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用高官为世豪

——齐白石与官

作为著名艺术家，齐白石一生中不免与各式官僚打交道。但他在心理意识深处，并不喜欢官僚，甚至仇官。在他看来，做官吃俸，无非是刮吃民膏，而官僚们多半是欺压百姓、没有心肝的。他有一印曰“星塘白屋不出公卿”，意思说我齐家从来是老百姓，没出过做官的。齐白石确实以终生布衣为骄傲。他不像历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只要仕途可行，就求建立功业，步入青云，而退居田园，做隐逸君子，冷眼看朝官，那是不遇明主、仕途坎坷、生活落魄之时才取的态度。齐白石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幼时只跟着外公读过不到一年的村塾，所学也只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一类启蒙课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农民家庭和贫苦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最深刻——他的远官、厌官和一定意义上的仇官，主要来自童年家教和生活体验。他有诗曰：

何用高官为世豪，雕虫垂老不辞劳。

夜长镌印忘迟睡，晨起临池当早朝。

啮到齿摇非禄俸，力能自食非民膏。

眼昏未瞎手犹在，自笑长安作老饕。

——《自嘲》

这样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不是士大夫文人的，也不完全是农民的，而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由职业者的，后两句，表达出齐白石对自己“力能自食”的倔强，对吃“禄俸”食“民膏”者的蔑视。而这，与他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密切关系。

齐白石的祖父万秉公，性情刚直，“心里有了不平之气，就要发泄出来”，在乡里被称作“走阳面的好汉”。但他对孙儿阿芝极为疼爱，对此齐白石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我祖父有了闲工夫，常常抱了我，逗着我玩。他老人家唯一的好衣服，是一件皮板挺硬、毛又掉了一半的黑山羊皮袄，他一辈子的积蓄，也许就是这件皮袄了。他怕我冷，就把皮袄的大襟敞开，把我裹在他胸前。有时我睡着了，他把皮袄紧紧围住，他常说：抱了孩子在怀里暖睡，是他生平第一乐事。他那年已五十九岁了，隆冬三九的天气，确也有些怕冷，常常拣拾些松枝在炉子里烧火取暖。他抱着我，蹲在炉边烤火，拿着通炉子的铁钳子，在松柴灰堆上，比画着写了个“芝”字，教我认识，说：“这是你阿芝的芝字，你记准了笔画，别把它忘了！”……这个“芝”字，是我开始认字的头一个。(16)

齐白石8岁时，去三里外的邻村读蒙馆，每天早晚，都是爷爷接送。逢到雨季，爷爷“总是右手撑着雨伞，左手提着饭箩，一步一拐”在黄泥地上背着他走。为了要他学字，祖父把珍藏的一块断墨、一方裂了缝的砚台，郑重地送给他。祖父的慈爱和作为第一个启蒙老师的印象，铭刻在他心上。祖父也是他崇拜的对象，他的父亲胆小怕事，祖父却刚强独立。祖父最讨厌的人，是那些镇压了太平军、发财回家并横行乡里的湘勇（即曾国藩的“湘军”），在乡里，只有万秉公敢于数说他们的罪恶，齐白石对此极为敬佩。祖父对他们兄弟的遗训是“不偏党，不盗贼，不为官吏”。(17)这对齐白石后来的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白石记忆中，母亲也是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他6岁那年，当地来了个新上任的巡检，“排齐了旗锣伞扇，红黑帽拖着竹板，吆喝着开道，坐了轿子，耀武扬威地在白石铺一带打圈转”，隔壁三大娘要领他去看热闹，他说：“不去！”母亲非常高兴，夸奖他：“好孩子，有志气！黄茅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的有什么了不起！”直到晚年，齐白石还不忘这件事，说“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18)。

精神分析学家认为，童年经验尤其是5岁前获得的经验对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潜入意识深层，往往具有操纵生活态度、习惯和情感倾向的力量。齐白石整个的世界观与个性，虽不能说全是由童年经验决定的，但他的厌官仇官心理，与童年的家教似有极深的渊源。

齐白石成人之后，直接间接地接触到大小官僚，对他们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最厌恶那些用钱买个小官，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人，曾鄙夷地说：“芝麻绿豆般的起码官儿，又是花钱捐来的，算得了什么东西呢？可是‘天高皇帝远’，在外省也能端起了官架子，为所欲为的作威作虐。别看大官势力大，作恶多，外表倒是有个谱儿，坏就坏在他的骨子里。惟独这些鸡零狗碎的玩意儿，顶不是好惹的。”(19)白石铺那样边远的乡村，直接遭受杂流小吏的欺压与盘剥。齐白石的愤懑情感，是以家庭经验与亲身体会为根据的。

1902年，40岁的齐白石游西安，好友夏午诒介绍他认识了陕西臬台、著名诗人樊增祥，两人交了朋友。樊欣赏他的印章与绘画，亲笔为他写了一张刻印的润例(20)，使白石作品的身价大为提高。在西安的湖南朋友，见臬台这样看得起他，认为是大好的进身之阶，劝他去走樊增祥的门路，弄个好差事，他回绝了，后刻了一方“独耻事干谒”印以表心迹。不久，樊增祥主动说，他很快要进京，进京后可以推荐白石做内庭供奉，为慈禧太后代笔，吃六品俸，“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他马上拒绝了，说：“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三二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当了内庭供奉，照常可以在外头挂了笔单，卖画刻印。有了供奉头衔，姓名就像贴了金，京城里准能轰动一时，还怕不够一生吃喝的吗？”白石“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21)后来，他画了两幅菊花，一幅《卧开菊》，题诗曰：“休笑因何卧地苗，大风吹不折花梢。寒香秋后人方觉，腐尽蓬蒿一丈高。”另一幅《小竿撑菊》，题句云“种花不必高三尺，高转多危撑亦难”。离开西安之前，他再游大雁塔，并咏诗云：“长安城外雨丝丝，雁塔曾经春社时，无意姓名题上塔，至今人不识阿芝。”意思与前诗大同小异。同年3月，齐白石随夏午诒到北京，5月，听说樊樊山也要来，很怕推荐他去做内廷供奉，便急着要回家。夏午诒考虑到他生活困难，想给他捐个官做，说：“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缺，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地磨上了资格，将来署个县缺，是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齐白石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已。我如果真的到官场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22)夏午诒见他执意不肯，就以捐县丞的钱相送，他高兴地接受了，回到湘潭，觉得自己有点像陶渊明，在《题画菊》中写道：

穷到无边犹自豪，清闲还比做官高。

归来尚有黄花在，幸喜生平未折腰。

在晚清，对没条件走科举道路的齐白石来说，樊樊山的推荐、夏午诒的捐官，确实是进入仕途的好机会。当时的齐白石，艺术上刚刚举步，在画界没任何影响，不过靠刻印、当家教挣些生活费而已。对前途，他既缺乏考虑也没有把握，但坚决放弃入宫和做官的机会，表明他的拒官发自内心深处，绝非偶然。

我们也许能从齐白石的诗作和画作中，寻到这种拒官态度的根由。试举数首：

朱门良肉在吾侧，口中伸手何能得？

是谁使我老民良，面皮变作青青色！

——《画菜》

禾田枫树尚增粮，离乱家家抱痛伤。

才过绿林官又到，岂知更有害于蝗。

——《叶上蝗虫》

家山田屋久荒芜，匪劫官灾无日无。

稚子也能知祸害，犹言得画胜分租。

——《余有弃画，次生拾藏之，余以诗纪其事》

桑干叶少得归迟，人并吞饥有所思。

贪把鸳鸯绣衣者，哪知五月卖新丝。

——《樊山老人后人学画采桑图，乞题句》

把官和强盗联起来，称作“匪劫官灾”，说他们比蝗虫更有害。这是齐白石个性化的语言和比喻。在他看来，官一定会贪。在《题钱朴园遗像》（钱为清代嘉道间人）诗中写道：“将军行处金铺地，余吏还乡珠满车。不见昔贤为宦后，旧靴脚上底全无。”意思说，没见过当官不贪的。

白石诗集中，还能寻见“窃听中华数豪杰，九牛毛少吏官多”“不愁未有明朝米，窃恐空篮征税时”之类的句子，都直言对官害的愤怒，尖锐而入骨三分，在当时的诗坛上，像这样的愤世揭露作品也是少见的。他的绘画作品多颂美农村自然生命的美好，但也有一些抨击现实之作，如《得财图》《粟上蝗虫》等，最典型的是《不倒翁》及其题跋。1925年农历乙丑九月十九日画的《不倒翁》（王方宇藏），有一段长跋曰：

往余在南岳庙前，以三钱买得不倒翁与儿戏。大儿以为巧物，语余远游时携至长安作模样，供诸小儿之需。不知此物，天下无处不有也。

作为玩具的不倒翁天下皆有，作为“虽无肝胆有官阶”的贪官污吏，亦“天下无处不有”。这正是“九牛毛少吏官多”“匪劫官灾无日无”的同义语。他画的《不倒翁》的题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更是幽默地表达了对腐败官吏的厌恶。

在厌官、仇官的背后，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平民意识和平等意识，这时时在他的诗画里透露出来。如《画杏花》题：“春风过去地犹香，星斗塘前杏子塘。七品状元无此梦，杏花花下看鸳鸯。”——这是说七品状元与他的农村生活也有不可比之处；《倒枝梅花》题：“飞雪半空花不辨，好枝高极解回头。……年深自有低心日，不欲叫人仰首看。”——这是借梅枝倒挂称誉居高位而能平等待人的品质；《煨芋分食如儿移孙》题：“贫未十分书满架，家余三亩芋千头。儿孙识字知翁意，不必官高慕邺侯。”——这是告诫儿孙要学文化，要安贫自足，不必羡慕居官封侯。但这种安贫自足的态度，又与士大夫的安贫乐道有所不同。“数亩香粳满院麻，老农身世未应嗟”（《钵中花》），“笑侬尤胜林和靖，除却能棋粪可担”（《竹院围棋》）——诗句中表达的自食其力、靠劳动吃饭的观念，比士夫文人的隐逸思想简单清透得多。

作为下层民众的意识传统，中国人的“厌官、仇官”并非否定一切的官吏。齐白石也是如此。他最喜欢画的古代人物毕卓就是一个官吏——晋太兴末年的吏部郎。这个吏部郎爱饮酒，一次夜里盗饮邻居新酿酒被缚，第二天，主人发现是毕吏部，便与之在瓮侧共饮，卓大醉而归。嗜酒废职，不计礼法，这本是一种“魏晋风度”，齐白石强调的则是“宁肯为盗，不肯伤廉”，颂美做官的廉洁。对真的清官，他是有好感的。事实上，齐白石也并不一概拒绝与官宦来往。当他步入文化艺术界，完全不与官僚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厌官仇官，是一种强烈的下层民众意识，而非对每一个官吏采取的态度。人与人之间除官民关系，还有同乡、亲戚、师生、朋友、同学、买卖交易关系等。这些关系可能相互重叠，也会因人而异。在齐白石的好友中，郭人漳、夏午诒、黎薇荪、樊樊山（增祥）等，都是或曾经是清末的官僚。齐白石35岁认识郭人漳的时候，郭就已经是候补道台。20世纪20年代初，因为夏午诒的关系，他多次到保定，做过直系军阀曹锟的西席(23)。1916年至1923年间，曹锟由直隶督军连升至直系军阀首领，直鲁豫巡阅使，乃至贿选为大总统，权势炙手可热，齐白石为他画过多部花卉草虫册页，以及大幅人物、山水作品。其时，白石定居北京不久，熟人很少，画作在市场上不受欢迎，生活颇为困难，他为曹锟作画，一出于朋友斡旋绍介，二也是为了挣钱糊口。从已知的齐白石日记、自述、跋文，都找不见对这段交往的记述，这或许反映了他当时的内心矛盾：结交曹锟有违自己的志向，但又需要卖画，需要顾及朋友面子。在20世纪30年代初，齐白石还结交了四川军阀王缵绪。二人因为买、卖画印，“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王氏几次约白石蜀游，说蜀中卖画“可得厚资”，又为他“预购一鬟”。白石感激他的盛情，曾有诗云：

百回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

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

1936年，白石蜀游约半年，除游山观水、陪继室胡宝珠回娘家之外，大部分时间住在王缵绪家里。白石与王氏的交往，介于交易与友谊之间，而与政治毫无关系。这类交往在中国古近社会都是极正常的事。白石既以卖画卖印为生，总要和购求者打交道，而有钱买画求章的，绝非三餐不饱的穷人。显贵、达官、军阀、名流、巨商及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知识分子，才可能经常光顾画肆纸店，出入著名画家的宅第，或把画家接到家中长时间居住。齐白石和王一亭、张大千、刘海粟、徐悲鸿这些同时代的画家相比，与官僚政客的交际，真可称为少之又少。

晚年的齐白石稍有不同。他在文化界有了崇高的名声，接近高层政治人物的机会增多了。这种接近，对政治家来说，已非单纯附庸风雅，而带有了较多的政治功利色彩；对齐白石来说，仍不是主动的，也没有任何政治动机。1946年农历十月，张道藩以“中华全国美术会”的名义，请齐白石和溥心畬到南京、上海举办作品展览。其时，正值蒋介石60岁生日，南京报纸将展览称作“祝寿画展”。在南京，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据熟知此事经过的马璧记述，张道藩所以要拜白石为师，并大张旗鼓地举行拜师礼，有一个政治背景，即张道藩“有意逐鹿”南京市长之职，“但由于奔母丧的缘故，便失去了这次竞争的机会，因而出此拜师之举”。(24)在南京陪侍爷爷的齐佛来，也有类似的记述，说张道藩这样做，是“对蒋介石有些不满，但又不敢发泄，于是想出一个‘尊师重道’、弃政治而从艺术的‘将军’办法”。(25)齐白石本不愿接纳张道藩为弟子，张道藩托南京宪兵司令张镇（齐白石当时被安排在张镇家中居住）和徐悲鸿的前妻蒋碧薇（其时为张道藩情人，名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秘书）从中说合，齐白石说：“我是一个画画的，和搞政治的人拉上关系，不太好。”又说：“我有一个条件，张道藩一定不能接受，那就是：要做我的弟子，就得磕头。”要“磕头”也许是一种拒绝方法。张镇说：“只要你答应了他，拜师礼自然安排，那就好办了。”后经蒋碧薇等的劝说，齐白石又同意以鞠躬礼代替跪拜。在行拜师礼前后，张道藩除了通过媒体大肆宣传之外，还特地向蒋介石上了“签呈”，说这样做是为了“发扬尊师重道精神，开展本党文化工作”，拜师后，又和陈立夫等“向总裁当面报告拜师的经过和感想”(26)。这种文化形式的政治作秀，明眼人一望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久，齐白石知道了张氏的动机，很不高兴，于是给张道藩写了“门前池水清，未有羡鱼情。鱼亦能知我，悠然逝不惊”的绝句，和“惟恐官气误人雅趣”的题词。(27)

在南京，溥心畬和齐白石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时“国大”将开，蒋介石推荐他和溥心畬当“国大”代表(28)，他送给蒋介石一幅《松鹰图》和两方名章。有意思的是，4年后，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也是一幅《鹰》和两方名印。在汉语里，“鹰”与“英”谐音，“雄鹰”总是“英雄”的象征。在齐白石眼里，得天下者总是英雄人物，而不论他是谁和什么党派。

1947至1948年间，李宗仁买了许多齐白石画。李宗仁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时任北平行辕主任。据齐佛来记叙说，1947年冬，“祖父接待客人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她为了帮李宗仁竞选总统争取选票，无论南北东西，国内国外，总是飞来飞去，到处奔波。因此，十天半月，必来一次跨车胡同，向祖父买画，以备送人”。当时金圆券疯狂贬值，有钱的人纷纷收购艺术品，齐白石的画一时供不应求。为了随时买到齐白石的画，郭德洁还特意送了一对金狮子给白石老人的看护。李还有个姓黄的秘书，是湘潭人，经常去看望齐白石，“过春节前，还派车送来几袋面粉，虽值钱不多，但在当时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在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高级将领中，能想到还有个齐白石，却也难能可贵”(29)。齐白石常把喜欢并常买他画的人视为朋友，如胡鄂公、胡佩衡、朱屺瞻等，李宗仁是“长官”“贵人”，不是朋友，但给齐白石和他的家人留下了好印象，那原因极简单——买了他许多画，还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他。在这种情况下，官不官就不那么重要了。

齐白石与毛泽东都是湖南湘潭人，1949年春，他托乡亲转一封信给毛泽东，很快得到回复和问候，白石送画与印，毛泽东付以丰厚润资，又在中南海宴请他。后来，江青和王季范（毛泽东表兄）曾代表毛泽东看望齐白石，并送了人参、鹿茸等。齐又以《祝融朝日图》等相赠——祝融是湘潭一山名，白石早画过《祝融朝日》，但重以此幅、此题赠毛泽东，显然有“湘潭出了红太阳”之喻。齐白石是个很重乡情的人，毛泽东这个同乡看得起他，他很高兴。此外，从1949年起，齐白石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他都接受了，也亲自与会。新中国领导人的空前礼遇使他感到世道有些不同，他对官方的态度也有了微妙变化，但社会主义革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对他仍是未知之物。

齐白石晚年，最感激的一个人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齐白石买雨儿胡同住宅，给他修葺跨车胡同旧房，在中南海为齐白石祝九十大寿，甚至西单曲园酒楼每天为齐白石送两餐湖南风味饭菜，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1955年，齐白石不愿在雨儿胡同居住了，要回到跨车胡同旧居，受到美协管理人员的阻拦，他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国务院，周总理听取了他和家属的意见，请他一起吃了便饭，亲自把他送回跨车胡同家中，事后又批评美协“把好事办成了坏事”。齐白石及其后人始终对周恩来总理深怀感激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齐白石和陈毅、周小舟（原湖南省委书记）等也有些往来。陈毅喜欢白石的书画，周小舟则常以故乡领导人身份看望他。

齐白石以一介农民、平民的身份看官场，厌恶某些官僚的虚伪、腐败，反对他们对劳动者的欺压榨取，不愿与他们来往，不折腰，不曲迎，不做权钱交易；与此同时，又不免与某些愿意交往、可以交往、不得不交往的官僚打交道，根据他们对自己的态度而区别相待，以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艺术空间，但即便这样的交往，齐白石也不是主动的。这才是齐白石与官的真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