“无论哪个政党控制国家的国内政策”，实际上很少有什么差异。
我们曾经有过激情，现在可把这些“精确计算的多寡问题”留给精于细节之人和学界人士了。剩下的只是社会工程问题，是在管理已有的“美好”社会的过程中所需艺术和技术的混合问题。这昭示了乌托邦思想的终结。人们已经不再有必要去触及政治上的不可能之处。因此，人们必须忙着复兴功利主义理论，并培养富裕时代的新斯多葛主义精神。
大西洋两岸今天正在倡导这些观点的人还没有检视这种历史哲学的更大含义。然而，它们对民主社会的未来福祉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如果人们通常认为政治选择应限于考虑技术和管理问题，那么自由和自尊的意识——这种意识隐含于“对人类世俗事务加以有目标的控制”这一概念中——就会遭到削弱。如果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并不存在激进的选择，那么我们仅仅遵循技术变化所指引的方向就行了。所有东西都变成社会上各权力集团之间的妥协。政治民主成为一种选择不同的领导人的工具，而不是选择不同的社会目标的工具。经济增长成为一个目的，而不是成为一个服务于自由以及其他卓越目标的手段。在这种环境中，可以假定个人的政治自由感已经被削弱了。他不再感觉到和不再相信，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或许能够从政治冲突中浮现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社会进步的理念以及对贫困者和离经叛道者（the deviant）的更加文明的态度就一定会中止。然而，离经叛道者不再可能被人们尊崇为一个有远见的人，不再可能被人们尊崇为一个追寻新的社会秩序的人。如果进步的路径已经被设定好了且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对社会规则的遵从（conformity）将成为一种至上的美德。正如托尼评论道的那样，“一个时代的失败者和愚人——像苏格拉底和圣方济各（St Francis）——是另一个时代的智者和圣人。”
认为“我们已经抵达——或者将要抵达—— 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终点”这一论证的逻辑也意味着，对有关人类境况的真理的追寻，已经不那么迫切了（人类境况的真理指有关社会体系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机会的基本事实）。如果“美好的”经济社会已经被建立起来，那么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我们为了使社会保持平衡并对其进行改革而需要的事实，将不同于为了支持激进变革而需要的事实。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就不太重要了；进行调整所需的技术问题才是更重要的。于是，社会科学将更少关注价值问题和一般性的问题，更多关注技术问题以及提供政治工程师所需要的事实。
在这种简单形式的描述下，上述讨论似乎缺乏紧迫性。有些读者感觉到，我并没有采取公正的方式，去对待现在一些通过非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待西方世界的人，这些读者应该阅读近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4)
四
于是，我们要问：现在托尼的《论平等》已经过时了吗？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状况是不相关的这一观点，能够获得证据的支持吗？今天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平等，以至于我们没有（经济上或道德上的）理由去采取进一步的任何有关集体再分配的措施了吗？
这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定义问题和事实问题。托尼所表述的社会性与道德性理由，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了，我不想再画蛇添足。托尼并没有在才能的平等、功绩（merit）的平等或人格的平等这些朴素的意义上去谈论上述观点。他的关注点在于法律面前的根本平等、消除集体所强加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所有人能够获得某些特定物品和服务的平等机会、所有儿童都能获得教育以便拥有自由并有能力去发展他们的不同特征、通过发展每个人的禀赋及其同胞的禀赋来扩大个人自由。因此，他特别强调教育以及人们之间的平等交流的关键地位。他还特别强调与“阶级和收入毫不相关的”个人独特性。无论人们在特征和能力方面有多大差异，“事实在于，在共同的人性中，人类有一种值得加以培养的品质，而如果一个社会在规划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时能考虑到这种共同人性，如果它不强调财富、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并在坚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且能成为共同的启蒙与幸福之根源的制度，那么，该社会最有可能充分运用那种品质”。
这些是托尼有关社会目标的设想；这些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一直是人们真诚地追求的目标。正如他所说，“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其所设定的目标……”我们现在被告知这是一种老套的想法，因为我们已经将平等原则尽可能合理地置于政策和实践之中。于是，必须设置另一个最重要的目标：简言之，就是增长，或者所有人都被承诺能够通过市场而拥有的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准。目前仍然盛行的贫困及其他残余的困扰，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动地和从容地屈从于经济增长的决定论。通过自然的市场进程，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随着经济增长的自动扶梯将他们往上抬升，所有的阶级和群体都将满怀期望地站在右派的政治立场上。
这些理论和主张建立在什么事实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个问题主要关注与近年来相比的今天的英国社会结构；第二个问题主要与未来有关。经济与技术的哪些方面的变化，有可能促进或减弱支持平等主义原则与政策的理由？
为了严肃回答这些问题，并详细考虑每种不平等以及不平等的所有方面，需要写另一本书或者一系列著作。我们在这里能够做的事情在于，引用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并关注一些相关的资料。(5)
五
有关英国社会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在于个人净资产所有权的大量集中。根据莱多尔（Lydall）教授与悌平（Tipping）先生的研究，在1951年至1956年间，1%的人占有42%的资产，5%的人占有67.5%的资产。(6)这些比例甚至都被低估了，因为这些数据不包括养老金和信托基金（这些东西在近年来已经大幅增长了），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一些富人不断将其财产在其家庭内部分配、转移到国外以及以其他方式转移等情况。(7)
英国的这种财富集中程度几乎接近于1954年美国的两倍，同时远远高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美国资本主义辉煌时代的财富集中程度。(8)近期英国央行关于股份与债券所有权的报告，揭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如果就像《卫报》（Guardian）所评论的那样，这些数据没有被误解的话，那么“机构投资者现在主宰投资界的程度就远远大于伦敦金融城（the city）迄今所能想象的程度”。(9)从表面上看，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和投资决策的集中，看起来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如果没有更加详细的信息，很难说明它们联系的方式及其后果。
当我们问到近期财富的分配趋势如何这样的问题时，看看美国的情况是有用的（在对英国没有进行详细研究的情况下）。大概自1949年以来，财富的不平等已经在美国逐渐增长了，财富不平等的增长速度两倍于美国1922年至1949年间财富不平等的下降速度。(10)根据处于财富顶端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的百分比的变化来衡量，1949年至1956年（能够获得的最新数据）的不平等增长速度，比过去至少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的增长速度都更加引人注目。任何自动的、“内置的”均衡器（“built-in” equalizer）并没有伴随着美国的富裕状况而出现。确实，这个均衡器也许在理论上存在，但是在实际上它不一定能够体现出来。
很少有证据表明，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没有沿着同样的路径前进。很有可能存在如下情况：自1949年以来，英国的财富所有权上的不平等（特别就家庭拥有量而言）比美国的财富所有权上的不平等增长得更快。英国的税收体系在结算、信托、赠予权，以及其他为了再分配和重新安排收入和财富的方面，对大笔财富的拥有者非常慷慨，这在西方世界中是独有的。这反映在如下显著的事实中：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20岁至24岁的年轻成年人中，财富最为明显地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手中。
雷维尔（Revell）先生近期已经表明，现在英国个人财富的总量明显大于以前的估计，同时，自1926年以来，年轻人占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的机会，要比年长者的类似机会增长得更快。(11)哈博瑞（Harbury）先生在近期对遗产的另一个研究中推断：“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50年代中期，遗产在造就大量个人财富的拥有者的重要性方面，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对于这两个时期的人来说，如果某个人的父亲已经至少属于小康之家，那么留下价值超过100000英镑甚至超过500000英镑遗产的机会就会得到显著的提升。”(12)
多年的经济衰退、一场将全民都卷入的战争、配给制、“所有人的公平份额”（fair shares for all）、税收的“惩罚性利率”（penal rates）、遗产税以及“福利国家”对大笔财富的占有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在英国，使财富得以集中的体制机构如托尼所说的聪明的蝌蚪一样，看起来拥有顽强的生命。财富（wealth）仍然赋予人们以权力，比收入（income）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虽然权力的实施方式大概是不同的，同时也比19世纪更加尊重公共舆论。
与我们所知的特权社会的生活相比，社会平等的观念和实践拥有一段更加短暂的历史：“社会平等固有的内在之美，仍然深藏在未来的艺术家的心中。”(13)三十至四十年以前，政治科学家和哲学家讨论人类境况的这些方面。今天，他们要么以沉默的方式避免提及社会平等，要么以社会平等同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的健康不相关为由，将其打发掉。在十年之后，倘若5%的家庭占有80%的个人财富，这是一件值得引起注意的事情吗？或者我们必须假定，国民健康服务（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对穷人的更加慷慨的国家援助的持续存在，将减轻我们对令人窒息的不平等的责任吗？
围绕收入分配的统计的不透明之处，几乎与围绕财富分配的统计的不透明之处一样令人费解。鉴于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及的大量原因(14)，最不透明的收入部分就在最富有群体那里。在过去二十五年中，由英国税务委员会的统计所表明的这些最富有群体的行为，已经将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搞得晕头转向。一些学者被迫得出如下结论：1938年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不同收入群体拥有财富的百分比变化，几乎完全出于这些最富有群体的行为。税务律师、税务规划顾问、遗产税顾问的著作以及保险公司的宣传材料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富人的行为模式在复杂性、多样性和微妙性等方面都有所增加，而其所涉及的收入群体数目很可能也大大增加了。英国税务委员会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由其审查的纳税申报单）几乎没有揭示出这种行为。围绕收入分配的统计的不透明之处已经变得更加令人费解，其中的神秘莫测之处也随处可见。
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1960年曾仔细审视了关于“英国发生了收入革命”的假定，但并没有发现大幅度变动的证据。(15)在对已经遗漏的投资收益和未分配的公司利润做了各种调整之后，他认为，在英国现代时期所进行的那场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期间，所谓税前收入的拉平（levelling）效应已经被夸大了。在考虑了财政再分配、估算的社会服务利益以及其他因素之后，他发现“1949年至1955年间的不平等上升了4%，而这导致1938年至1955年间不平等的削减程度被逆转了一半多。总之，官方统计数据夸大了总的拉平程度，并隐藏了1949年以后不平等的回流趋势”。与莱多尔教授和其他人的结论不同，这个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自1938年以来，并不存在令人信服的“自然的”拉平（“natural” levelling）的证据。在战争期间的确出现过的收入“革命”（大部分可以归功于2%的最富有者的收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税收、补贴和股利限制（dividend restraint）所造成的意外结果，而那些措施是为了在不使通货膨胀失控的情况下去为军费预算提供财政支持”。自1949年以来，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那些已经研究了这些收入统计数据的学者的共同观点是，传统的年回报率并没有体现股东的长期收益。莱多尔教授和悌平先生估计，在1954年，1%的人拥有81%的公司股票。(16)正如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统计数据只是考虑了几年中的平均值（像每年10亿英镑），根本没有考虑股东的任何新的投入或提供的新的服务。(17)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把长远资本收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是英国经济一种相对较新的动力，同时对将来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如果对其放任不管的话——正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它所做的那样——那么，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中，它会带来更多的不平等。
当我们将视野从尽力理解富人的行为转向那些收入处于底层的人的行为时，我们将有更多的收获（如果不是更多辛劳的话）。穷人长期为行为科学提供了一流的服务；他们有助于训练无数的社会学家、医生和市场研究人员。这些恭恭敬敬的穷人生活在19世纪式的状态下；他们习惯于回答令人尴尬的问题；他们更易于被接触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开支更易于分析。
彼得·汤森德（Peter Townsend）教授、多萝西·韦德伯恩（Dorothy Wedderburn）女士和托尼·莱恩斯（Tony Lynes）先生对20世纪50年代英国贫困状况的研究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的增长。相反，那些接受国家援助的最贫困的家庭（如果我们其他人更为慷慨的话，他们本来被预计是应该受益最多的），今天的处境要比1948年差。
莱恩斯先生近期已经总结了这些关于贫困的报告。让他自己来说明吧！“在自1948年以来的十五年间，穷人受到上升物价的打击比其他人受到上升物价的打击更加严重。与国民总体收入的平均44%的涨幅相比，对于单靠养老金生活者的国家援助金额，并没有像官方零售价格指数所显示的那样真正提升55%，而是提升了32%。就实际的购买力而言，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自1948年以来，国家援助和其他收入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10%的最穷的人的生活比以前变得好了；然而，其他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18)
劳工部（the Ministry of Labour）对1953年至1954年以及1960年的收支状况进行了全国性的调查，汤森德教授和阿贝尔—史密斯（Abel-Smith）博士对劳工部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新的分析，他们的分析表明，生活在官方界定的勉强维持生计的人口（或者其附近的人口）的比例有一个明显的上升(19)——与这种比例的上升相伴随的还有营养不良者的比例的上升。在1963年末，罗伊斯顿·兰伯特（Royston Lambert）博士对1950年至1960年间的政府的国家食品调查的结果进行了详细和透彻的分析，在修正了家庭规模的数据以后，他发现“与1950年相比，现在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营养物方面生活在英国医学协会规定的标准之下”。就所关注的人口比例而言，“有迹象表明，至少1/4或者大概1/3的英国人，并没有获得理想的膳食摄入量。同时，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自50年代中期以来，未达到理想的膳食摄入量的人数增加了”。(20)
针对那些处在收入分配顶端和收入分配末端的人的数据，也许是粗糙的和不充分的，然而，仍然没有证据能够支撑英国正在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这一观念。而且，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近年来税收的变化方向有明显的累退倾向，特别是在更加高额的国民保险和医疗服务收费对低收入者的影响上。
所有这些有关将来的征兆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然的”拉平法则并没有在收入领域或者财富领域起作用。一方面，自从（至少）19世纪末以来，英国经济中的第一个充分就业时期，既没有自动实现拉平，也没有消除吁求平等的政治理由。另一方面，我们能辨别出来两个朝着相反方向的主要力量，在今天的英国，这些力量像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混合经济中一样发挥作用。第一种力量是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提到的，少数持普通股的人拥有的长期资本收益和股息收入。
如果我们再一次将眼光转向美国（正如托尼为了寻找到未来的路标经常做的那样），第二种力量就是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自动化和其他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同样效果。在美国，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正在显现出来；尽管国民生产总值稳定增长，近年来的失业也逐渐增长。商业周期中的每个微小波浪都已经使大量工人处于困境之中。
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once-and-for-all）的事情。一方面，自动化及其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童年和老年时代更多的依赖性需求，将需要对人们和社会服务进行更大的投资，需要重新探讨财富、收入和教育机会上的巨大差异的原因。今天，科学和技术经由社会和经济理论所开始取得的革命，正像它们经由战争和国际关系理论上所取得的革命一样彻底。“机器创造就业机会”这种传统理论正在失效；机器正在取代工人。从美国的经验可以很明显看出来，这些因技术而丧失工作的牺牲品不再处于“临时性的失业”（resting between engagements，这是失业保险所基于的理论）之中，而是处于永久性的失业之中，永远丧失了工作。到1962年末，16岁至21岁之间没有继续上学的年轻人中，有1/7同样也没有工作。对年轻的黑人而言，这种比例将近1/3。
在这样一个丰裕的时代，如果一些主要的矫正性措施不能发挥作用，那么技术所带来的这些后果很有可能提升而不是降低了收入和财富上的差距。正如贡纳尔·缪达尔（Gunnar Myrdal）教授曾经评论道的那样，它们有助于加剧目前美国社会中已经加深的阶级裂痕以及已经固化了的阶级结构的发展趋势。(21)如果没有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那么，一些群体的社会生活水平的贫困化，就只可能是源自这种新的工业化浪潮。
六
假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一定会在英国发生，这是错误的。然而，在两国的经济中，有一些共同的结构上的变化在发挥作用。同时，虽然两个国家都致力于实现经济增长，但是它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增长是变化的同义词，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重视增长，我们就必须接受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变化如果不受限制，任由其在市场中发展，那么它们就会意味着更多的不平等、更多的困难以及对人们与社会环境的更多忽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英国的环境也没有准备好接受和解决这些变化所需要的社会成本；英国的财富所有权集中程度比美国的财富所有权集中程度更高，阶级和特权也使教育产生了更深的分化；同时，由于可以被分配的土地更少，让财产被更为广泛地分享的机会也要少得多；在英联邦移民法的鼓励和劳工部的纵容下，工作机会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又在英国重新出现了。
在所有这些有关财富、收入、教育、就业以及土地所有权的根本问题中，并没有迹象表明英国正在趋向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先生评论了嘎特斯曼（Guttsman）先生的新书《英国的政治精英》，认为英国社会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战后，我们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无论进步是快还是慢，英国都会趋向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将会废除或改革公立学校，职业将日益向所有的有才能者开放。在过去的几年中，另一番景象出现了。工业结构的状况使得人们在很多方面更难像过去那样通过个人奋斗向上流动。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位置中，政治上的新贵（novi homines）出现得更少了，而当下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无疑是，在接下来的几年或下次选举中，那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22)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必须问及另外一个问题：英国人真的打算受到伊顿公学的老校友（old Etonians）的统治吗？这也是托尼最喜欢的问题之一，这使他编写了本书的附录1，该附录列举了1927年一些不同行业的成员所毕业的学校。在A．海克尔（A．Hackel）女士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提取了一些有关1961年的主教、高等法院的法官和银行董事的类似数据（对于与附录1中其他行业的比较，我们望而却步，因为这涉及大量的数据）。结果体现在附录2中。它们显示，托尼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那些行业中公立学校毕业生惊人的高比例的洞见，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主教在这些学校所占据的比例仅仅下降了一点点，但是法官和银行董事所占据的比例并没有下降。在1961年，5个银行的133个董事中的将近1/3的人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即伊顿公学（Eton）。正如丹尼尔·詹金斯（Daniel Jenkins）牧师在其他文本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人是“社会上的其他人的债务人”。(23)嘎特斯曼先生在其他地方已经告诉我们，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保守党高层中，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大幅度上升了。(24)1945年以后的将近2/3的新的保守党议员都毕业于公立学校，在1918年这个比例是35%；那些从最为封闭的公立学校招募来的人员的比例实际上已经上升了一倍。
这仅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私立教育机构的迅速普及和繁荣。借助于纳税人和地方税纳税人（the ratepayer）所提供的各种间接补贴——甚至允许公立学校的学费可以在大学的奖学金中扣除，并把伊顿公学定为“慈善机构”——我们的整个教育规则持续被一种精英类型的教育主宰着。它所产生的分裂影响随处可见，它滋养了阶级意识，滋养了一些“出众的”人所享受的狭窄的受教育机会的观念。
对那些捍卫这种教育体系的人以及那些批评这种教育体系对所有国民的影响的人而言，托尼所说的这些“遗传性的魔咒”（hereditary curse）所带来的影响几乎已经风靡全国。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种教育体系并没有关注现代中等学校中的三流学生的需要，并没有关注我们在改革现代学徒制度上的惨败。作为一个社会，直到我们能够使自身摆脱私立教育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我们才能为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制定一个高标准的规定，才会有更加深入和广泛实现我们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更大平等的道德信念。
(1) 理查德·M．蒂特马斯（Richard M．Titmuss, 1907—1973），英国人，现代社会政策理论的创始人，20世纪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社会福利思想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译者注
(2) 有关这些定义问题和测量问题的研究，参见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and Unwin, 1962, and Wootton, B.,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Wage Policy,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62。
(3) Miller, H．P., “Money Value of an Education,” Occupational Outlook Quarterly, Sept．1961, p.4.
(4) 一些英国的参考文献有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esp．chap．i; A State of England, Hartley, A., 1963。美国的主要参考文献有：Bell, D.,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50s, rev．ed., 1961; Lipset, S．M．Political Man, 1960; Galbraith, J．K., 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 Wallich, H., The Cost of Freedom, 1960。对这些美国著作的一种批判性分析（我从其中受益良多），参见Rousseas, S．W., and Farganis, J.,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Brit．F．of Sociology, Dec．1963。
(5) 例如，参见丹尼尔·詹金斯（Daniel Jenkin）牧师对《平等与卓越》（Equality and Excellence, published for the Christian Frontier Council, 1961.）的批判性分析。Williams, Bernard, “The Idea of Equality,”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ed．Laslett, P., and Runciman, W．G.）, 1962; Crosland, C．A．R., The Conservative Enemy, 1962。
(6) Lydall, H．F., and Tipping, D．G., Bulletin of the 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Vol.23, No.1, Feb．1961.
(7) 对这些趋向的详细研究，参见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and Unwin, 1962。
(8) Lampman, R．J., The Share of the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2—1956, 1962.
(9)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Sept．1963, and The Guardian, Sept．13, 1963.
(10) 还有证据表明，在过去数年中，收入分配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Conference Report on Economic Progress,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the U.S., 1961, known as the “Keyserling Report”）。
(11) Revell, J．R．S., British Tax Review, May-June 1961, p.177, and The Times, July 11, 1961.
(12) Harbury, C．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LXXII, No.288, pp.866—867, 1962.
(13) Myers, H．A., Are Men Equal? New York, 1955, p.20.
(14) 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and Unwin, 1962.
(15) Brittain, J．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L, No.2．1960.
(16) Lydall, H．F., and Tipping, D．G., Bulletin of the Oxford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Vol.23, No.1, Feb．1961, p.90.
(17) Jay, Douglas, Socialism and the New Society, 1962.
(18) Lynes, T., “Poverty in the Welfare State,” Aspect, No.7, Aug．1963.
(19) Townsend, P., “The Meaning of Poverty,” Brit．f．Sociology, vol.XIII, No.3, 1962, p.210．也可参见Lambert, Royston, Nutrition in Britain: 1950—1960．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urvey and its Findings（Occasional Papers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 1964）。
(20) Myrdal, 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y”（Paper prepared for the Tenth Anniversary Convoc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Republic, Jan．1963）.
(21) Hollis, C., Observer, July 21, 1963.
(22) Jenkin, D., Equality and Excellence, 1962, p.174.
(23) Guttsman, W．L.,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1963.
(24) 参见Holbrook D., English for the Rejected,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