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观

作为西南联大主持工作的常委，梅贻琦不但引领西南联大教师重视美育，而且其美育思想指引了西南联大的美育实践，使西南联大的美育工作显出了特点。其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观念之中。本节通过对西南联大艺术教育观的归纳总结，展示出西南联大发挥艺术育人功能的实绩和经验。这些经验和方法或许能为今天的公共艺术教育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战争环境决定了西南联大办学的艰难和教学条件的简陋。西南联大艺术教育的观念及其特点正是在战争环境中的有限条件下形成的。西南联大由推进了现代意识进程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与生俱来民主、自由的精神，同时植根于云南半独立的宽松政治土壤，因而西南联大艺术得以茁壮成长，艺术教育得以实施。明白了以上背景和前提，才便于了解西南联大是如何在没有专职艺术教师、没有开设艺术课的情况下开展艺术活动，丰富生活色彩，创造艺术氛围以陶冶人格，培育人才，并且利用艺术服务大众，转移社会风气以实现“新民”的。

本节不打算对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观做一般性的泛泛归纳，而是根据其特点进行概括，因而，这里所说的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观亦即西南联大艺术教育的特点，二者合而为一了。还要说明的是，艺术活动是师生活动的内容之一，艺术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因此，在论述西南联大的艺术活动与艺术教育的时候，会结合师生的其他活动与学校的其他教育而进行，这是学校艺术活动与教育的“身份”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本题的研究对象，望读者察之。

一、艺术教育的宗旨：审美与育人

艺术教育的宗旨是什么？对此有多种答案，但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种：培养艺术人才或丰富精神文化。西南联大的答案是后者，即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使他们懂得美，具有审美的能力，养成健全的人格。换言之，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艺术专才，而是参与学科育人，以收最佳教育效果。这一目的决定于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而不是刻意追求所致。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素有艺术教育的传统。北大在蔡元培长校时期，不仅开设了美育课程，创办了艺术杂志，还成立了音乐传习所、画法研究会和造型美术研究会，延请名师，招生授课，并且“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与美术展览会，以引起同学审美的兴味”[38]。在军阀政府统治下，音乐传习所、画法研究会和造型美术研究会后来相继解散，但北大重视艺术教育的传统依然保存。清华在梅贻琦的主持下，设立了音乐部，一方面负责音乐课程的讲授，另一方面负责全校音乐活动的指导。清华一直开设图画和音乐课，还组建了管弦乐队、军乐队、歌咏合唱队、戏剧社、美术社等艺术团体。从1931年开始，开设“昆曲及绘画”课。清华校园艺术活动可谓丰富多彩。早在1909年，张伯苓就在南开中学提倡新剧了。“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努力提倡”[39]，每年演出新剧，并成立了南开新剧团。1916年，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习戏剧归来，南开新剧团如虎添翼，创作并演出了多部好戏。南开校园戏剧名冠北方，在中国戏剧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到了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无名师，二无设备，三无经费，四无筹办的时间（局势动荡，迁徙不定），失去了开办艺术专业的条件。尽管西南联大富有三校的艺术教育经验，也无法从专业的高度去培养人才，不得不放弃培养专才的艺术教育目标，而以美育为方针，参与培养各专业人才，使其具有完整的人格，具有充分的精神文化修养。所以，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是公共艺术教育，艺术教育观是公共艺术教育观，为我们提供的经验是公共艺术教育经验。

至于西南联大毕业生中有不少人从事艺术工作，其中一部分成为艺术家，那是超出其艺术教育目的的“意外”收获——他们的出现，昭示着艺术育人功能的意义，同时，有力地佐证了西南联大的公共艺术教育是成功的教育的结论。后人总结西南联大办学的成功经验，一致推崇“通识教育”。当时，教育部提出“通专并重”的办学思路要各大学采纳，而各校试行的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重“专”轻“通”。鉴于大学学制四年的实际，梅贻琦认为四年时间要学生既专且通做不到，于是和教务长潘光旦一起提出了“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40]的思想。这一思想基于“新民”的办学目标。大学本科造就的新民之才，必须是具有通识功力的“通才”，而不是研究生阶段培养的研究“专才”，因为社会组织不是按学科门类构成的，从事社会工作，需要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就要求了解社会，具备各种社会知识。梅贻琦指出：“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41]再从人生与事业的关系看，人生大于事业，事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通识是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之准备，在人生中，学会“一般生活”即做人为大，学会从事“特种事业”即工作次之，所以，大学教育，“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42]。

那么，通识“通”什么呢？以学科而论，是通自然、社会与人文三大部门，“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而成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43]。达到这样的要求相当不易。而这又是学校教育之长：可以设为各门课程讲授之。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一年级为全校必修课，二年级为全院必修课和少量本系必修课，还要求每个学生无论文理都必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和一门自然科学概论，三四年级为本系必修课和本院、本校选修课，学有余力者，可以旁听全校的任何课程。这样的通识功底再加上后来的专识教育，是西南联大学生基础扎实，后劲十足，后来能够成为“新民”之才的原因。

艺术教育在人文部门之中，本应设为课程实施教学，可是西南联大缺少开课的条件，于是采取用课外活动来弥补的办法。学生组织各种艺术社团，开展活动，在教师的指导下，获得艺术的修养。这是西南联大艺术教育的特点，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而那些无法设为课程来讲授的人文知识，如情志养成、处世态度、待人接物等，则完全采取“从游”的办法，让学生跟随老师，濡染观摩，假以时日，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梅贻琦对古代的“身教”、“善诱”、“善喻”十分称道，要求教师仿照，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阳光美术社、新诗社的社员对闻一多的言传身教终身铭记；学生中的小说作者，如林蒲、汪曾祺、辛代等是沈从文家的座上客；郑敏曾多次去冯至家与他闲聊，有一次正好卞之琳来访，就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觉得获益很多”[44]。“从游”、“身教”也是西南联大实施通识教育的一个方面。

学生通过通识教育，不仅获得了知识，打下了从事工作并进行发展的基础，而且懂得了美和审美，尤其是通过艺术活动和从游熏陶，提高了审美情趣，锻炼了审美能力，学会了做人，塑造了健全的人格。

学会做人亦即健全人格是梅贻琦和潘光旦教育思想的核心，同样也是西南联大育人的首要任务。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论的“明德”，“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明明德”之意，“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45]，也就是了解并且提升自己的人格。潘光旦直截了当地说：“我一向认为教育的效能，教人做人总是第一。”[46]师范学院的新生在开学升旗仪式上接过崭新的院徽，训导长查良钊语重心长地说：“做人要像这枚院徽一样‘内圆外方’。所谓‘圆’就是对人要团结友爱，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方’就是要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坚持真理。”[47]不仅学校的主事者这么说，所有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西南联大话剧团成立，孙毓棠到会讲话，教导同学：“不仅要认真演戏，首先要认真做人。”[48]新诗社组织之初，同学们去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告诫大家：“写不写诗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做一个‘人’，真正的人，不做奴隶。”[49]艺术社团的导师这样要求学生，提升社员的人格，理工科的老师怎样看待学业与人格的关系呢？数学教授王宪钟“生前有句信守的格言：‘研究学问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人！’”[50]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学生。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在西南联大带出了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高才生，他俩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吴大猷说：“时人常提到二人是我的学生，是我精心培植出来的，尤将李与我的机遇更传为美谈。其实，我们不过适逢其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51]多么崇高的境界和人格！只有这样境界和人格的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吴大猷逝世，李政道评价说：“吴老师为人正直、诚恳、坦诚、热情、治学严谨。他一生忠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他承继了我们古有的道德传统，发扬了近代的科学进步。”[52]他讲述了怎么做人，怎么做真正的人，达到真的“知”的《大宗师》，称吴大猷是“真人真知”。这是老师的人格在学生心中放射出的光芒。倘若我们做一下统计，在写西南联大老师的文章中，关于人格（“为人”）的文字，和关于教学、学问与生活的文字可以成为并驾齐驱的“四驾马车”。这是因为老师的人格在其同事和学生心灵中印象深刻，始终影响着后来的人。

人格养成与艺术或者说艺术教育有什么关系？现代心理学把人格的主要内容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教育着眼于人格的塑造，设为课程讲授的主要是知的方面，包括艺术课能够讲授的也是艺术知识，情、志的内容则“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梅贻琦认为：“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53]所以他提出“从游”说，要学生跟随老师观摩体察。而艺术与体育，则能够直接作用于人的情志。因此，重视人格塑造的教育家都会重视艺术教育与体育。

艺术作为美的集中表现，提供于视听的是审美对象。艺术教育实际上是审美教育。艺术教育的特点在于，教育内容不仅仅是理论，而且要实际操作，要受教育者参与实践。所以，西南联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把学生网罗其中，参与实践，在活动中让学生提高审美能力，陶冶情操，锻炼意志，养成健全的人格，以收育人的最佳效果。

西南联大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把艺术教育的目标确定为培养艺术专才，而是用艺术教育参与各学科育人，其效能是培养受教育者的完美人格。在日本帝国主义要亡我国家，毁我文明的时候，国家把京津地区的名牌大学，远迁侵略者未能到达的西南边陲，就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培养人才，重振中华。西南联大担负着承传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而承传文化靠的是人，是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人，这种人不但要有渊博的文化学识，而且要有崇高的精神，其精神内容包括了伟大的人格。西南联大不辱使命，发挥艺术教育的效能，配合专业教育等各个方面，培养了数千名具有高尚人格的“新民”人才，在当时的抗击侵略，艺术创造、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成绩，尤其是这些人才发展成熟以后，成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栋梁，为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每当历数西南联大教育的成就，我们也不应忽视艺术教育在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格品位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二、艺术教育的目标：校风与责任

在总结归纳西南联大艺术教育观的时候，不能不说到训导处。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为学校常委会下属的三个处。教学事务由教务处管理，教学以外的生活，如思想动态、艺术事项、生活指导、卫生医务、体育活动、军事训练等归训导处管理。西南联大继承清华大学“训教合一”的传统，“强调教师要言传身教，既教书又育人，以自己的高尚品格感化学生”[54]。最初的管理机构，也是训教合一，课内课外都由教务处统一负责。1939年，教育部指令各大学设立训导处负责训育事宜，西南联大从教务处中分出训导处，于当年11月设立。不过，西南联大仍然贯彻“训教合一”的原则，要求训导处、教务处、总务处密切配合，各处长与各学院院长、各系系主任共同负责训导工作。训导处下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和体育卫生三个组。不久，生活指导组撤销，军事管理组由军事教官负责军事训练，体育组改体育部直属常委会，卫生改医务室属总务处，训导处的日常工作只剩下审查核发战区学生和贫苦学生的贷金，办理学生社团、壁报的登记两项。两项都由训导长查良钊直接负责。本书研究的艺术教育即由训导处负责管理与指导。

1939年11月，西南联大出台了《训导处工作大纲》，规定了训导处的工作目标：

1.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

2.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

3.促进学生对于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55]

这三条“目标”是对学生全部课余生活而言的，但它完全适用于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它把艺术教育的精神都包括进去了。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目标：

（一）校风的表现

训导工作以“三校校风之优点有表现之机会”为第一目标。

对于三校和西南联大的校风，许多人做过专论。对三校校风较为简洁的概括是：“北大从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就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清华一向以实行‘教授治校’和课业要求严格著称，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注意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和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56]而对西南联大的校风，一般论者多从行政和教学方面加以阐述，很少有从学生训导方面来研究的。本节试从训导处实行艺术教育的角度并以学生活动为例来论述。

北大校风的突出之点是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这在西南联大学生活动中也有表现。西南联大同期存在的戏剧社团，有以进步同学为主的联大剧团、戏剧研究社，也有受三青团、国民党支持的国民剧社、青年剧社，剧团间各演各的戏，争奇斗艳，有时又互相支援，携手并进。壁报更是各家各派，琳琅满目：前期有《群声》、《冬青》、《热风》、《腊月》、《引擎》、《大学论坛》、《明报》、《微言》、《联大青年》、《指南针》，后期有《耕耘》、《文艺》、《生活》、《现实》、《民主》、《潮汐》、《论坛》、《论衡》、《透视》、《火炬》、《乱弹》、《青年》、《学苑》等等，各种思想主义、各种观点主张纷纷亮相，展开论争。训导处并未从政治或思想的角度出发扶持或者打压某家某派。

清华校风中的突出之点教授治校难以在学生生活中表现，课业要求严格则是关于学生的。教授治校和课业严格在西南联大都得到了表现。这里只谈课业严格。西南联大在学生管理中，训导处要求社团必须作业，这是写入《学生壁报管理办法》的。本来要求作业者书面呈报作业情况，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民主精神得到贯彻，竞争机制得到利用，社团的作业积极性很高，因此用不着呈报书面材料。在充分的自我展示中，那些表现不多或者效果较差的社团自然会被淘汰。形成了这种“生态”后，训导处倒是“无为而治”了。以剧团为例，西南联大除了成就突出的联大剧团、剧艺社和著名的戏剧研究社、青年剧社和山海云剧社等外，还有一些剧社由于作业不佳而自然消失。

南开校风中的“允公”从下面所讲的“互助为公的团体精神”体现出来，“允能”则从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培养上表现出来。本来，学校开展课外活动就是提供学生锻炼的机会以培养参与者各方面的能力。成立社团，出版壁报，举行演讲会等无不如此。《学生壁报管理办法》有言：“本大学学生壁报应以同学间互相观摩作学术上之研究及练习负责发表言论为原则。”[57]西南联大提倡学生自治，注重引导而不直接干预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在“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中，同学们站在运动的前列，参与社会实际，受到鼓舞与刺激，内心的感情被点燃。于是，剧艺社自编、自导、自演了十出戏，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其中《凯旋》、《告地状》、《民主使徒》等成为名作；高声唱歌咏队创作了《告士兵》、《告同胞》、《凶手，你跑不了！》和《送葬歌》等歌曲，队员深入学校、工厂或在热闹街头教群众练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注意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和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的南开学风在西南联大的表现。

以上说明，三校校风在西南联大得到了保持和发扬。西南联大校风是三校共同具备的爱国、民主、科学、自由和各自的校风融合出新而形成的保持特性、密切合作、兼容并包、转移世风。也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写的“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58]。对于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自由的精神，他人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此不赘。兼容并包在上文论北大校风时已说过，转移世风拟在《文艺在学校与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一节里阐述，这里只说保持特性与密切合作。

三校各有其个性特点，南开坚强如山，北大渊博如海，清华智慧如云，南开重视戏剧，北大重视社团，清华重视体育，即使在衣着上，初期三校学生喜好亦各不同，南开学生穿夹克，北大学生穿长衫，清华学生穿西装。这些特点进入西南联大既各自保持，又相互融合，成为西南联大的个性，有一个剧团就直接取名“山海云”以为彰显。西南联大最早的社团南湖诗社，首倡者是北大的向长清，参与发起的是南开的刘兆吉，第一批成员有清华的查良铮、王佐良，北大的周定一、林振述、刘重德，借读的赵瑞蕻等，他们共同努力，创作了西南联大的第一批诗歌。1938年西南联大统一招生，不再区分谁是哪个学校的，合作的密切更显完满了。九年间，三校领导没有各顾其利益，三校教师没有搞小团体，三校学生没有因身份而闹过矛盾，学校的各种事务，包括学生的课外活动和个人生活都表现出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扫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陋习，成为文人联合的典范。三校复员后，于1946年11月在北京联合举行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秘书长黄子坚、北大校长胡适先后致辞，回顾九年的团结联合，称颂“通家之好”，博得一阵阵笑声和掌声。

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左一），西南联大常委胡适（左二），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左三），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左四）在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时的合影

（二）团体精神

学生日常团体生活，是训导处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查良钊在家属没有来到昆明之前，坚持住在学生宿舍，而自1938年12月他任师范学院主任导师开始，就每天清晨六点起床，检查校园，参加学生早操和升旗仪式。学生举行野营、郊游、营火会，他都尽量参加，特别是每年师范学院举行校庆，他“一定同全院师生围成大圆圈，手执火把，高唱‘传播光明’，坚定每个同学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使命感”[59]。他总是和学生打成一片，激发学生的进取热情和团体精神，他告诫学生做人要“团结友爱，与人为善，助人为乐”[60]。这是教师的风范。

对学生团体精神的培养最有效的是集体活动，在本节中所说的文艺社团即属此。发起一个社团就是要团结一批人员，聚合一股力量。而团体的组成与活动靠的必定是团队精神。发起或参加某种社团首先要有某种爱好并且具备某种才能，组成或者进入社团也就有一种义务，要为社团工作，要对社团负责，要顾及社团的名义，也就是具有“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西南联大尽力鼓励并扶持各种社团，其中的原因就是要发挥社团对于教育的意义。西南联大的学生成立新诗社，而后诗社中一些爱好画画的同学独立出来组成了阳光美术社，于是有了诗社社员和美术社社员的双重身份。他们既参加新诗社的活动，又参加阳光美术社的活动，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提交给新诗社并在会议上朗诵，把美术作品交给阳光美术社出版《阳光》画报。他们共同维护着两个社团的荣誉。为某一问题发起论战甚至双方展开较量时，维护团体的精神会表现得更为突出。1946年初，“东北问题”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西南联大当然会有反应。于是，在学生社团间出壁报展开了论争，进而形成了两大派。阳光美术社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以漫画为武器，“以它犀利的姿态出现，毫不容情的，将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描画出来。一次因为讽刺得过火，弄得反动者恼羞成怒，演成所谓‘阳光事件’，险些演出一场全武行”[61]。这次“事件”是对方实施将漫画作者赵宝煦拖出校外殴打，被进步同学发现，抢夺回来。在此过程中，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工作，相互帮助，团体精神表现得很充分。因“皖南事变”后校园的政治气氛不能公开进行进步活动，冬青社的骨干成员便另组文聚社，对外出版《文聚》杂志，向社会公开发行。社员高度团结，写稿、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坚持数年，成为当时昆明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大型文艺刊物，其团体精神可圈可点。

所以，组织文艺社团，开展社团活动，是“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的有效措施。这是西南联大对社团给予鼓励爱护的原因。

（三）觉悟与责任

西南联大是一所流转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之中的大学。在国势倾颓，民族危急，文化沦丧的局面下，青年大学生应该对时代有什么样的觉悟，应该担负起怎样的责任，这是教育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层次，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教育都会强调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文化承担。西南联大把时代的觉悟和民族的责任作为训导工作的目标去追求，最终落实到“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这是时代的要求。作为一个大学生，第一要读好书，准备好知识，学好本领，将来战争结束，投入到建国的大业中去；第二要宣传抗战思想，鼓动抗敌情绪，坚定抗敌意志，为全民抗战尽一份力；第三要勇于参战，一旦战争需要，要挺身而出，从军抗日。这种思想在西南联大是主流，绝大部分学生都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做的。第一点用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可以证明，第三点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镌刻的八百名从军学生名单可以证明，第二点在此用艺术社团的活动来证明是最恰当的。

1939年联大剧团在昆明演出抗战剧《祖国》，台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台下应声高呼，口号响成一片。演出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接着，联大剧团排练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和一个云南方言话剧，再练习了一些抗战歌曲，编成节目，又配上解说词，下乡到昆明近郊农村演出，宣传抗战，鼓励抗敌意志。1940年，群社组织六七十人到远郊龙潭街，戏剧小组用昆明方言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戏，歌咏小组唱抗日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使观众流下了眼泪。演出后有的观众向他们哭诉自己的苦难。

国家无论如何困难，都坚持办大学。作为学生，他们为抗战出力的方式是宣传鼓舞抗敌情绪，而到国家需要的时候，又能踊跃从军参战。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先后有一千多名同学从军，其中十四位为国捐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抗战使得国家和老百姓财力耗尽，疲惫不堪，此时国家的主要工作应该转移到生产与建国上来，可是，国共内战的阴云越来越浓厚。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制止战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这时训导工作的目标已不再是培养学生的“抗战建国”志向，而是和平民主了。在民主运动中，各艺术团体亦有良好的表现。

上述三个“目标”是训导处成立之初就确定的。考察训导处工作的七年业绩，三个“目标”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现。而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艺术社团发挥了较大作用，艺术教育的实效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显现。

三、艺术教育的方法：自治与引导

《训导处工作大纲》第一条第四款说：“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62]此原则非常重要，查良钊先生严格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收到了良好的训育效果，得到了学校的充分肯定和学生的由衷爱戴。此“原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注重”：“注重积极的引导”和“注重自治的启发”。

在西南联大，学生的事，向来为学生自治，只要不违规违法，给学校和同学造成损害，校方从不加以干涉。

一般而言，学生会是学生的最高组织，学校都很重视，因此，其组织与工作多少渗透着校方的意愿。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却与此不同，学校从不予以干涉，表达的完全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意愿。正如其名称“自治会”所示，没有任何外部干扰，完全是学生自治。首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在学校生活中，学生们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来团结同学，协调行动，于是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从草拟章程，到代表推举，再到选出领导，全是学生自主完成的；组织起来后，设立下属机构及其活动，也全由学生自己安排；本届任期到后，改选下届组织也都是学生自己做主。学校从未参与过学生自治会的任何意见，改选时，老师和训导长都不出席会议，会议的内容完全由理事会安排。理事会代表学生自治会行使权力，处理日常事务，遇到大事与同学代表商量，可以代表同学向校务会议反映意见，甚至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直接给教授会上书，体现出高度的自治。

群社也是一个自治的典型组织。1938年，一些学生感到需要组织一个团体来互相交往，联络感情，举行学术报告和开展文娱活动，便由二十几人共同发起，贴出启事，阐明团体的宗旨，征求社员，得到三四十人报名后，便召开成立大会。会上讨论了章程，选举了干事会和社长。再由干事会设立下属组织机构，聘请导师，开展活动。群社在同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社员发展到二百多人。由于社员增多，1940年，一些小组便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团开展活动，冬青文艺社、热风漫画社、腊月壁报社、群声歌咏队便是这样产生的社团。在群社的组织活动与发展改组的过程中，学校也没有介入，活动完全是学生自主的。

不但如此，训导处还对社团开展活动给予了多方支持。《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第九条规定：“凡经准许登记之会社，得请求借用学校房舍家具。”[63]虽然此规则出台时，训导处尚未成立，但训导处成立后即以此作为会社管理的规则，支持了学生的活动。例如，社团开会时所用的教室、桌椅等用具，剧团演出时所用的舞台、设置，晚会所用的灯光、扩音设备等全由学校提供。有一次，群社组织了五六百人去远郊的桃园旅游，摘桃子吃，回来时天黑了，学校十分担心，于是联系了公路局，派车接大家回学校。

而在政治气氛险恶的时刻，训导处、学校则站在学生一边，保护了有危险的学生。“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员和表现积极的进步学生处境危险，党组织通知他们撤退到乡下，群社解散了，冬青社、戏剧研究社、热风漫画社、腊月壁报社都停止了活动，琳琅满目的壁报不见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演出停歇了。三青团中央组织处处长康泽奉命来昆明，企图逮捕进步学生办集中营，遭到学校的抵制，云南当局也不予支持，未能得逞。先后疏散出去的一百多名学生，学校和训导处是清楚的，但未提供名单给康泽。形势好转后，学生回校复课，学校从未追问。1941年，香港沦陷，不少著名人士因缺乏交通工具无法撤离。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则垄断中航公司，用飞机运送私人财物，甚至运回洋狗。消息传来，西南联大学生组织了一次“倒孔游行”，并出了壁报。康泽再来昆明追查“倒孔”主使，被学校劝阻。

所以说，西南联大训导处管理学生生活，不是管制，而是引导、扶持和保护。西南联大的课外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与训导处的关心支持分不开。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就一般的社团而言，并不特指艺术生活与团体。对的，艺术生活是课余生活的一种，艺术社团是所有社团之一类，在这个平台上，艺术生活与艺术社团没有特殊性，了解了一般社团的组织与活动特点也就了解了艺术社团。为了消除这种疑问，下面再简介一下高声唱歌咏队的发起组织与演出情况。

抗战时期，西南合唱团常在文林街基督教教堂练习唱歌，由于教堂离西南联大比较近，一些同学便自发去参加练唱，学会了《老黑奴》、《故乡的老亲人》、《可爱的家》等思念家乡的外国歌曲，这些歌曲唱出了远离亲人和家乡的游子心声。他们回到学校便情不自禁地唱，宿舍、路上、课后的教室，到处都飘荡着他们的歌声。也是在这个时候，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学生到部队去慰问，他们中的一些同学便参加了慰问队。在慰问中，他们不仅自己表演节目，还教战士唱歌，很受欢迎。回来后，有七八个男生时常聚在一起唱歌，另外一些爱好音乐的同学闻声参加进来，人多了，他们便借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进行练习。为了便于召集与联络，便起名“高声唱歌咏队”。歌咏队成立后，队伍更为壮大，便固定了时间、地点，每周二、五晚上在新校舍南区三号教室练唱。练唱得到了训导处的支持，借与教室、桌椅、灯光等。可见上述过程，完全是学生自发而为。歌曲练唱熟悉后，他们参加了昆明市组织的悼念冼星海演出，在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中，还主动联合昆明市一些歌咏队演出过《黄河大合唱》。在演讲会开始前，歌咏队往往坐在台下放声歌唱，制造气氛。在“一二·一”运动中歌咏队的歌唱为夺取斗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到西南联大结束前，歌咏队发展成为多声部演唱的合唱团，并多次演出。在这些活动中，训导处从来没有对歌咏队提出过任何要求。

训导处对于学生课外生活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引导。上面所说的保护、支持、鼓励、启发是引导，对学生的劝告、制止也是引导。1944年“五四”以后，校园里的壁报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学校为了规范壁报，支持和鼓励学生，同时防止校外不良人员混入，出台了《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办法》全文如下：

1.凡学生组办壁报应先由其负责人向训导处申请登记并于每期报端将各该报负责人列注。

2.各壁报文字撰述人应将姓名书于每篇首行，不得用笔名。倘有用社团名义者必须由该社团负责人署名方得揭载。

3.壁报所登稿件若有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者，除令该报停刊外，其负责人及本文撰述人应各予惩处。

4.本大学学生壁报应以同学间互相观摩作学术上之研究及练习负责发表言论为原则，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

5.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64]

如果所出壁报违反了此《办法》，训导处会予以制止。但“制止”的似乎仅为“措辞失当”问题。有回忆说：“有一版学生墙报对国民党作了尖锐的批判……查良钊亲自把墙报撕了。”[65]1941年“皖南事变”后，校园死气沉沉，三青团组织教授在报纸和电台上发起“青年的志气和思想”的讨论。有文章说青年没有志气，只会闹事，不关心国家大事等，两学生办壁报《春秋》，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且多用杂文笔调。查良钊便找主编谈话，劝他“不要再出这种壁报”[66]。主编听从劝告，停刊了《春秋》。以上两例都牵涉到政治问题，后一例还处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即在康泽来昆明准备抓学生不久的时候，训导处做这样的处理恐怕出于对学校和学生的安全考虑。没有材料表明查良钊为国民党办学，即使对于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学校的负责教授，也没有人说他们出于党派的利益而教学的。民主自由的西南联大，各种学术思想、各种党派观念都允许存在，但在特殊时刻，学校必定有特殊处置。而《办法》的其他一些条款，包括到训导处登记、署真名发文、请教授做导师都没有认真执行，实际是训导长查良钊无意执行。因此，训导处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服务的。

其实，训导的工作主要是由导师完成的。1939年的《规则》和1944年的《办法》都规定社团需请本校教师为导师。在署名的社团中，除少数社团没请导师外，多数社团是请了的。导师们对社团的指导有多有少，其关系有密有疏，但从总体上看是起了良好作用的。社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多有记述。有些教师的观点，不仅引导了社团的方向，而且指引了社员一生的道路。李广田对文艺社，闻一多对剧艺社、阳光美术社和新诗社的指导是典型的。由于本书研究艺术社团，这里以新诗社——阳光美术社为例做简单阐述。闻一多指导新诗社，首先强调两点：做人和写“新”诗。闻一多认为：“写作的问题，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做人的火候到了，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对的。”“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的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67]根据前一点，新诗社——阳光美术社社员一生讲正气、求进步，像导师那样，为真理而生活；根据后一点，新诗社的写作思想和形式都有别于过去的朗诵诗，从而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朗诵诗推进到一个高度，阳光美术社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以漫画为形式，弘扬正气，鞭挞丑恶，充实了漫画的幽默讽刺特性。

总之，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观强调学生的自发、自主和教师的引导，而其效果是相当显著的。

四、艺术教育的环境：校园与生活

学校的艺术活动与艺术教育首先是在校园的环境内开展的，因此利用学校资源，创造校园艺术便是大学艺术活动及其教育的追求。西南联大正是恰当地利用了已有的艺术资源，美化了校园环境，提升了校园生活的文化品位，大家生活在其中，自然受到熏染陶冶，收到了育人的效果。

大学的优越条件，首先是教师，其次是学生，再次是设备，最后是校园。西南联大拥有许多艺术造诣深厚的教师，文学院、师范学院、理工学院的许多老师都精通艺术，理论上不说，在具体艺术种类的实践中有突出表现的就有剧作家陈铨、沈从文，导演孙毓棠、郑婴、赵诏熊，音乐家张清常，美术家闻一多、魏建功、吴晓铃等。他们指导了西南联大的艺术活动，参与了西南联大的艺术创造。高等教育的一个优势是利用了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成果。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一些是中学或其他院校的“艺术生”，这些艺术学生在西南联大的艺术活动与教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中学时代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谭庆双，二胡手胡积善，逢戏必演的丛硕文，在艺术专科学校受过专业训练的王松声、郭良夫、温功智、严宝瑜等。这些学生就是西南联大艺术活动的骨干，开展实施艺术教育的依靠力量。大学有教室，有礼堂，有课桌椅，还有其他设备，这些是开展艺术活动的场所和用具。大学有宽敞的校园及优美的环境，便于组织大规模的艺术活动。西南联大有效地利用了这些条件，对全体学生实施了良好的艺术教育。

校园是全体师生活动的场所，它不仅仅是房屋墙壁、树木花草、广场球架、草坪湖泊，也不只是屋内的图书仪器、黑板桌椅，更是一园文化。一所经营优良的大学，即是一所文化殿堂，置身其中，人会感到所有的物象设置都有文化，即使空气也散发着文化气息。因此，优秀的教育家总是致力于校园文化的建设。1939年8月，西南联大新校舍建成投入使用，崭新的平地路面和房舍围墙，尚未透露出文化气息。因此，西南联大办学的一个方面是着手校园文化的营造。而营造校园文化，艺术体育是重要的一环。学校的体育由马约翰教授挂帅来抓，艺术则号召师生共同创造。在学校的鼓励下，很快有一批艺术形式涌现，充当了校园文化建设的先锋。一马当先的是壁报。西南联大具有出版壁报的传统，早在长沙岳麓山下，文学院学生就出版过壁报。文学院迁到云南蒙自，又在海关大院出过《南湖》壁报，学院迁回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高原文艺社，社员在昆华农校出了《高原》壁报。群社成立，即以壁报《群声》为喉舌。新校舍建成，《群声》搬进校园，亮相墙壁，成为学校课外文化的第一个因子，紧接着，《腊月》、《热风》、《微言》、《联大青年》、《明报》、《指南针》、《大学论坛》、《冬青》等纷纷登墙，构成了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活跃于校园的是戏剧和音乐。联大话剧团在新校舍建成前就公演了《祖国》和《原野》，名声火炽，进入新校舍后，剧团继续排练《夜未央》，于1939年10月公演，1940年10月再演出《雷雨》。同年新学期开学，青年剧社成立，排练《前夜》，于暑期演出，次年春再排演《地牢》。此间，还有南开校友会排练演出《日出》，北平八校校友排练演出《雷雨》，均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群社戏剧小组于1940年5月扩大为戏剧研究社，排练《阿Q正传》，于9月公演获得巨大成功。群社的歌咏小组独立为群声歌咏队，组织同学练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春天里来百花香》、《黄水谣》等歌曲，歌声飘荡在校园夜空。1940年5月，群声歌咏队扩大组成西南联大歌咏团，归学生会管属，在校内练唱歌曲，8月，昆明广播台成立，应邀举办广播音乐会，演唱《保卫黄河》、《游击队歌》、《旗正飘飘》等，9月，参加昆明歌咏协会主办的音乐会，演唱《黄河大合唱》。以上艺术活动，再加上文学、生活、时事、政治、读书等方面的壁报，各种演讲会议以及晚会、游园等活动，建成不久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已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了。

学生和老师创造了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化环境，反过来，校园文化环境又给师生以精神滋养。以艺术教育而言，首先是参与艺术活动的同学得到了教育，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的艺术才智奉献出来，增添了美育的含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新知，得到提高；其次是使观赏的同学受到直接教育，在观看艺术表演或阅读壁报的过程中受到美的感染，提高了审美情趣，或者得到了某种思想的启示和创造的灵感，哪怕只是心灵的愉悦也是一种收获和教育；再一方面，使身临其境的人受到熏陶，文化因素扩散在校园中，每当进入校园，便会感到特别的意味，受到文化感染。曾有一个新生入校时，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氛围，连呼吸都是新的，于是他在诗中写道：“那阳光照亮了我的眼 / 那号声嘹亮的响呀 / 那图书馆中坐满了人 / 那空旷的场子上 / 人们在奔跑 / 那高大成排的树 / 洒下一片凉荫 / 那爽快的风 / 把我出汗的额角拭干 / 这新天地 / 这新天地呀 / 我将是你中间的一个人。”[68]作者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如果只是一块空场，作者绝不会感觉到这“新的呼吸”。

“环境育人”即是此意。但那时没有这个词。西南联大只是在做，创造文化氛围浓厚的校园环境，培育审美品位较高、人格高尚健全的“新民”人才。这是西南联大的努力，同时也是西南联大育人效果显著的原因之一。这种文化环境，在“皖南事变”后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943年秋季才开始改变，1944年“五四”恢复原貌。在西南联大后期，艺术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以至成为昆明市的“文化风景”，吸引群众参观，有些校外人员还参加学校的艺术活动，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新诗社等社团都有校外人士加入。

我们一再说明，西南联大的艺术活动并不是校方出面组织，而是学生自发而为的。这反映出西南联大艺术教育的另一个观念：生活化。艺术是人类生活的产品，伴随人类生活而存在，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艺术，换言之，艺术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西南联大把握艺术与人的这种关系，把艺术从专业者、上层社会那里解放出来，还给民间，让它存在于学生和老师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其广泛性，它在被上流社会赏玩于高雅殿堂的同时，也顽强地生存在民间，保持着它的天然性。这是艺术能够被推行于学生之中，并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原因。《训导处工作大纲》中“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数语对这种生活化、学生化（民间化）的文化观（艺术观）说得很明白。因此说，艺术生活化是西南联大创造校园文化的工作方针。

由于艺术生活化，社团活动日常化，其施行方法也是课余的。西南联大虽然没有完备的艺术教育条件，但能够开设艺术课的教师是有的，不需要用许多高档设备的艺术课是可以开的，事实上，有的教师就结合自己的教学内容指导学生排练戏剧并公演过。可是，西南联大没有安排过一门艺术课。这不是学校认为艺术课不重要或者认为艺术课无高深的学问讲授，而是决定于艺术生活化的工作方针。艺术生活化增加了训导处工作的分量，也说明了训导处工作的重要价值。

由于艺术生活化，能够淡化许多功利意识。参加者不是为了获得艺术之外的其他东西而进行活动，因此活动起来也表现得轻松、积极。学校充分相信学生，学生开展起艺术活动来也显得轻松自如。1944年12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西南告急。与此同时，西南联大有一百四十多名男生报名从军。这是西南联大的一件大事，学校准备欢送。而当时学校的艺术团体还不活跃，剧社、歌咏队都没有公开活动，组织艺术演出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训导长找到复学不久的施载宣，希望他邀集同学筹备一场演出。仅此一次谈话，没再过问任何事情，一场《草木皆兵》的戏剧演出就在1945年1月19日开演了。就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草木皆兵》是西南联大唯一一次校方“指示”的艺术演出。可以肯定地说，西南联大从来没有以学校的名义组织过艺术比赛，同学也没有为争取奖项而进行排练的想法。若说社团具有功利意识，那便是希望获得良好的演出效果。当然如果是公演，需要投入，是要计算成本的。

也是由于生活化，西南联大艺术活动的群众基础很好。住在新校舍、昆华工校、昆中北院的学生，参加艺术活动的很多，尤其是文科学生，很少有没参加过艺术活动的，有的学生同时参加多个社团，有的学生跨艺术门类而活动，例如，郭良夫、施载宣既是剧艺社的，同样也是新诗社的，叶华、何达既是阳光美术社的，同时又是新诗社和文艺社的。由于群众性广泛，参加人员多，戏剧研究社演出四幕话剧《阿Q正传》时，共动员了二百多名同学参加，规模之大可载入史册。高声唱歌咏队的分声部合唱演员有一百多人。新诗社举行诗歌朗诵会，参加者动辄上千人，由于新诗社的社员是动态的，愿意参加者即是会员，若要退出可随时走人，先后加入新诗社的到底有多少人，不得而知。群众参加艺术活动的热情非常之高，许多学生用艺术活动把课余时间填得满满的。

生活化后，艺术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是学生每天必做的事情。于是校园生活在得到文化充实的同时，还增强了美感，让人感到生活在美中，生活就是美，即使物质生活清贫困苦，精神生活也是充实愉悦的，精神生活虽不能代替物质生活，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些物质生活贫困带来的痛苦，所以，西南联大师生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精神状态总是奋发昂扬的，难怪林语堂对西南联大师生作出这样的评价：“你们的物质生活不得了，你们的精神生活了不得。”[69]美的生活净化人的灵魂，激发起人的激情，让人感到生龙活虎，有滋有味——这或许就是师生们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的西南联大校园生活。

凡是成功的事业，体现出的意义往往是多方面的。对于其意义，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西南联大的艺术观念，除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外，还可以从多个角度去概括。但以西南联大主要的也是最有特色的艺术教育观而言，我们以为是上述四个方面：以培养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参与学科育人，塑造健全人格为宗旨；以培养团队精神，涵养三校校风，提高时代觉悟，明确青年责任，参加抗战建国为目标；以注重自发，尊重自主，培养主动，提供服务，侧重引导为方法；以创造校园文化，培植“文化景观”，使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让师生生活在艺术氛围之中为教育环境。在这些艺术观的指导下，西南联大的艺术活动开展得生机勃勃，并在此过程中，显示出艺术教育的最大效果。对于今天的公共艺术教育来说，这些观念或许仍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