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着重讨论视觉变迁、视觉本身，以及观看对象的变化。

眼睛总是在观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于身边日常事物都是熟视无睹的，因为它们过于平常，我们司空见惯，只有那些奇异的景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历史上对我们说话的人总是要以奇异的景观，不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让我们记住他们或他们的想法。平庸总是大量复制神奇，直到神奇变为腐朽。古代，限于条件，人们很少能够看到奇异的景象，精英阶层通过阅读文学艺术作品，激发某种视觉想象；现代，人们面对各种景观，时时受到各种奇观的刺激，目不暇接。景观影响我们的视觉，我们视觉的渴望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到景观。视觉与景观，或者说我们观看什么，如何观看，为什么要观看等一系列问题构成视觉思想史上重要的线索。

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快速发展。在这重大的变革转型当中，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视觉是这个社会变化极其重要的表征。视觉并不是简单地看，正如沃尔夫林所说：“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我们想看到的东西，但我们想看到的只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1]这提醒了我们，他的“我们”，至少在文化史意义上，并不是我们的“我们”。我们的视觉既是我们感性发展的结果，更是我们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塑造的过程。

我们的视觉，观看、观看方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有其自身漫长的历史，这需要我们对中国的视觉有一个思想史回顾。如果不考虑我们自身视觉文化发展的历史及其独特性，就不能够准确理解我们自身的视觉。已经有学者提出来，视觉化是一个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古代性走向现代性最显著的标志之一。米尔佐夫说：“视觉化使现代世界与古代或中世纪世界截然区别开来。视觉化在整个现代已经司空见惯，而在今天它变得必不可少。”[2]从这一方面来说，视觉性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关键点。

中国视觉思想史上，我们特别注意到两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是前期以诗歌为典型的语言激起如在目前想象的视觉经历；二是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奇异的景观，隐含着我们不断被刺激起来的对现代化的想象。诗歌文字引起的想象与城市实地的景观，在这里被并置在一起，预示着两者之间某种视觉性的关联。它们共同的作用在于，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景观的想象，都构成对于当下的补偿、想象性抚慰，它们充分满足了统一的集体情感的需求。恰恰是集体性视觉需求，作为复杂动因之一，促进了古典诗歌的华美生动及现代景观的奇异逼真。

传统时代，当然存在着各种景观，包括日常生活的景象、非常有限的城市景观，以及自然田园景观等，但由于当时生产及技术条件的限制，实际可供观看的景观是非常有限的，已有的景观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而景观的更新、变迁都非常缓慢。我们相信，在古代，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周围缺乏具有视觉吸引力的形象。再加上我们的文化传统，总体上是抑制感官的，“五色令人目盲”，制作出各种新奇景观来吸引视觉的冲动相对较弱。但人们总是渴望视觉的观看。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在一定意义提供了视觉想象的引导，各种讲唱、口头文学作品激起对描写之物的想象，脑海中浮现的动人情景大大弥补了现实景观的不足。随着传统时代古典诗文写作的长盛不衰，人们将文字“转换”为眼前景象的能力大为提升。

当今时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型。粗略地来看，中国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仍属于传统类型，此后迅速步入现代。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城市景观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林立的高楼、宽阔的广场、繁华的商业中心、优美的城市公园、自然风景，包括日益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如地铁、高架、隧道等。这些建筑及公共设施带来新奇的景观。景观不仅指城市美化环境的部分，更包括为人们提供现代生活基本条件的建筑、公共设施等，它既指一种外在可见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指人们主体性的、有意识的呈现，一种消费价值观精心布置的场景，创造性呈现出来意指未来的情景。

视觉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包括看的行为、看到的对象、由对象引发的想象。就对象而言，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多，同时变得越来越新鲜刺激以吸引人们的眼睛，人们的视觉处于超负荷状态。就行为而言，对视觉注意力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抢眼”“抢眼球”等俗语形象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对于抢与被抢者，眼睛都变得不可思议，资本需要一种在眼睛与眼睛所看之物之间的营销策略来精确地实现超增长的利润，而与此同时，被抢者和他们的代言人都意识到新的视觉抵抗策略，反对视觉暴力、视觉污染的自觉越来越明显。这是现代性得以实现的进程中，视觉及视觉文化变得重要的一个契机。

[1] ［美］温尼·海德·米奈：《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2]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