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当今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存在很多的国家领土和民族利益争端，地缘结构冲突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而作为当时亚洲大陆宗主国和已经具有海洋文明、世界文明眼光的明朝，它与朝鲜、日本、琉球等东亚王国，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王国，以及业已来到东南亚和中国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的交往得失，就颇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除了以我为主、坚定而又不失灵活的政治斗争方略外，还有消弭于无形的文化软实力斗争，其情形正与今日中国之于东南亚和欧美国家关系的局势有相似之处。有学者说：“明史与当代之间，关系独特。明史，可称‘古代史里的当代史’；当代，则有‘现代明史’的意味。”[5]此言甚为切当。由此，全面深入地展开明代载籍中东南亚和欧洲国家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便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要务。而在这些浩瀚的明代载籍之中，就其急迫性而言，又尤数目前少人问津的明代文集。它们素称浩繁，散处各大丛书的别集和总集里。这些来自文集的资料，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的军事战争、经济贸易、外交政策和文化交流，绝不逊色于人们一向看重而早已收罗研究的史部著作，而且对于提升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借鉴作用，以及在大国形象的塑造和汉语文学魅力的展示上，也是史部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更显迫切的是，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而当今又蔚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6]的域外汉籍文献整理研究相比，中国古代文集中的域外文献整理研究却长期以来无人回应。似乎人们觉得，只要有了中国古代史部著作中系统专门的域外交往资料汇编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就能比较充分地把握古代中国在宗藩封贡关系下的周边国家观念，如此就不必再画蛇添足地从古代中国文集中去研究中国和周边世界的关系。但对这种认识稍加追究，就会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史学价值重于文学价值的观念，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分科和文学研究力量于此的投入偏少有密切关系。

受此种观念的潜在影响，很多中国学者甚至觉得，即使要从文集来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那也不如立足周边国家的汉文文献和文集看中国来得富于吸引力。在他们看来，这会“给研究者提供了‘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的视角”，也就是“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途径，“通过对周边文化区域所保存有关中国的文献的研究，即借助‘异域’的眼睛，来重现审视‘中国’。为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方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7]换句话说，这也是除开以中国自我为中心观察天下的“第一只眼”和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士观察的“第二只眼”之外的“第三只眼”，后两只眼都是相对于第一只眼而言的“异域之眼”，“而‘异域之眼’常常就是‘独具只眼’”，“就‘异域之眼’对中国的观察而言，其时间最久、方面最广、透视最细致、价值最高的，当首推我们的近邻，也就是在中国周边所形成的汉文化圈地区”。如此强调，固然有其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但其间有一个前提却似乎并不足够理所当然，即人们在还没有充分收集整理并研究中国文集中域外文献的各方面价值之时，就已率先肯定并重视了域外汉籍的观看中国价值，就说古代中国的观察世界“实际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图像”，“这与用一只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8]于此，笔者不禁要反问一句，这会不会又是一种“重外轻内”观念下的“预先误读”呢？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观察认识世界的时候，都会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认知的，特别当这个国家和民族自认为处于某个地区的中心之时，就更是如此。即在学界甚为重视的周边汉文化圈中，明代时期的朝鲜和安南都有以自己为中心而让周边地区对其进行朝贡的“小中华”意识，日本也有以自我为中心而强迫朝鲜、琉球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朝贡的宗主国意识。

因此可以说，正是上述“重外轻内”和“重史轻文”的普遍意识，不仅让中国古代文集中域外文献的整理研究至今都未能提上正式日程，远远落后于域外汉籍的整理研究，而且让有些中国历史学者即使利用文集来研究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观念，也会以“具有实质意义的史料却相当有限”的名义，来轻视并可能削弱其研究价值和意义[9]。

其实，对于当今中国的自我形象建设来说，其科学完整的思路，自然应该是三管齐下，三个视角综合运用，将立足中国看周边和世界与立足周边和世界看中国结合起来，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但是很遗憾，目前关于古代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状况，却很像一个脚步蹒跚的跛足巨人，向外迈的一条腿倒是十分积极，而向内支撑站立的一条腿却迟迟跟不上，很不协调，很不健康。或许，现在是到了改变这种畸形状况的时候了。

当下中国基于客观的经济发展形势需要，及时响亮地提出了要重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和中亚的密切经济合作，开辟中国再一次腾飞的新航路。这无疑是振奋国民精神和意志的。值此之时，在文学和文化逐步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这立足中国看周边和世界的视角是不是也应该及时地建立起来呢？一个不会从自己的立场利益出发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可想象的。何况，从学理上说，只一味重视周边和世界如何看自我，则自我又该如何看周边和世界呢？还是要回到本源，回到自身，建立自信，如此才能面对八方风雨，而我自从容镇定，应付裕如。

因此，本书提出要对具有典型世界交往意义的明代文集中的东南亚特别是越南资料进行辑录，并对其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学交往和外交政策实施意义进行深入切实的探究。同时，为避免落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窠臼，我们又有意识地从与明朝对应的越南立场，看古代越南对于明朝中国的看法和文学交流的复杂心态。此即本书所特意增加的“南北望”正题之意，北方中国观看南方越南，南方越南回望北方中国，这互相观望的视角和心态，值得重视。盖越南居于中国之南，是汉字和儒家文化圈在东南亚地区推衍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居于越南之北，是越南独立建国前和建国后在地理、文化、制度、外交、经济等方面都要深度交流并争持的北方大国（他们常称为北朝、北国、北人），有着摆脱不了的“中国”情结。虽然后来自尊的越人声称“大越居五岭之南，乃天限南北也”，显示与中国“各帝一方”的民族心态[10]，但其北方疆界和文化却与中国“实是密迩”[11]，他们之间的长期纠葛和交流，值得从文化、历史和文学层面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