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心如诉故人知

——齐白石的交友与知己

齐白石是个不爱交往，也不善于交往的人，和张大千、刘海粟这样的艺术家相比，他比较孤僻，喜欢独处，如他的老师王湘绮所形容的“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是一个“非知交不妄应”的人。他的家中，平时很少有客人，更少有高朋满座的热闹景象。他也很少参加文人雅集、朋友聚会，也极少外出访友，过着近于乡居式的清静生活。但这并不意味齐白石没有要好的朋友，只是不轻率交友，不善也不愿表面应酬、虚与周旋而已。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有一些十分要好的朋友。对这些朋友，他都以诚、义相待，不巴结也不恃傲，对帮助过他的人，总是抱着一颗感激之心，永不忘怀——如他的印文、对联所表述的“肝胆照人”“患难见交情”“一别故人生百忧”“一饱难忘友，平生独负亲”。

齐白石的朋友可分为两部分，一是青年、中年时期的，一是晚年即居京后的。青年时代的朋友，以龙山诗社的社友及诗友为主，如黎松安、黎雨民、王仲言、胡立三、罗真吾、罗醒吾、陈茯根、张登寿、胡仙谱，以及在湘潭认识的夏午诒、郭人漳及杨度、杨重子兄弟等。彼此出身虽不同，却相处得很好。白石说：“他们大部分是财主人家的子弟，至不济的也是小康之家，比我的家景，总要强上十倍，他们并不嫌我出身寒微，一点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97)王仲言、张登寿还成了他的儿女亲家；(98)罗醒吾参加了同盟会，在1908年曾邀齐白石游居广州一年，并多次请他以卖画的名义为革命党传递文件。(99)黎松安长期在家乡办教育，其子黎锦熙幼即熟悉白石，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又同居北京，他的夫人贺澹江从白石习画，他为白石编过年谱、画集、诗集，白石有些难以向外人启齿的事（如为孙儿找工作），可以径直找黎锦熙。不过，这些朋友中，与白石最为要好的，当属王仲言。

王仲言，名训，号蜕园，胡沁园的外甥，小白石三四岁，熟读经史，长于诗文，但屡试不第，以做家馆教书为生。白石27岁拜胡沁园为师时，王训正在胡家从陈少蕃读书，二人一见如故。齐白石初学诗文，多得益于王仲言的帮助。齐白石回忆说：“一次诗社要印诗笺和信笺，由于我做过工匠，能刻板，仲言提议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约法三章，工作室的门要锁上，所需的材料用具，以及午餐饮用供用等物，均须用书信从窗户传达，不许口头索取。”(100)为什么呢？原来齐白石初识大家时，还不擅作文，王仲言这么做，是妙巧逼他练习写书信作文，其良苦用心，让白石深为感动。后来，二人结为儿女亲家——白石的二子子仁娶仲言之大女儿为妻。子仁早丧，王仲言“坚持女儿守节，不另适人”，与看重两人的友谊颇有关。白石《往事示儿诗》自注云：“余少苦贫，廿七岁始得胡沁园、陈少蕃二师。王仲言社弟，友兼师也。”又在日记中写道：“仲言社弟，友兼师也，往后凡关于他的片言只字，是吾子孙，都要好好保存，视为珍宝。”(101)“友兼师”三字，道出了白石与仲言的真实关系，也道出了白石的感激之情。王仲言曾在黎松安家任塾师，黎锦熙就是他的学生之一。(102)齐白石的子孙多人，也都在他门下读过书。《白石诗草》（1933）是由王仲言删选修订的，白石诗曰：“廿年绝句三千首，却被樊王选在兹。”王即王训。1934年，湖南大旱，本来清贫的王仲言，面临断炊绝粒之危。白石闻知，立刻寄钱相助，并再三请求他到茹家冲教孙子佛来读书，以助其生计。王仲言深感老友厚意，有《白石闻余今岁旱饥，寄金相救。感赋二绝句》。其一曰：“一纸飞来慰我思，故人分惠自京师。雏孙喜报私相语，明日吾家可续炊。”(103)年底齐白石又寄羊裘给王仲言，仲言亦有诗记其事：“年荒时难两相侵，故友燕京独系心。昨日有书遥寄我，一裘远惠抵千金。”(104)王仲言《退园诗草》与齐白石唱酬、过从、送别之作就有60余首。(105)

樊增祥（1846—1931），原名嘉，字嘉父，一字天琴，号云门，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绪三年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等。是晚清民初著名诗人，诗风绮丽，亦能书。1902年，白石第一次远游至西安，经好友夏午诒介绍认识时任陕西布政使的樊增祥。白石赠以印章，樊报以50两润银，并为白石订了刻印润例。这是齐白石第一次得到名人为他写的润格，远游期间每到一地，就挂此例，招来不少顾主。在西安，白石常到樊府谈艺论诗，二人成为忘年交。樊樊山诗文得慈禧赏识，他想荐白石做内廷供奉，为慈禧代笔，白石婉言谢绝。此后15年间，白石或远游或居家，与樊山时有书信往还。辛亥革命后，樊山以遗老身份闲居北京。1916年湖南兵乱，樊山写信劝白石到北京以画谋生，于是白石有1917年的北京之行和一年后的定居北京之举。在1917年来京期间，他常去看樊樊山，樊樊山还介绍他认识了著名诗人易实甫（顺鼎），他们都喜欢一起去听戏（白石出京后，有“堂上歌声可断肠，燕京暗淡战烟昏”句记其事）。白石还把自己的两本诗稿交给樊山删定，樊很欣赏白石的诗，写了一序一诗，并劝他出版。其序文称白石“书画皆力追冬心，今读其诗，远在花之寺僧之上，真寿门嫡派也”。又说“凡此等诗，皆从刿心肝而出，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称赞有加。次年，齐白石在家乡，作《闭门听雨图》，画樊樊山在张勋复辟兵乱时“闭门听雨”（樊氏序白石诗集，有“今吾幸于昆明劫灰之余，闭门听雨”句），并赋长诗《题画寄樊樊山先生京师》，诗的最后云：“可怜身世寒蛩似，号向人前听者稀；何若老樊闭门居，春风不得入罗帏……我欲借公门下住，秋雨打门红叶飞。”表示了要北上的意愿，第二年（1919）春，他果然定居北京。到北京后，二人时有往来，在一起谈诗论画。1926年，白石父母逝世，他请樊樊山写墓碑与像赞，可见樊山老人在他心里的分量。1928年，白石编第二册《白石诗草》，仍请樊山选定，樊山将“其句有牢骚者，或未平正者，痛删之”。(106)1931年3月，樊樊山在北平逝世，齐白石亲往樊府吊唁。一次齐白石与宗子威谈樊山诗，是夜做梦，与樊山相见，醒后怅然，即作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

似余孤僻独垂青，童仆都能辨足音。

怕读赠言三百字，教人一字一伤心。

他的印章“老年流涕哭樊山”“流涕哭樊嘉”“王樊先去天留齐大作晨星”等，都是纪念樊山的（“王樊”指王训及樊山）。

陈师曾（1876—1923）是人们熟悉的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论年龄他比白石小10多岁。但他出身名门，文化修养深厚，见识卓绝，在民初北京画坛的地位比齐白石高得多。1917年白石赴京期间，因在琉璃厂南纸店挂单卖印卖画，被陈师曾发现，到法源寺去访他，二人一见如故，遂成莫逆。齐白石拿出自己画的《借山图册》请师曾看，师曾极为称赞，后又借回家去观赏。不久，师曾为白石所画墨梅题诗，称“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并劝他走自己的路，画出自己的个性，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师曾的欣赏与支持，使白石极为兴奋，于是两人开始了频繁地交往。那时，白石住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师曾住宣武门内，距离不远。“他每天晚上，总是挟了他画的卷轴条幅之类，进宣武门，到陈师曾家去，很谦逊地请求指教。”(107)北京画家很多，陈师曾何以对齐白石特别青睐？这原因，一是齐白石强悍拙朴的画风与师曾的画风有所接近；二是他很喜欢齐白石画的那股清新的山野之气，这种气息在当时北京画坛流行的摹古画作中是没有的；三是师曾年轻时曾随任职于湖南的父亲在长沙生活，也曾得到过胡沁园的指教，彼此在感情上能够较快接近；四是师曾推崇文人画，齐白石虽有农民气质，却兼能诗书画印，与师曾的气质爱好相近。这年秋，白石南返，作《京师杂感》十首，其中之一是感念陈师曾的：

槐堂六月爽如秋，四壁嘉陵可卧游。

尘世几能逢此地，出京焉得不回头。

“槐堂”为陈师曾的斋号，齐白石出京的时候，最感留恋的是陈师曾。

从1919年白石定居北京到1923年间陈师曾逝世，两人的交往非常频繁，友谊也更加深厚。那时候，齐白石的写意画多模仿八大山人，北京人不喜欢，定价很低，也很少有人买。他的诗句“诗名未播画名低”“画到如今不值钱”“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都是记述这种窘况的。在陈师曾的劝说下，他吸收了吴昌硕、赵之谦等人的粗笔画法，进行了长达10年的“衰年变法”，终于大获成功。在齐白石决定变法和选择变法方向的过程中，陈师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师曾本人的画，对白石也有影响。陈师曾对他的帮助，白石毕生都抱着感激心情。1922年，陈师曾与金城等到日本举办“第二回中日绘画联展”，携带了白石的杏花与山水等作。白石的作品在东京大受欢迎，全部以高价售出——花卉每幅卖100元银币，山水每二尺就卖250元银币（在北京，他的一幅扇面的润格仅2元银币）。“这样的价码，在国内连听也没有听到过，更不要说卖得上卖不上了。”(108)白石兴奋之余，作了一首诗：

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

平生羞杀传姓名，海国都知老画家。

日本卖画产生了连锁反应，齐白石的画名逐渐远播，外国人、画商和国内求画者逐渐登门。卖画状况改变了齐白石的生活和地位，也更坚定了他继续变法的信心，与陈师曾的友谊也更深厚了。1923年，陈师曾奔继母丧，急返南京，竟患疾而死，年仅47岁。白石痛失良友，悲悼不已。以后多年，每见师曾画作，都不免难过。从以下题画诗可知其大概：

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

安得故人今日在，尊前拔剑杀齐璜。

——《见师曾画，题句哭之》

人人夸誉妙徐黄，画出花枝满纸香。

造物有才天欲忌，翻教老泪哭槐堂(109)。

——《松安席上见壁间陈师曾遗画》

槐堂风雨忆相逢，岂料怜公又哭公。

此后苦心谁识得，黄泥岭上数株松。

——《题陈师曾画》

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

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

牛鬼与蛇神，常从腕底会。

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

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

——《题陈师曾画》

在与陈师曾交往的几年中，两个人在画风上确实相互影响。199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陈师曾画展”，不少作品让人想到齐白石20世纪20年代初的画。“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之说，应非虚言。但比较而言，两人谁影响谁更多些呢？当然是陈师曾对齐白石的影响更大。但这种影响，只限于20年代前期，衰年变法后，齐白石戛戛独造，自成一体。除了部分花卉还有吴昌硕的影子外，再也看不出陈师曾以及诸多明清画家的痕迹了。

齐白石终生感激陈师曾的帮助，晚年曾对齐良迟说，他的成功与成名，“都是搭帮陈师曾喽”。——湖南话“搭帮”即“靠了”之意。这真实地表达了齐白石的心情。

徐悲鸿（1895—1953），是继陈师曾后齐白石的又一位知音。20世纪20至30年代，白石强悍的画风与北京国画界流行的画风相左，他常受到一些人的讥讽。林风眠1927年请他到艺专教书，曾受到艺专一些教员的抵制。(110)当年秋，林风眠离京南下；1928年，国立北平艺专改制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齐白石任教授。这年底，徐悲鸿任院长，曾三访齐白石，请他继任中国画教授(111)，二人相谈投机，成忘年交。三个月后，徐悲鸿辞职南返。未久，齐白石作《杖藜扶梦访徐熙图》，寄赠悲鸿，并题诗两首。曰：

草庐三请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

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

（戊辰秋，徐君悲鸿为旧京艺术院长，欲聘余为教授，三过借山馆，余始应其请。徐君考试诸生，其画题曰“白皮松”。考试毕，商余以定甲乙，余所论取，徐君从之。）

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

海上风清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

（徐君辞燕时，余问南归何处，答云：月缺在南京，月满在上海。作画寄赠徐君悲鸿，并题二绝句，犹有余兴，再作此幅。借山吟馆主者。）

徐悲鸿与齐白石保持着书信来往，并不断购买白石画。1932年，徐悲鸿编的《齐白石画集》由中华书局制玻璃板印行。所收作品，以北京画坛所鄙视的白石山水画为主。悲鸿作序称齐白石艺术“由正而变”，“至广大尽精微”。白石在样书封面题：“从来画山水者惟大涤子能变，吾亦变，时人不加称许，正与大涤同。独悲鸿心折，此册乃悲鸿为办印，故山水特多。安得悲鸿化身万亿，吾之山水画传矣。”他以画谢赠悲鸿，并作《答徐悲鸿并题画寄江南》诗：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

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谓我心手出异怪，鬼神使之非人能。

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

白石一向看重自己的山水画，但自陈师曾后，很少再有人肯定他的山水。徐悲鸿恰恰选编他的山水之作，真使他高兴，白石在诗中毫不隐讳对这种“倾胆”称誉的感激。1935年初，徐悲鸿到北京为傅增湘画像并办小型个展，白石抱病前往看望、参观，并题词：“余画友之最可钦佩者，惟我悲鸿……今日所展尤胜当年，故外人不惜数千金购求一幅老柏树合矣。”1936年，徐悲鸿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称“齐白石之长处在有色彩……写昆虫突过古人。其虾、蟹、雏鸡、芭蕉，以墨写者，俱体物精微，纯然独创”。后二人不断有书信与画作相往来。1945年，徐悲鸿与沈尹默发表“齐白石画展启事”，称“白石先生以嵌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今年八十五矣。丹青岁寿，同其永年，北平陷敌八载，未尝作一画，治一印，力拒敌伪教授之聘，高风亮节，诚足为儒林生光”。(112)1946年徐悲鸿主持北平艺专，再次延请齐白石为教授，二人往来更勤，交情益深。齐白石的看护夏文珠离他而去后，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到处为之打听，后又登报为之招聘看护……1953年，徐悲鸿不幸病逝，家人和朋友怕他过于伤心，就一直瞒着他，直到1956年他才获知消息，那是他逝世前一年的初秋，白石仍拖着衰老之躯到悲鸿故居，默默地站立了许久。(113)

徐悲鸿与齐白石的友谊，首先是他推崇齐白石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与他对中国画的改革有某种相近之处。在他主持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受到了“保守画家”的“攻击”，而齐白石同在受“攻击”之列，他视白石为知音，把齐白石最受攻击的山水画编成画册，正与这一背景有关。就艺术而言，徐悲鸿真正喜欢的，是齐白石“体物精微”的花鸟画，尤其是昆虫、水族、雏鸡之类，而非白石老人大写意的山水人物。齐白石所看重徐悲鸿的，主要不是徐悲鸿的画及其革新中国画的主张，而是他的知遇和支持，如他在给悲鸿的信中说的“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君也”。

白石的好友，还应特别介绍的，前后有夏午诒、郭人漳、黎丹、黎松安、罗醒吾、罗真吾、杨度、杨钧（重子）兄弟、梅兰芳、张次溪、朱屺瞻、王森然、胡佩衡等。限于篇幅，只好删略。

总的来说，齐白石喜静不喜动，不轻易交友，即便好友也并不经常来往。“诸君不若老夫家，寂静平生敢自夸。尽日柴门人不到，一株乌臼上啼鸦”(114)。“青门经岁不常开，小院无人长绿苔。蝼蚁不知欺寂寞，也拖花瓣过墙来”(115)。这是一种幽寂、甘于自守的日子。细察一下白石的友人便知，他们大多是同乡、同门，他的儿女结亲也多从同乡、同窗的后代中择选，如儿媳张紫环乃好友张仲飏之女(116)，女婿易恕孜，是幼时好友易光远之孙。与白石相交甚厚的黎锦熙、张次溪等，他们的父辈都是白石的同乡或同门好友，这就是说，白石的交际，宗亲（包括师门同宗）和乡亲占重要位置。可以说，他的孝亲、慈爱、重友种种感情行为，并不出自以“普遍人性”观念为本的西方博爱精神，乃源于宗法制乡村中国和儒家观念的陶育。在中国的乡村社会里，每人都有一个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经线的人情网；其次，乡村生活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地方圈内的人彼此熟悉亲近，在相当程度上，“地域上的靠近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117)。从小长在都市（尤其近代商业都会）或长期生活在变动环境中的人，一般不会像齐白石这样看重宗亲性、地方性的人情联系。如徐悲鸿，他的结交名单与白石不大相同，他所重的，首先不是宗亲（甚至不是自己的亲属）、乡亲和“世交”，而是事业和情感的需要。他的游学日、法、德，访问东欧、南亚，他的职业与职务选择，包括几次爱情婚姻纠葛，都显示着与乡村人际关系的距离。徐悲鸿生在相对开放的江南，从小跟随父亲徐达章四处画像卖艺，不到20岁就离家外出教书，继而独自到上海谋生，这一切，加上西方文化的教育，造就他的人生观、亲疏观和交际原则。这些观念更贴近于现代社会，而非古老的乡村社会。齐白石和徐悲鸿的这种不同，典型地反映着20世纪中国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原则，以及对文化生存方式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