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
第一节 梅贻琦的美育思想
西南联大领导机构的设置，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的，即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三人轮流长校，每人一年。但张伯苓一直在国民政府里任职，长期住在重庆，极少来校，蒋梦麟在重庆国民政府里亦有职务，到校的时间不很多，只有梅贻琦一直跟随学校转移，主持学校的工作，在许多时候代行了北大和南开校长执掌西南联大之职。他们之间实际表现了一种信任和默契的关系，在西南联大初创之时，“张伯苓曾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代）着’；他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梅先生多负责”[1]。——你替我看管时间，意即你替我管理学校，就是把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管理权交给了蒋梦麟和梅贻琦。蒋梦麟也放手让梅贻琦多管西南联大，当有人对他的“不管”提出意见时，他回答说：“我的不管就是管。”[2]由于在西南联大三常委中，常住学校并主持工作的是梅贻琦，就意味着梅贻琦直接领导了西南联大的历史进程。因此，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对于西南联大教育理念的形成和实施产生了直接作用，研究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应当研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把西南联大的教育称为“奇迹”，那么，梅贻琦的教育思想就是西南联大创造“教育奇迹”的重要资源之一。
梅贻琦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例如“大师论”、“从游说”、“通才教育”、“学分制”等在西南联大教育中意义重大，收效显著，今天仍为大家津津乐道。可是，对于他教育思想构成之一的美育思想，学界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虽然有人注意并作过讨论[3]，可惜论述得不够充分；以此为论题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论文章，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未曾有过；近些年的梅贻琦研究不可谓少，但提到他的美育思想的论文却极少。据此可以认为，梅贻琦的美育思想被人们忽略了。这是很不应该的！梅贻琦虽然出身工科，但知识广博，学养深厚，深谙教育规律，提倡美育就是他比一般教育家目光远大的一种表现。在中国现代教育家中，蔡元培是重视美育的先驱。而在与梅贻琦同时的教育家中，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仍然重视美育的教育家，梅贻琦要算突出者。再从教育实践来看，西南联大是当时昆明艺术活动最为活跃的单位，也是中国校园中艺术创造成果最为丰硕的大学之一，这些实绩说明西南联大艺术教育的成功。而西南联大的艺术活动与艺术教育又是在梅贻琦的美育思想指引下开展的，所以，研究西南联大的艺术教育及其成就，必须从梅贻琦的美育思想谈起。
一、《大学一解》的美育思想
《大学一解》写成于1941年，是梅贻琦对自己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被视为梅贻琦教育思想的大成[4]。文章开宗明义说：“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5]也就是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己与群或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古今中外的教育无不本于此。而在己与群之间，己为基础和前提，群为终极目标：“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6]文章接着引《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说明“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7]。“明明德”旨归个人，“新民”则为社会。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教育之根本目的的认识基本一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教育虽然多注重学科训练而与己群教育关系不很直接，但教育的根本始终没有超出“明明德”与“新民”的范畴。这就是说，己与群或曰“明明德”与“新民”的教育目的在中国是古今同一的。我们知道，梅贻琦的思想特点是中西合璧而切合实际，他对于教育本质的认识既有希腊哲人的思想元素和欧美教育家的经验，又保持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髓，其教育思想则是本着教育的本质和特征而提出来的。
《大学一解》依据己群观念或“明明德”与“新民”的教育目标而立论。文章明确指出：“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而整个之人格，“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8]。知是知识、理智，情即情绪、情感，志为意志、毅力。知的方面可设为课程进行教学，情与志的方面则难以设为专门课程。不过，情与志的教育也有一部分包含在知的教育中，正如蔡元培所说：“凡是学校所有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例如数学，仿佛是枯燥不过的了；但是美术上的比例、节奏，全是数的关系；截金术是最显的例。数学的游戏，可以引起滑稽的美感。”[9]数学如此，文科课程的美感更显而易见了。汤用彤讲“魏晋玄学”课，极力赞扬阮籍、嵇康不与专制者合作，说“他们这种态度不是为放达而放达，而是有所为而发”[10]，把身在黑暗统治下如何立身处世的一种态度表达出来，影响了学生的审美观。可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知而忘却情与志的培育，学生的知识具备了，而情绪与意志得不到提升。这样的学生，人格不健全。
“明明德”就是要知道自己人格健康完美的程度，好的方面，继续保持并提升它，不足的方面，克服它。在梅贻琦看来，要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11]大学应担负起“明明德”的责任，教师负有使学子“明明德”的职责。国家或社会办大学是要使青年做到“明明德”，青年进入大学则是要求得“明明德”，而大学教师则是办学者和青年之间的引渡人。这就提出了对于教师“明德”的要求，即教师首先要具备卓越的明德功夫，才能使学生获得“明明德”的本领。梅贻琦早年提出的“大师论”，今人仅仅看作学术大师而忽视其情、志修养，是不全面的。请看，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哪一位不是精神的“雕像”！“明明德”是教育目的，是对学生的要求，但首先是对教师的要求，在明德功夫甚高的教师培育下学成的青年，不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清醒的理智，而且情绪和意志也是稳定坚强的。
要知道，情绪与意志的教育即美育。首先，情绪与意志的内涵是美的。试想，如果教师的情绪不稳，意志低下，人格不高尚，何以为师？其次，情绪与意志的表现是美的，即情绪稳定，意志坚强，而不表现为粗暴乖戾，忽强忽弱，难以捉摸，不能控制。再次，情绪与意志的养成方法是符合美的，情绪需裁节，意志需锻炼，无论置身何时何地，都能够做到陶冶性情，持养意志，保持高尚与纯洁。在生活中，只有美的情绪与意志，才能为人仿效。而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情绪与意志的养成和控制能力，懂审美，会选择，唯有那些保持纯洁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的教师才能引出他们的美感，才能吸引他们跟随从游。
需要指出的是，美、美学、美育向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一切具有审美意义的物质和文化内容，狭义指以表现美为宗旨并且具有美的形式的文艺。梅贻琦所用的概念是广义的，因而本文的概念也是广义的。
《大学一解》没有用“美育”一词，怎么要把它纳入美育思想来研究呢？这是因为《大学一解》论说的是教育思想而不是教育方针，文中没有使用“德育”、“智育”、“体育”等词，就没有出现与之相应的“美育”。既然我们不能否认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包含着德育、智育、体育，也就不能否认《大学一解》表达了美育思想。事实上，梅贻琦对于美育的重视是一贯的。
二、梅贻琦美育思想的一贯性
上文说过，梅贻琦的知、情、志教育本于人格的塑造。早在1934年，梅贻琦在一次讲话中就提出“造成健全的人格，以备国用”[12]的希望，在梅贻琦看来，凡是作用于学生的活动都有健全人格的教育作用，体育不只是“粗腕壮腿”的手段，“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3]，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14]。将人格与体育结合起来，梅贻琦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可谓高屋建瓴。
人格如此重要，具有完善人格意义的美育，在他的重视范围之中当属自然。西南联大校训是“刚毅坚卓”。这四个字表达的是情、志方面的内容，一所学校，不树立知识的旗帜，而以情、志为标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对于直接作用于情志的艺术教育，梅贻琦亦很关心。
梅贻琦执掌清华以后，清华活跃着谷音社、军乐队、铜管乐队（后扩展为管弦乐队）、话剧团等多种艺术团体，聘请古典戏曲音乐家溥侗任中国音乐导师、俄国提琴家托诺夫任西方音乐导师、德国钢琴家古普克任钢琴导师，使得清华的艺术水准迅速达到上乘且艺术活动丰富多彩，校园里经常有音乐会、戏剧演出等活动举办。
西南联大作校歌虽为教育部指令，梅贻琦主持的常委会重视亦是事实。1938年10月6日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请著名教授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通过委员会的工作，先后收集到多种创作，选定后又几经修改，反复试唱，数次筛选，到1939年7月11日获得常委会通过，直至11月7日，常委会向校务委员会议报告校歌工作，制作过程才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大师云集，作家辈出，编制一首校歌却历时一年有余，可见其态度的慎重。校歌确定后，即行练唱，用它来激励师生的情、志。自“1939年秋天开始，每一位新同学注册后，都会得到一页铅印校歌”[15]。1940年，西南联大聘请歌曲作者张清常来校任教，便由他亲自教唱。1941年西南联大校庆，张清常指挥校歌队演唱，梅贻琦评价说：“还没有见过有哪个学校的校歌是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16]校歌不仅勉励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育人，而且激励大家为国家的中兴大业奋斗一生。当年的西南联大训导长，晚年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友会会长的查良钊，1967年让西南联大校友会重刊校歌，并说：“此词歌当时极为动人，全体师生无不永铭心版。”[17]《西南联大校歌》在勉励师生奋进、维系海内外校友的团结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关于教唱校歌和梅贻琦重视校歌的情况，张清常回忆说：“由于梅先生重视美育，西南联大不但有专人教唱《西南联大校歌》（1941及1942年是由我教唱的），而且又在1942年成立了校歌合唱队，挑选全校著名歌手，演唱‘校歌四部合唱曲’。公演之后，梅先生设家宴招待我和校歌合唱队队长谭庆双。梅先生问我：‘你是个语言学的教师，怎么成为作曲者和指挥呢？’梅先生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他谈起办学不但要重视德智体育，而且也要重视美育。”[18]
对于西南联大的戏剧演出，梅贻琦时常往观，鼓励。1946年5月，圭山彝族歌舞队来昆明演出，梅贻琦欣然赞助，为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接待工作和整台演出的成功起到了开通渠道的作用。
三校复员，清华大学百废待兴，梅贻琦和大家一起把学校安顿停当，工作理顺头绪后，便于1947年着手创办艺术系，准备充分后，拟定了《呈教育部文》，说明办艺术系的目的，一方面是利用清华现有的教师资源培养艺术人才，另一方面是组织艺术力量以造成艺术氛围，普及校内美育。如果此项计划得以实现，清华的艺术氛围将更加浓厚，学生的人格养成则更为全面。可是，当时的战争形势已不允许教育部扩大办学规模，完善大学院系，此计划没能实现。尽管如此，此项计划又一次显示了梅贻琦对于艺术美育功能的重视态度及开拓实践的精神。
三、梅贻琦美育思想的由来
梅贻琦从小习读四书五经，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教育思想了然于心，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古代典籍中的词句随处可见，运用贴切。他在著名的《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大师论”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就是仿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句子而表述的。在《体育之重要》的简短讲话中，他说：“我国古重六艺，其中射、御二者，即习劳作，练体气，修养进德。”[20]《大学一解》的思想则多本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文中引用了《论语》、《中庸》、《孟子》、《荀子》、《大学》、《学记》等教育典籍，尤其是《大学》，文章多处引用，且中心论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即出于《大学》。由此可知，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本源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知、情、志的划分虽本于现代心理学，但其上层概念“整个之人格”等同于“明德”，又回归于《大学》了。修炼情与志的方法，“身教”、“善诱”、“善喻”皆出于古代文献，即使“从游说”，也是从《孟子》的“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一句引发出来的。在申述清华大学开设艺术系的理由时，梅贻琦下笔指出，“按我国古代教育，礼乐并重”，言下之意，开办艺术系是延续我国古代教育传统。其实，梅贻琦重视艺术教育中的普通美育而不专一于特殊人才培养的思想也源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育观。笔者在这里指出梅贻琦的思想渊源并不意味着梅贻琦或《大学一解》没有创造，这在第一节中已经讲过了。
梅贻琦的思想特点是中西合璧。他曾两次赴美学习，虽然学的不是教育，但以他的广泛兴趣涉猎过欧美文化，他还曾赴美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这些经历使他对欧美的教育观念与制度有透彻的了解。这一点，从梅贻琦把希腊人生哲学概括为“一己之修明”一语中，可以见出。他在《大学一解》等文中概括过西洋大学的历史，通才教育又是近代欧美教育所普遍推行的方针和体系，所以，梅贻琦的美育思想也具有欧美教育思想的因素。不过究其实质，仍是中国的传统教育观。
这是讲思想根源。若以现代大学教育观而论，梅贻琦重视美育是继承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美育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是近代的事，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曾做过介绍，而做了系统研究的则是蔡元培，“美育”一词就是他从德文译出来的。蔡元培不仅对中国美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开拓作用，而且是美学教育的奠基者和推行者。他任教育部总长时，把美育列入教育方针，任北大校长后，继续推进美育，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写了多篇文章倡导美育，还亲自讲授美学课程，并发起成立了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后来又兼任音乐传习所所长，为美育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工科出身的梅贻琦，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样对美学有那么深入的研究，并亲自做美育工作，但他重视美育的思想与蔡元培一致。在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清华一再发生驱逐校长事件，学校生活较为混乱。他执掌清华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清华很快步入“黄金时代”，推行美育便是其中一项内容。一方面清华在哲学、中文、外文、心理、体育等课程中加强了美育内容，另一方面组建了各类艺术团体，如合唱队、舞蹈队、剧艺社、管弦乐队等，著名的军乐队和歌咏队便出现在这时。他对美育的推行在西南联大时期亦有相当表现。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21]实际上，梅贻琦追随蔡元培的不单是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还有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梅贻琦坚持以人格提升为目的的美育，还与他自身修养的全面有关。马约翰说梅贻琦的人格有几个长处：诚恳，公平，真君子[22]。许多人说梅贻琦谦虚、谨慎、平和，极有见地又善于听取别人意见，说话不徐不疾，要言不烦，跟随他多年的赵赓扬把他的性格特征概括为：第一，是他的勤俭；第二，做事切实——多做少说，不尚宣传；第三，他极能容忍；第四，“气味”高雅；第五，有远见。说到他的修养，他写道：“梅校长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画图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平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他虽不写文章，少演讲，但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外，本来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儿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他学识丰富，见解卓越，与许多科的专门学人都能谈得拢。”[23]在1930年代的北京时期，他担任过清华大学教职员篮球队队长，活跃于篮球场上。在昆明的时期，他听昆曲、看滇戏，对京剧、话剧的熟悉更不用说，此外，他还打桥牌。由于自己爱好广博，修养深厚，转而要求青年具备多方面的修养，尤其是艺术、体育的训练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梅贻琦美育思想的特点
梅贻琦的教育观根源于中国古代教育传统，又继承了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与他同时的学者，也有许多提倡美育的，梅贻琦却在众多的美育家中独标一格，形成自己的特点，这是难能可贵的。梅贻琦美育思想的特点，以下三点最为突出：
（一）以人格塑造为目的
蔡元培给美育的定义是：“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24]感情当然属于人格内容，但蔡元培没有明确提出“人格”来论述。梅贻琦在众多的美育观中标示人格，把塑造人格看作美育的目的。
培养高尚的人格即“明明德”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援引现代心理学理论把人格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明言“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25]。在他看来，大学的一切教育手段都是为塑造人格服务的，课堂教育是培育人格的主要形式，体育是健全人格的方法，课外活动是养成人格的手段，交朋结友、待人接物是锻炼人格的机会。既然情与志的教育即为美育，那么美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格的养育。再从教育方针的角度说，德、智、体育都作用于人格，美育自然也以人格形成为目的了。所以，人格塑造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美育则用以塑造健全的人格。这是梅贻琦教育思想和美育观的共通之处。
（二）以普及美育为方向
梅贻琦重视美育并不只是要把美育独立为学科，以造就专门的美育人才，而是要普及美育，使每一个学子学会颐情养志，修成健全人格。这是与其“通才教育”观相通的。梅贻琦的通才教育，不是简单的“文理交叉”，而是能够认识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科学门类的“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26]。因而指出：离人文学科较远的工科教育，须“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的愈多，使受教的人愈博治”[27]。梅贻琦突出人文科学的地位而加以强调，是普及美育的思想使然。他认为美育的主要场所在课外，这更是普及美育主张的一大明证。
他甚至主张，艺术系能够培养艺术专才更佳，但其主要功能亦在于普及美育。他在《清华文学院拟加设艺术系计划及理由》中写道：“就北平之环境，以清华已有人才为基础，加设艺术系，在本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本校他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28]他还在《关于增设艺术系呈教育部文》中说：“盖本校拟设之艺术系，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对于吾国固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29]可见，梅贻琦始终不忘普及美育，陶冶性情。
（三）以生活化为方法
梅贻琦提倡的美育并不是一种专门教育，甚至主要不以课堂的方式进行，而是表现于课外乃至日常生活之中的濡染熏陶。
他认为大学教育，对于人格中知的方面，主要设为课程，以课堂的方式修习，而情与志两方面则“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其教育方法，“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30]。教师的高尚情志于日常生活中自然流露，学生跟随左右，耳濡目染，无形中取法效仿，浸染成习而收情志养成之效：“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31]这就是他最为著名的“从游说”。“从游”而不是教育，即不是在课堂上进行，而是在生活中实施。
《大学一解》把知、情、志的养成、持有与表现称为“生活”，使用了“理智生活”、“意志与情绪生活”之语，并说：“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按，指情、志）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32]正因为美的情与志存在于教师的人格中，表现于教师的日常生活中，学生要获得情与志的提升，需要亲近教师，观摩教师的日常生活，天长日久，习染而成。基于此，文章把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中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的时间外，几于不相谋面”的环境指为弊端，因为它极不利于大学生的人格塑造。
五、西南联大美育主张者的代表
实际上，实行美育是时代的思潮。梅贻琦提倡、坚持、推行美育只是顺应了时代潮流而已。正如英雄的业绩产生于时代的波涛之中一样，梅贻琦是一个立于美育潮头的弄潮儿。梅贻琦曾把自己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比作京剧里的“王帽”：“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33]这个比喻用在他对美育的贡献上亦很恰切。这不是说他空有排场，而是说他充当了这个班子的领头人。在西南联大，和梅贻琦一道实践美育的大有人在，梅贻琦是他们的代表和领路人。
潘光旦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他长期担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又与梅贻琦比邻而居，更兼思想意识大致相同，他俩的配合便相当默契。他不仅对梅贻琦的思想心领神会，而且进行了充分的发挥与补充，并加以有力推行。在梅贻琦的美育乃至教育思想中，有许多潘光旦的思想成分，他俩珠联璧合，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贡献。潘光旦曾讲述过他俩的这种合作情形：“抗战的几年里，一半因为公事的关系，一半因为同一主张自由教育，又因为彼此住得很近，谈论的机会较多，所以我对于月涵先生在这题目（按，指《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的种种见解是很熟悉，而也是都能表达同意的。自己间或有些零星的看法，也往往蒙月涵先生首肯。”[34]这段话既反映出潘光旦的谦逊态度，又表达出自己对梅贻琦教育思想的贡献。它蕴含着三层意思：一、自由教育即通才教育是潘光旦和梅贻琦的共同主张；二、潘光旦不但熟悉梅贻琦的见解，而且表达上也能使他满意；三、潘光旦有一些独自的看法并得到了梅贻琦的首肯。这三层意思对于理解他俩的合作很有帮助。
《大学一解》是他俩合作的一个成果。此文在《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上发表时，署名“梅贻琦”。大家都把它看作梅贻琦独自的文章，各种选本均把它列在梅贻琦的名下，本文也依惯例作为梅贻琦的独立思想来论述。其实，这篇文章是梅贻琦拟了提纲，交潘光旦代笔的，其中包含着潘光旦的一些见解，应该算作梅贻琦与潘光旦的合作成果。梅贻琦在1941年4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晚睡甚迟，做《大学一解》要点。”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约光旦来食早点，以《大学一解》要略交烦代拟文稿。日来太忙，恐终难完卷也。”[35]可知，此文确实是梅贻琦拟“要点”，“交烦”潘光旦“代拟”的。后来会不会出现潘光旦写了稿子交梅贻琦，梅贻琦不满意，推翻后自己重写的可能呢？不可能。一方面梅贻琦日记没有作这样的记录，另一方面时间也不允许。《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出版于4月，梅贻琦交潘光旦“代拟”的日期是4月13日，就算学报出版于当月底，除去排版、印刷与装订的时间，在不足半月的时间里要将这样一篇内容博大的文章从头写两遍并不可能。那么，是否存在交潘光旦，但他没有接，或者接后没有写，很快将任务退回梅贻琦了呢？同样不可能。因为梅贻琦的日记没有作这样的记录，且梅贻琦“日来太忙”。再查梅贻琦的事迹，13日至月底，梅贻琦每天处理许多事务，没有较为集中的时间去写文章，这正印证了梅贻琦“近日太忙，恐终难完卷也”的话。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潘光旦有《大学一解》手稿存世。“手稿”并非潘光旦另抄一遍的《大学一解》，而是初拟文稿。“手稿”和正式发表文的文字有些不同，最大的改动是删削了一些文句。这些删削的文字是文章刊登前梅贻琦所作的修订。这样，《大学一解》由潘光旦写稿，梅贻琦改定无疑。那么，梅贻琦为什么会找潘光旦代笔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关键”说来也很简单，是梅贻琦深知潘光旦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相通，并对他的文笔较满意。关于这一点，还有《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的写作情形作辅证。另一问题是，潘光旦生前为什么没把《大学一解》收入自己的文集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其言说甚繁，此不论。新世纪以来，潘光旦子女将《大学一解》收入《潘光旦教育文存》和《潘光旦文集》等书，是说得过去的。
梅贻琦与潘光旦的另一篇合作成果是《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工学院如何办学的文章，其核心思想是通才教育。这篇文章也是由梅贻琦拟定写作提纲，由潘光旦代笔的。文章写成于1943年。1946年，潘光旦把它收入文集《自由之路》，并加了这样的按语：“本文是我完全根据了清华大学校长梅月涵（贻琦）先生的意思而替他代写的。月涵先生是一位电机工程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自由教育论者。某一次，某报索专论稿甚亟，月涵先生已答应下来，但终因学校的公事太忙，无暇执笔，于是自己写了一个详细的节目，嘱我代他写出。……所以，这篇文字也可以说两个人合作的东西，如今把它辑入这集子，我想月涵先生是不会不同意的。”[36]月涵先生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大家也都一致把它作为两人的合作成果。这里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方法与成文过程都与《大学一解》相同。
以上两文是梅贻琦表达教育思想的重要论文，而两文都是他和潘光旦合作的。至于两文中哪些思想是梅贻琦的，哪些思想是潘光旦的，本文似无考证的必要。因为无论哪个人的思想都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可以看作共同思想。其中的美育思想自然也是他俩共同的思想了。这两篇文章的成文过程足以说明潘光旦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最佳合作者。
由于教育思想一致，曾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在西南联大推行美育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美育在西南联大教学中的实施有他的思想主张，他强调人文科学的重要，引导教授会安排课程（倒不一定是“美学”或艺术方面的课）让学生修读。而他自己，在课上及课外生活中都是美的典范，他的学生写道：“人是最重要的，在人身上所具有的品德才是对于后人最大的感应力。在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先生所给予我们的教诲，他的坚毅勇往的精神，无论是为学或处世，都是崇高的楷模，这才是永恒的。”[37]
西南联大实行教授治校，学校的重大事情尤其是教学规程要通过教授会制定。西南联大能够实行美育，与教授会的支持分不开。教授会又是全体教师的代表。因此，美育在西南联大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教师的共识。在教师中身体力行实践美育的典型人物除了潘光旦外，有训导长查良钊，各学院院长，以及吴宓、闻一多、朱自清、罗庸、陈铨、冯至、卞之琳、孙毓棠、赵诏熊、沈从文、曾昭抡、郑婴、吴晓铃、张清常等一大批教师，本书在下面的章节中将会涉及他们。
梅贻琦作为教育家，有独立的教育思想和观念，而少有著述，其精神特征在于实践。他1931年执掌清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时代”。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乱世中，他作为三常委之一主持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1955年他在台湾地区再建清华大学，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人才辈出，为中国和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盛名显扬。由于他生前著述不多，教育思想没有得到充分阐述，今天研究起来确有一定难度，若结合实践来考察，便会得到充足的资料去证实。孔子有言曰：“听其言而观其行。”其是之谓乎？作为梅贻琦教育思想构成部分的美育思想，笔者正是这样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