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代中国与越南等东南亚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总体来看，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长期落后和新时期国内改革开放、政治文化复兴的需要，东南亚研究在国内外都是重要的学科门类。很多国家、地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机构和学科专业，也有相应的学会和刊物，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论文和专著。尤其在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领域和近现代的时间范围内，更是成果丰硕，方法多样。但是当落实到中国古代文集中的东南亚文学关系和文学交往研究，情况就大大地相形见绌。虽然不能说人们没注意到文集资料的运用，但以此为专题研究的少之又少，远未形成规模。不过，随着当前我国南海海洋利益争端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研究必成热门，由此也必然会带动古代中国文集中的东南亚文献整理和文学交往研究。

下面我们即从三个方面来简要评述目前国内外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及文学交往的研究状况、发展趋势：

（一）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从东南亚关系资料汇编、交通史料汇编发展到跨国家跨地域合作的越南汉籍文献编选形成出版热潮。东南亚关系资料汇编，有从中国明清实录中摘录的，主要有《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12]、《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13]；有从档案史料摘录的，主要有《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4]。交通史料汇编，有以“中外交通史籍”命名的，如《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大型丛书，其中即收录了很多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交流的史籍名著，如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15]等等；有以“中西交通史料”命名的，如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初版于1930年），该书共六册，分八个部分，“主要是十七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编注者从中外史籍中辑录了大量相关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先后排列，并对其中的地名和史实作了一些考实”[16]。黄南津、周洁编著的《东南亚古国资料辑录及研究》[17]，则主要从清人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中的东南亚资料出发进行辑录研究，整理的内容多而研究的内容少。值得专门提出的是，由于越南与中国地理上毗邻、文化上紧密，所以也出现了专门的中越关系史料编撰，其成果主要有《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18]、《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19]和《大南实录清越关系史料汇编》[20]等著。

以1986年9月我国台湾省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主办、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承办的首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大陆、台湾省和越南、法国、日本、朝鲜通力合作，系统整理包括越南在内的域外汉籍文献蔚然成风。其中，越南汉文小说的系统整理出版可谓得域外汉籍整理研究风气之先。据台湾学者陈庆浩介绍：“早在八十年代，台湾省出版了王三庆教授和我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后来又有郑阿财教授、陈义教授和我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在法国，则有由我推动，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纂的越法汉喃籍目录。与此同时，我和王三庆教授、王国良教授又分别开展日本和朝鲜汉文小说资料的收集、校点和编纂、出版的工作。”[21]这就是陈庆浩、王三庆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22]、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23]、王三庆、陈庆浩、庄雅洲主编的《日本汉文小说丛刊》[24]和林明德主编的《韩国汉文小说全集》[25]等四大部关于越南、日本和韩国汉文小说的收集整理成果，其间得到了法国、日本、越南和韩国等国学术部门的齐心合作。2010年，在前两辑《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的基础上，陈庆浩又和大陆学者孙逊共同主编出版了《域外小说大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26]。此外，越南的汉喃文献和燕行文献也得到了系统整理和出版。1993年，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著出版了《越南汉喃遗产目录》，收录书目5000多种，文集1600多种，用越、法两种文字印行。在此基础上，2000年，台湾学者又和大陆学者共同合作，由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27]。大陆学者刘玉珺的《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28]，则对《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的一些说法提出了商榷意见，显示了中外文献的互动整理。关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2010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二十五册，中方主编为葛兆光，越方主编为郑克孟[29]。这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并与“韩国汉文燕行文献”的系统整理出版交相辉映，成为新世纪汉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新领域。

（二）研究的学科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历史交通地理考订、政治军事往来、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等，而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学交往和文学比较研究相对较少。不过这种状况大致到了1990年后，随着历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深细到古代中外使节、通事研究，以及来自古代文学和汉文学研究力量的持续投入，而有了一些改观。特别是前述域外汉籍整理在21世纪蓬勃发展，由此出现的文学交流和文学比较成果就开始丰富起来，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呈现出由史实的厘定判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向文学交往扩宽加深的专业化、深细化趋势。

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关系源远流长，对此研究的史学成果相当丰厚。冯承钧的《中国南洋交通史》[30]、[法]伯希和（Paul 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31]，是中外研究南洋和西域交通的名作；冯承钧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32]，则是20世纪海外学者研究东南亚的成果荟萃。其他东南亚通史类的著作尚有：[新]尼古拉斯·塔林的《剑桥东南亚史》[33]、[澳]安东尼·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34]和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35]、陈炎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36]等著。1999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中国与东南亚》，则可以作为东南亚研究论文的突出代表。它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视野下，由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会和法国远东学院福州中心共同主办出版的“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其内容包含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家关系、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历史、地理、移民等诸多领域，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早在198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研究”即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发展十年规划”，本论文集乃本项目立项十周年的重要成果，从中可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世界性意义[37]。

落实到中国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关系，则中越关系研究比较突出，成为此方面研究的重镇，而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研究却成果不多。关于后者的成果，目前主要有《菲律宾的历史和中菲关系的过去和现在》[38]、《中泰关系史》[39]、《中缅关系史》[40]、《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41]等著。关于前者，则成果较丰，这里仅举其要者，主要有越南学者潘佩珠的《越中两国间的历史关系》[42]、潘辉黎等的《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挑战》[43]，台湾学者郭廷以主编的《中越文化论集》[44]、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45]、张秀民的《中越关系史论文集》[46]，大陆学者黄国安等的《中越关系史简编》[47]、赵丽明的《汉字传播与中越文化交流》[48]、李未醉的《中越文化交流论》[49]、刘志强的《中越文化交流史论》[50]等著。此处值得指出三点：1.越南学者特别强调越南在古代史上与中国、近现代史上与法国的民族独立和抗争立场，而中国学者则强调越南在古代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藩属”“朝贡”关系下的文化和文学交流。2.在中越文化交流论著之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中越的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对越南传统文学的影响。3.断代到明清的中越关系研究专著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颇多，成为东南亚关系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再落实到中国与东南亚各个国家间的文学交流和文学关系研究，则除越南外，成果都不够丰厚，亟待加强。其主要原因，是除越南外，这些地区的古代汉文文学本身即不发达，所以即使讨论到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的文学交流者，也主要集中到十八世纪之后直到现当代的时间范围。目前的相关专著主要有：[苏]弗·科尔涅夫的《泰国文学简史》[51]、[缅]貌阵昂的《缅甸戏剧》[52]、姚秉彦、李谋、蔡祝生的《缅甸文学史》[53]、赖伯疆的《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54]、栾文华的《泰国文学史》[55]、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56]和饶芃子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57]、张旭东的《东南亚的中国形象》[58]等。与此相比，中国与古代越南的文学关系和文学比较研究，则在中国大陆、台湾省和越南的发展势头良好，特别是越南汉籍和燕行文献系列整理成果出版之后，就更是如此，出现多个研究中越文学关系和文学比较的硕博士论文选题。

应该说，在中越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是台湾省学者在资料的收集出版上占得了先机，由此取得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据陈益源《越南在东亚汉文学研究的不可或缺》一文，“早在1950年代，即有郭廷以等著《中越文化论集》的出版；1960年代，邬增厚、陈以令则分别撰述过《越南的汉学研究》，介绍越南汉学各期的发展，以及南越汉学研究的实况；1970—1980年代，又有胡玄明《汉字对越南文学之影响》、陈光辉《越南喃传与中国小说关系》、释德念《中国文学与越南李朝文学之研究》、朱云影《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郑永常《汉文文学在安南的兴替》等专著问世。尤其自1987年陈庆浩、王三庆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七册十七部、1992年陈庆浩、郑阿财、陈义主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五册十五部整理出版，在台湾带动了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的风气，有学位论文如陈益源《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林翠萍《搜神记与岭南摭怪之比较研究》，以及有关的研讨会如‘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59]。由此可知越南汉文学尤其是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在台湾学界取得的丰厚成果。就陈益源个人而言，到目前为止，即已有五部研究越南古代文学和中越古代文学比较的专著，它们是《剪灯新话与传奇漫录之比较研究》[60]、《王翠翘故事研究》[61]、《蔡廷兰及其〈海南杂著〉》[62]、《中越汉文小说研究》[63]和《越南汉籍文献述论》，成为该项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不过对陈益源上文提及的情况，有两点值得指出：一、他所提及的释德念和胡玄明其实是一个人，乃越南籍学者，其《中国文学与越南李朝文学之研究》是其攻读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的学位论文（1978年），1979年由大乘精舍印经会和台北金刚出版社出版；到1995年，他又出版了《唐诗专论》一书，其中有《中国唐代诗与越南诗歌》一文，具体探讨唐诗对越南古代诗歌的影响，成为研究中越文学关系的越南学者翘楚。另外，阮春和的《中国古典小说对越南古典小说的影响》在1997年由越南顺化出版社出版[64]。21世纪后，又有多名越南籍学生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省高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其论文选题为古代中越文学比较的，主要有丁光忠的《越南汉喃文学的中国影响》[65]、阮玉英的《唐诗对越南诗歌的影响》[66]、张玉梅的《论越南六八体、双七六八体诗与汉诗的关系》[67]和裴光雄的《中国与越南的女娲神话主题比较研究》[68]。由此可见，通过跨国家地区的学术培养，当代越南学者也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二、他所提到的郑永常《汉文文学在安南的兴替》一书，1987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郑氏本人并非台湾人，而是香港学者。此书乃其“在香港能仁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的硕士毕业论文”[69]，指导教师是陈直夫教授。由于该书引用资料翔实，论述精到，后来的很多论著都将该著列为重要参考书。由此亦可见香港学者的贡献。

最后说一下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老一辈学者主要以黄轶球和颜保先生为代表，做了很多有关越南古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翻译出版工作和发表中越文学关系史的重要研究论著。黄轶球翻译的越南古代作家阮攸的《金云翘传》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后人研究以它为代表的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他还有《越南汉诗的渊源、发展与成就》[70]等重要论文，为后人研究越南汉诗指明了研究方向。严保先生是著名的越南语专家，长期教授《越南文学史》，有自编讲义，培养了很多越南文学研究人才，其论文可以《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71]为代表。到2000年前后，中越文学比较研究成勃兴之势，大陆出版了多部研究专著，并有多个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已经出版的研究专著主要有：罗长山的《越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72]、刘玉珺的《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陆凌霄的《越南汉文历史小说研究》[73]、郑宁人、孟昭毅合著的《中越文学关系史研究》[74]、于在照的《越南文学史》[75]、《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学之比较研究》[76]等著。博士论文主要有夏露的《明清小说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77]，博士后报告主要有任明华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78]，硕士论文主要有陈忠喜的《越南汉语诗与李白、杜甫诗歌》[79]、张苗苗的《唐诗与越南李陈朝诗歌》[80]、陈维维的《论越南汉文历史演义小说特色》[81]和廖凯军的《明代游记、小说、戏曲中的海外国家形象》[82]等。

由上可见，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越南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厚重。但是如果将它和中日、中朝文学关系研究相比，则又不免稍落下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日朝三国被学界普遍看作一个东亚文学圈，而一般说来，越南的地理位置却是东南亚，难于跻身其间。不过，从研究立场上看，中越文学研究又与中日、中朝文学研究一致，也多是站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立场，立足于越南汉文献和越南汉文学，看其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互动，而较少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集出发，去研究古代中国如何看待越南，以及更为深细的越南写作和文学交往。廖凯军的学位论文算是难得一见的站在中国立场，由明代游记、小说、戏曲去看海外国家形象的论文。

（三）研究方法主要是中外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的训诂考证法和政治、交通、经贸、文化交流的比较法。为确定中外载集因为文字、语音和文化思维的不同而出现的地名、国名和物名等的差异，中外文献的研究者们广泛运用了文字语音的训诂和考证方法，在不断的争议和共识中，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政治、交通、经贸和文化、文学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又需要进行不同时代、地域、民族、国家、文化、文学的广阔而又恰当的比较，由此对中国古代的对外交流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为近现代的国际关系认识和处理提供有力的思想背景和有益的思想资源。而须特别指出的是，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各方面关系尤其是文学关系和文学比较中，学者历来重视域外汉籍文献的发现和国外学者的贡献，由此给这项跨地区和跨文化的综合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科学基础和更全面地观照中国的研究视角，这是今后的国际间文学交往研究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优良传统。

可以发现，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重通史、专史和将文学融入到文化交流的研究现象。之所以如此，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首先，鸦片战争之后的世界化和全球化局势，促使中国学界要加强对古代国际关系的通盘清理和专门深入研究，以应对时代对策的急迫需要。其次，不断演化的世界局势，也使得世界重视对中国古代关系的了解。这两者的结合，使得中外学者十分迫切地想了解古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相互交流之情形和实质，由此自然更为重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通、政治、军事、经贸和文化关系，而一个朝代的中外关系和文学交流则相应地处于细节深化的次一层次。最后，还与材料的聚散状况有关。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有关的交往资料往往可从更为集中的实录、正史、档案和笔记史料中获得相比，文学互动交流的资料则相当地分散。但是根据学术研究自然深化的学理推进，以及当今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突出，则一个较长时期的中外关系和文学交流，又必须进入到更为深细的研究阶段。由此，具有典型国家间文学交往意义的明代与越南关系资料辑录和文学交往研究，正应该及时落实下来，以带动其他时期的相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