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一粥苦经营

——齐白石的节俭生活

齐白石的生活十分节俭，在北京画界有“吝啬”之名，一些熟悉他家庭的人，都有过相似的叙述。这涉及齐白石个人生活与品质的一个方面，有必要略作考察。

他的女婿易恕孜，20世纪40年代曾在跨车胡同住过。他回忆说：

白石老人早年过着贫苦的日子，养成一种节俭勤劳的美德，到老不衰。他晚年虽已富有积蓄，也总是不肯轻易动用。他当年卖画刻印所得的收入，多换成黄金、银元，埋入地下，口头常向别人说他没有钱。又日常家用的柴米油盐，和他自己的书画印，也唯恐被偷窃，谨慎的收藏起来，还要锁上加锁，贴上“请君莫再偷”的封条。这些锁的钥匙，不下斤许，都用小绳贯串起来，紧系在他的裤腰带上，行动时叮有声。

还有他家平时款待客人的茶叶，就是普通的食品，也从不假手旁人，都须由他亲自取给。我在民国三十四年九月，第一次去拜访他时，便觉得摆在我面前的一碟饼干，有异味而不可食，这些饼干不知已收藏有多久了。(118)

白石老人的女儿齐良怜（易恕孜妻子，宝珠所生长女）回忆说：

照说父亲每天的收入，很是可观，可是他总是和我们说他没有钱，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一有整数的银洋和钞票，便默默地藏起来的秘密。有时候我们向他要点零钱花，他便会说：“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父亲一生节俭，所恪守的正是这两句格言。

不仅如此，父亲对于家里任何吃的、用的，都一概爱惜备至，诸如米、面、油、盐、茶，也都是由他亲自经管，连同他最心爱的画和印，都锁起来。有时候父亲起身迎送来访的客人或出门上街，便有叮的响声，不知者还以为他是佩了铃铛，又怎知他会经常把一大串大小不同的铜钥匙系在身边呢？

父亲是如此的节俭，我知道他是忘不了幼年的穷困，更想到我们一家二十多口人，都依靠他一人养活，尤其象他那样大的年岁，所以后来我不太随便向他伸手要钱，即使我急想添置什么东西，也得看他老人家在高兴的时候才开口。(119)

据齐佛来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初，年届90高龄的齐白石，每天吃菜用钱才5角（当时为5000元），来客添菜时再加。到去世，他也未曾睡沙发床，家中的一套旧沙发还是公家配给的。(120)王森然在193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曾介绍说：“他的家务，无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安排处理，买几块引火的劈柴，都是他自己讲价过秤。”王森然还记述说，齐白石不喜欢照相，有一次摄影师郑某到他家去拍照，照了12张，还放大了一张三尺半的。齐白石送他一张《虾》。一位姓周的画家去给他画了一张像，他送周一张《东方朔偷桃》。但是“过了几天，在他的客厅里又写了一个牌子，意思是说双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相画像一概不应酬”(121)。

据娄师白回忆，直到1936年，白石老人还铺着他在世纪初远游时携带的那条褥子。一次，他帮着齐白石拔院里种的苋菜，把几根老点的丢在一边。齐白石说：“像这样老的苋菜，不要把它丢掉，因为它还折得断，只要把皮撕掉，还可以吃。”说着就把那几根老苋菜撕了根皮，而未舍得丢弃。(122)张次溪在《齐白石的一生》中作了更具体的记述：“他五十岁以后，因为劳动了半辈子，省吃俭用，历年有了点积蓄，成了小康之家。到此时（指1937年——引者注）又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名声大了，收入也多了，处境优裕，更是大非昔比。但他俭朴的素性，始终不曾改变，境况虽是好了，仍和从前贫寒时一样，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不求精美，只图温饱。七十岁以前，尚能咀嚼花生，常用盐水煮了来吃，还时常买些‘半空儿’的，用来待客。七十岁以后，牙齿一天坏似一天，喜欢吃面食或稻米粥，荤腥更是不常用，专吃些蔬菜。虽因年事已高，冬天身体怕冷，也不过鹅绒被、火炉子，是他的必需之品，别的东西，并不需要。他一生简单朴素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处处不忘掉自己是在贫农家庭生长大的。他平日居家过日子，件件事情，都由他亲自经手。门户箱柜，都加上了锁，大小钥匙，一连串挂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家里人买点东西，无论用钱多少，必须临时向他去要，他认为需要买的，才亲手去开锁取钱，从来不叫别人代劳。前人所说‘事必躬亲’，他真是当之无愧。他深深地体会到物力维艰，非但不随便浪费钱财，对于任何东西，也是十分爱惜，决不轻易毁弃。他作画所用的画笔，有时笔头掉落，或笔杆裂开，只要还能对付着用，他总亲手用生漆涂上，阴干后坚牢如常，拿来再用，从不肯信手扔掉。”(123)

我们不必回避齐白石节俭持家的作风，也不必强为颂美——如一些文章所说的“不忘劳动人民本色”云云，齐白石就是齐白石，他的生活态度和作风总是他真实个性的一部分，真实本身往往比主观评价更有价值。一些人看作节俭，另一些人则视为吝啬，或“节俭得有些吝啬”，都是正常的。齐白石是个具体丰富的人，不是个观念符号，不是理想家们幻想出来的“典型”。齐良怜说他“一生从不奢求，不苟取也不苟予”。他喜欢钱，但都是凭着自己的劳动去挣，夏午诒给他捐县丞，樊增祥荐他当内庭供奉，这些都是可弄大钱的肥差，他都断然拒绝，一生不悔。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画在日本走红，同乡宾恺南曾劝他赴日卖画，他回答说：“饥则有米，寒则有煤，无须多金，反为忧虑也。”他卖画的润例，不断升高，却一向是照价收款，从不巧立名目，多收多取。他用以教育子女的格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作有时”，是农业社会的经验结晶。千百年中国农民都是这样对待生活的。57岁后的齐白石虽已成为北京居民，却还维护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习惯，以及连灯油也要节省的农民家风。这在一般城市人眼里，不免太过土气；在破落户子弟看来，就“小气”得“令人喷饭”了。不待说，用保存良久的霉点心招待客人，未免与齐白石的身份不相称，但对于一个守着农民习惯的老人，这也许并非有意——他觉得那仍是可以吃的。

齐白石怕说有钱，家中钱物都独自掌管，其心理背景，是多方面的。如：子女多，又非一母所生，常因钱物发生矛盾；怕抢、偷和突然灾祸等。他吃尽丧乱贫困之苦，饱尝兵匪劫掠的滋味，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虽颇有收入，往日的贫苦仍像梦魇般萦绕心头。晚岁的齐白石，不免有老年性心理问题：如多疑，情感脆弱，固执任性等。他有一方印：“吾狐也。”边款刻：“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将客成都之治园，白石。”丙子为1936年，齐白石74岁，这方印，表现了他的坦诚，也透露出老年人的心理异常。把钥匙全系一人腰带，一盒点心也要亲自加锁封存之类，显然有些病态了。对一生伤贫惧乱的老人的行为，我们应当从善良的角度，从人的多面性去理解。

白石老人尚节俭的心态，在诗画中时有流露。他常以“老鼠偷油”为题作画作诗，如《题小鼠倾灯图》：

汝辈倾灯我欲愁，寒门能有几钱油？

从今冒黑扪床睡，谁与书田护指头。

——《白石诗草补编》第二编

此诗约写于齐白石脱离贫困窘况之后，不是对自己生活的写实之作。70岁后，齐白石的家境更宽裕了，仍喜作这类诗画。如《白石诗草续集》的《灯灭小鼠偷油》：

灯枯黑暗使人愁，昨夜来偷今夜偷。

枕上新吟书不得，画钱难打许多油。

这当然更非写实之作。也许是有所喻，也许是在声明自己“贫穷”，但流露着怕穷、怕偷的心态，是无疑的。近于吝啬的节俭，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这种心理为背景的。年轻时曾借松火读书的齐白石，对老鼠偷油这般敏感而有兴趣，是与深刻的穷苦记忆相勾连的。

此外，齐白石从青年时代起就凭着手艺养家，上至祖母下至儿孙，主要靠他的劳动过活。这无形中确立了他在家庭中的重要位置。定居北京后，家里唯他年长，又是唯一的经济支柱。其尊严的集中体现就是掌管财权。腰系全家的钥匙，不只表明了他的节俭，也证实着他的家长地位——这种行为显然也是农民式的。

齐白石的节俭行为与心理，还与他儿时的经验联系着。这经验就是：钱物来之不易，唯俭朴才能度贫困。他毕生没有忘记母亲用捣衣椎椎稻草积攒粮食的情形。这样一年才能积三斗六升。他8岁去读村馆，买纸笔和书本的钱，就是母亲用所积的四斗稻谷换来的——她原本把这些稻谷存在一个银匠家里，准备换副银钗（那时她才20多岁），最后还是换钱给儿子用了。齐白石还记得幼时在描红纸上画画，屡受外祖父呵责，并以《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诲他的情形。他不敢再用珍贵的描红纸，到处找包皮纸代替。就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他就无力上学，去放牛拾柴了。齐白石晚年喜欢画芋头和野菜，也和这些童年记忆有关——家里经常没粮吃，用以充饥的只有芋头、野菜。13岁那年的春夏之交，雨多不能上山砍柴，家里又没了米，全家只好用干牛粪烘煨野菜吃。柴灶灌入雨水，竟成了青蛙聚生之地。直到他学木匠出师，家境仍不好，“挣到的钱，一个都不敢用掉。完工回了家，就全部交给母亲”(124)。如果把这些经历和经验，与白石的节俭作风联系起来，他的“吝啬”就不奇怪了。他题画菜说“充肚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又说“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不是豪门贵族能知道的”(125)。这些话，不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人是难以深刻体味的。

齐白石有一首《题家鸡瓦雀》诗：

谚云：斗米长斤鸡，斤鸡难买斗米。

斗米斤鸡话不讹，卖鸡还米复如何？

老妪把米常愁怅，满目檐前瓦雀多。

以米换鸡或以鸡易米，还算公平交易。但瓦雀们不管公平交换，只知啄食你的米，农家老妪就只有愁怅了。也许齐白石觉得自己有点像“老妪把米”：他以辛勤劳动换得了钱财，但总是战战兢兢担心“瓦雀们”把它抢走。他埋藏钱币，并不是件愉快的事。当他作画时，就忘记了功利，超然物表，是一个真艺术家。当他用艺术品换来银圆钞票时，就负担沉重，为物所累，又成了十足守财的老农民，失去了艺术家的潇洒超脱。这两种境界和两难境遇，人们是经常体验到的，在白石老人身上，大约更尖锐些。有趣的是，齐白石自己似乎并不特别感到这种矛盾的痛苦，他不断地转换着角色，直至终老。

钱究竟是什么，齐白石也思考过。他有一首《钱铭》，说钱“广之通神”“贪之不祥”。这种认识规范了他的行动——不贪，不损，但尽力挣之，节俭用之，小心侍候之。

节俭与勤劳分不开。前面介绍过，齐白石毕生勤奋——不独作画镌印，就是日常的劳动如养花、种菜之类，也从不懈怠。这和北京艺术界的一些落魄子弟恰成鲜明对比：他们虽然可能很聪明，也有些文化底子，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讲究排场，绝不节俭。齐白石与他们彼此看不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齐白石待人，并不都是“吝啬的”。齐良怜记述说：“父亲待人很有分寸……一般客人，都以茶招待。比较亲热一点的戚友，就飨以饼干、瓜子、落花生等食品；他自己也很喜欢吃一种‘半空’的落花生，这种‘半空’，在北平买起来很便宜，吃起来特别有一种香味。再密切一层的朋友，他更会请到馆子里去吃便饭，北平西长安街一家四川馆庆林春，是他常去的地方。这家馆子知道我父亲节俭的性格，饭前饭后吃的瓜子和水果，都由我父亲自备，吃不了的菜，也会自动送到我们家里去。”有一次，易恕孜把一位李将军带到家里，并对白石老人介绍说：“他是个很有操守的将军，父亲听了，便默默地画了一幅画，问李将军有别号没有，李将军连忙说没有带钱，不好意思，父亲说：‘你是个清官，我钦服你，这幅画是送你的。’”(126)胡絜青也有类似记述，她1939年第一次识白石老人，白石老人请她介绍“一位补习诗词的女老师”，辅导他的儿子读书。事情办好后，“齐先生派了他的继室带了他的小女儿登门致谢，给我送来了两幅拿手之作——一幅虾米，一幅螃蟹，可谓重酬”！(127)从这样的例子，又可见出齐白石慷慨大方的一面。

勤与俭，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准则之一。“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之说在先秦就出现了。李商隐《读史》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宋儒、禅宗、道教，也倡导“人生在勤”“不作不食”的道理。清代学者提出了士大夫唯获经济上的独立，才可能维持个人尊严的观点，而所示独立自足的办法就是“勤俭治生”(128)。《朱子家训》更是对家庭的节俭作了详尽说明：“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但人们并不都作如此想，尤其北京的晚清遗老遗少，奢靡者多，勤俭者罕，他们不嘲笑克勤克俭的齐白石反而是怪事。就地区而论，某些商业都会如上海、徽州、扬州等，勤俭之风反倒胜过京城。商人们薄靡盐薤、欣然一饱的风气，与贵胄子弟的挥霍好闲之风相去甚远。齐白石由农民到艺匠，靠出卖手艺过活，原本近商。他入北京后，与交际场中人和遗老遗少格格不入是很自然的。他操守着自己的作风和习惯，不介入任何社团组织与活动，不受旧帝都奢靡懒散之风的影响，原因之一是他能以卖画自立。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坚持节俭也是勤劳自立的结果。

由节俭的苛刻反映出的封闭自足，是属于过去时代的；而节俭、勤劳自励和远士近商，则是面向新时代的。齐白石身上交织着昨天与今天，这或许应被视为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特质。他有一首《画黄白菊》诗，语义双关：

黄金从来有价，白玉自喜无瑕。

多谢秋风得力，一齐吹到吾家。

黄菊（金）白菊（白玉）——金钱和清白人品他都要，一个也不丢。这观念是近代的，商的；亦是传统的，士的。还可注意的是齐白石表达得直言不讳。这种坦率和他的节俭作风一样，在一些人看来“太露骨”，不够雅。但非此不是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