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的创业之旅

阿什：我的故事

我的父母曾问我：“阿什，为什么大家都往东走，你却非要往西走？”可能这就是我吧。

我并非为了叛逆而叛逆，也不是刻意地与众不同。我只是经常质疑别人的行事方法罢了。这曾经令我可怜的父母恼火不已。我十来岁的时候，他们常常告诫我在探亲访友时一定要闭紧嘴巴，因为我对任何事情都会提出质疑，最终总是会引发毫无意义的争执。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取得的成绩远高于成长过程中我所认识的所有人。

我在英国伯明翰市出生和长大，父母都是巴基斯坦移民。我成长的街区非常贫穷、犯罪猖獗。对于“犯罪猖獗”，我绝对没有夸大其词，帮派分子、毒品贩子、杀人犯时常在我家附近出没。我仍然记得警察用警戒带封锁了半条街，因为就在我家街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枪杀案。

我与埃文·斯皮格尔的成长环境显然有着天壤之别。他家附近价值百万的豪宅鳞次栉比，而我小时候能在家附近看到的唯一“财富”大概就是全新的宝马汽车了，不过驾驶者不是律师或医生，而是暴徒、恶棍或者可疑人物。直至今天，情况依旧没有改善，我还能看到各种新闻报道称我父母居住的地区发生了谋杀案和盗窃案。

我就读的是市里的公立小学，学校条件简陋。我的家人虽然心地善良、充满爱心，但是想必大家也猜得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也没有太多致富机会。我还算幸运，后来升入文法学校，接触到了中产阶级，从而对他们的生活有了些许了解。学校里的很多小事让我印象深刻，比如我的同学们讨论集体滑雪旅行的时候，因为父母负担不起这样的活动，我只能默不作声，那时内心的感受令我记忆犹新。

总体来说，伯明翰是一个工业城市。父亲在当地的钢铁厂做一些简单的活计，收入微薄。母亲为了养活我和兄弟姐妹忙得团团转。和所有其他移民来到英国的父母一样，她相信好的教育会为孩子们铺平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因此，她非常关注我们的学习，敦促我们努力。父母努力工作甚至牺牲一切，就是为了孩子们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是如何报答他们的呢？我从大学辍学，一共两次，而且还不是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那种潇洒的辍学。我是从第六学级学院辍学的，那时只有17岁。既缺乏社会关系，也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我很快陷入困境。我的兄弟姐妹在学校表现优异，获得的证书数不胜数，家中唯一没上大学的不肖子孙便是我了。

我没有耐心再去上学。尽管家中没有诞生过创业者，没有什么榜样供我学习，也没有导师给我指点迷津，但是我依旧在思考如何通过创业赚些小钱。

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送报纸。很快我就发现每天早上仅凭自己送报纸花费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决定把一半的送货工作分包给我的一个朋友。两人合作可以覆盖更大的区域，所以完成同样的工作花费的时间更少。

几年后，我意识到向邻居和朋友出售百科全书光盘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那时还没有维基百科，我对自己的小生意很是满意，客户也非常高兴。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光盘是盗版的，销售它们是非法行为。我喜欢赚钱，因为对我来说，拿在手里的现金代表自由和未来的种种可能。对于挣来的钱，我分文不动，我特别享受拥有它的感觉。有了这笔钱，我知道自己能买得起想买的东西，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又过了几年，我身边的朋友都去读大学了。他们终于可以离开父母单独居住，在校学习，参加各种聚会，享受成为大人的快乐。而我还住在父母的房子里，卧室依旧是童年那一间。史泰博公司（Staples）是一家销售办公用品和计算机的大型仓储商店，我在这家公司找了一份销售工作，因为我很擅长这个行当。

这段时间，我和一个老同学开始开展我们自己的小项目，一个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项目。

我同学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仓储式鞋店，他知道我总是在想方设法地赚钱，所以让我帮他出出点子。我们琢磨了一个当时看来特别疯狂的想法：建一个网站，在网上销售鞋子。那是1998年，几乎没人涉足电子商务——甚至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巨头也才刚刚登陆英国，而且以销售图书为主。虽然那时所有人都说没人会在网上购物，但是我们当时非常年轻，而且互联网令我们异常兴奋，所以根本没有听从大家的劝告。谢天谢地，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

网上卖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那个时候，建网站非常烦琐，也没有便捷的在线支付手段。每一行代码都要由我编写，我待在父母家的阁楼里，花钱从公司低价买了一台展示用的计算机样机，逐行编写代码，从无到有建设网站。

我逐渐迷上了这项工作。在史泰博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公司里有关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书籍，所以下班后我就坐在过道上阅读相关书籍，学习建设网站。虽然我在学校里学习时如坐针毡，但是面对这些书，我摇身一变成了模范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

我在阁楼上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启动了在线销售并且维持其运行。那是拨号上网的年代，所以我连接到互联网时，父母的电话处于占线状态，失去了通信功能。我母亲的朋友只能登门拜访，因为他们没法打通电话。我拒绝参加所有社交活动，也没空跟朋友相处，全力解决生意中接踵而至的问题。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不断改进售鞋网站。因为我从不外出，所以家人说我仿佛一个隐士，后来我甚至辞去了在史泰博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网店开始有了访客。这让我喜出望外。陌生人发现了我们的网站，在网上给我们付钱。然后，我们寄出他们选购的鞋子。那时完成这个流程真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与此同时，互联网热潮也快要达到顶峰。各种媒体的头条报道充斥着互联网创业的成功故事。事实证明，世界各地的其他企业都在学习我无意之间发现的互联网用途——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商品。那时的互联网正在经历它的第一个全盛时期。19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兄弟姐妹的贺卡，上面写着：

“未来的互联网百万富翁生日快乐！”

看我打开贺卡，他们笑得特别开心，我知道他们是在取笑我。毕竟，我们整个家族没人相信我可以依靠互联网体面谋生，更别说成为百万富翁了。我看起来肯定非常疯狂——把分机插到电话插座上，然后端着它从楼梯跑上9米多高的阁楼。没人能够从我的这种痴迷中望见未来。家人都希望有一天我能幡然醒悟，明白我的梦想并不现实。他们希望有一天我能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一天我能找份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走上传统的职业道路。

我并没有如家人所愿，相反，我把写有“互联网百万富翁”的卡片贴在了阁楼的窗户上，继续埋头工作。每次坐下来做网站，我都会看到那张卡片。虽然家人并不知道，但是他们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那时我特别喜欢看励志书，相信努力工作就能带给我自己想要的成功。

随后不久，我发现我们在一个与互联网相关的奖项中获得了提名。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突然间，因为获得了这个提名，多家公司争相邀请我到伦敦为他们工作。他们希望我能够利用“互联网”这个东西来实现业务转型，因为我是极少数在这个新兴领域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

因此，我往背包里塞了些随身物品就匆匆踏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来到伦敦的我可谓人生地不熟，连住所都没有，甚至不知道怎么乘坐地铁出行。

四家公司为我安排了招聘面试，但是在第一场面试中，公司当场录用了我，工资是3万英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远超我想象的巨款。

那时的我还是一个稚气未脱、滴酒不沾，且操着浓重伯明翰口音的亚裔青年。我来到全新的环境，公司位于英国最富裕的地区，办公环境豪华，而且人才济济，满屋坐着的都是高学历、高资质的成年人。更糟糕的是，我那时太年轻了，而且面相更显稚嫩。我看起来大概只有15岁，所以经常被误认为是来公司实习的在校学生，但是实际上我的手下都是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人。

公司的大部分人非常友善，但是也有人因为我后来居上而愤愤不平——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孩子居然做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我一夜之间遇到了两个新问题，即办公室政治和冒充者综合征（imposter syndrome）。

办公室里的一些人会对我说一两句风凉话，我也会无意中听到他们对我的讽刺挖苦。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热衷于办公室政治这种无聊游戏，特别是雇用我的老板，他帮助我在公司里树立了信心。

如果说现实世界中的诋毁者已经令我有些难以招架，那么我脑海中的诋毁者更难以应付。每天，我都需要直面自己脑中的各种质疑。

“我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属于这里。”

“我为什么不待在伯明翰？”

“我的亲朋好友在做什么？”

“我错过了大学生活的所有乐趣。”

我感觉自己就像离开水的鱼。现在我知道冒充者综合征其实非常普遍，但是我当时对这种心理问题并不了解。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生活在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也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在工作中还要告诉别人该如何行事。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洗衣服或者做简单的饭菜。在此之前，都是我母亲帮我料理这些。

然而，尽管初到伦敦有种种担忧与不适，但我开始习惯并享受这座城市的生活。在公司里，我是人们口中的“神奇小子”，我对自己的业务了如指掌。没错，也许我感到有些许不适应，特别是下班后大家一起去酒吧喝酒，而我只能喝加了青柠檬片的可乐。但是，我有了数额不菲的可支配收入，这令我非常开心。我在金丝雀码头高价租下一间装修精致的转角公寓，这里是伦敦重要的金融区。我可以从房间俯瞰码头的风景，上班也很方便。

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我接触过行业里的每位大佬，沉醉于“少年互联网营销奇才”的名号。我感觉世界尽在掌控之中，享受着消费自己赚来的每一分钱的快感。当时，我坚信我所有的成功都归功于自己不懈努力的工作态度。我表现出色，帮助公司里的人了解了互联网、搜索引擎优化、数字化营销和那个时期很少有人知道的其他互联网知识。

人生中，第一次有人理解我，第一次身边不再充斥着质疑之声，第一次能真切地感到我是成功者。我觉得自己不可阻挡，正在互联网的新技术浪潮中劈波斩浪。

可惜，我错了。

2000年3月10日，互联网泡沫破灭。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在到达顶峰之后断崖式下跌。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科技公司的市值蒸发了5万亿美元。那些质疑互联网、对其发展嗤之以鼻的批评者欢欣鼓舞。美国的互联网地震很快就越过大西洋波及英国。

我被裁员了。曾经以为自己已经“美梦成真”的幻想连带着我仅有的一点积蓄转瞬间烟消云散。经历了现实毒打的我一头雾水，只能搬回父母的房子。“神奇小子”不得不回到他的爸妈身边。我似乎在一夜之间一败涂地——虽然这次失败与我毫无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自己失败得非常彻底。

我研究了一下哪些人遭遇了裁员、哪些人没有。对于部分人来说，裁员与否似乎与他们工作表现的好坏无关。决定性因素是他们与高级主管的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办公室政治因素。

我意识到，某些优势在裁员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超越了员工工作的努力程度或者工作能力。

然后，我恍然大悟。我告诉自己：

实际上，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不仅是因为我在这方面能力出众，更是因为我得到了互联网奖项提名并被相关媒体报道。如果不是这些公司主动联系我，我甚至都不会想到要去伦敦寻觅工作。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纯粹的运气。

我继续思考，发现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非常幸运，恰在互联网腾飞之时偶然拥有了企业急需的技能。如果我像我的一些朋友一样在服装店找份工作而不是在史泰博工作，就不会通过那份工作了解所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知识。

如果没有那位父母经营鞋店的同学，我也不会开始我们的电子商务事业。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到关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书，我就不会掌握网站制作和互联网营销的知识。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学会了所有这些知识。

如果我当时遵循父母的意愿去上大学，可能就不会偶然遇到这样的机会。另外，如果父母不允许我待在家里，不让我因为上网占用他们的电话线路，那么同样，我也无法取得现在的成就。

除了自己的勤奋和优点，我需要感激的人和事还有很多。

我首次意识到，自己积累的诸多技能（或者说我的专长）是我自己强大的不公平优势。借此，在一段时间内，我作为自由职业者，为英国各地的各家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很快，我的生活就超过了此前在伦敦的水准。我也迅速在伦敦收获了一份优于此前岗位的工作，我已经愈发喜欢这座城市了。后来，我遇到了一生挚爱，我们坠入爱河，结婚生子。

我有了稳定的工作、舒适的生活、丰厚的薪水。然而，我感到作为雇员，我似乎已经触及天花板，尽管那时我的职级已经很高。我还记得总经理告诉我，公司已经没法给我加薪了，因为我的收入已经冠绝整个部门。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感到厌烦。

与此同时，我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创业，开展各种小“副业”（全职工作的同时在业余时间经营的小买卖）。创立基于Web技术的小企业，然后售出获得可观的利润，这非常有趣。有时这种副业能为我带来丰厚的回报，有时则会遭遇失败，但无论如何，我有自己的构想和点子，然后下些功夫，尝试将其实现，推进其发展。这非常有趣。然而，我追寻的事业不只如此。

女儿出生后不久，我长久以来的渴望终于有了答案。耶斯佩尔·布赫（Jesper Buch）是一家小型丹麦创业公司的主要联合创始人，该公司在丹麦不大的国内市场上已经掀起了波澜。当时，耶斯佩尔想以伦敦为基地进行国际扩张。他找到我说：“我需要一个营销总监，我认为你很厉害。”他听说我很擅长跳出固有思维模式思考，找到切实可行的答案，所以主动跟我联系。

对于这家公司的前途，我并不确定。在线订购外卖？我只是Just Eat落户英国后的第三位高级职员，工资不高，但公司提供了创业公司的一块蛋糕（股份）。我很清楚，只有在创业公司成功的情况下，这样一块蛋糕才有价值。我知道，雄心勃勃的大型创业公司鲜有成功的案例。

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保留意见，包括我的妻子。

虽然以现在的角度回看那时，我的选择非常正确，但是在那时看来，选择离开舒适的工作，去创业公司冒险则略显愚蠢。我仍然记得公司的管理层宣布我要离开公司去创立“在线外卖网站”时，很多同事脸上流露出的表情。他们的眼神表达了各种情绪：有疑惑，有怜悯，但是没有嫉妒，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这绝非明智之举。

请记住那是2007年。第一部iPhone将在这一年问世。几乎没有人会使用手机上龟速般的移动互联网，没有人能够想象离开互联网就寸步难行的世界。那时候还没有现今大家习以为常的应用商店和移动应用，评论家和消费者还在争论智能手机能否在市场上立足。因此，我们只能依靠家里的台式计算机和笔记本计算机订餐——远远没有今天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订餐这么方便。

那个时候，我们创业成功的胜算并不大。大家普遍是通过电话订餐的形式订购外卖，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但是我此前的工作仿佛镀金的牢笼。我被禁锢了太长时间，是时候重返创业圈了。

是时候大胆一搏了。

画面切换到我们的创业公司在埃奇韦尔的新办公室，我和首席执行官戴维·布特雷斯（David Buttress）及首席运营官鲁内·里索姆（Rune Risom）正在自己动手组装家具。全公司那时只有我们3人，耶斯佩尔往返奔波于丹麦和伦敦之间，后来又加上荷兰。

那时我们长时间在公司工作，非常辛苦。

我事必躬亲，无论是现场销售、客户支持，还是思考不同的营销策略都亲力亲为。

终于，在2009年，我们从风险投资公司Index Ventures筹集了1050万英镑的A轮融资资金。我负责拍摄了公司的第一支电视广告，广告在《X音素》（The X Factor）节目中插播，该广告甚至还获得了相关的奖项，那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Just Eat工作了3年之后，我便离开了。就在那之后的几年，我们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流通股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我仍然记得，最初我们希望募集3亿英镑，随后提升到6亿英镑。而在公开市场上，我们的估值达到了15亿英镑，真的太疯狂了！那一刻真是太美妙了，我在一夜之间实现了财务自由。回想起那张19岁生日贺卡还有上面“互联网百万富翁”的称呼，我忍不住笑了。我给我妹妹打电话，我们两人笑得非常开心。

从离开Just Eat到公司上市前的这段时间，我创立了Fare Exchange。有了金钱这项不公平优势之后，我自己也可以成为天使投资人。对于创业的方方面面，我已经了如指掌。此后，我在海外创立并出售了一家创业公司（迪拜的Washplus），最近又创办了关注社会影响力的教育科技创业公司Uhubs。

回顾过去，对于自己身上明显的优势与劣势，我都心存感激。我非常幸运，感谢一路上我的所有经历，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过往的一切让我成为今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