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勒内·基拉尔缓慢地、执着地、有条不紊地构建着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位思想家著书立说，一本书接着一本书出版，建成一座理论大厦。他由此入手，勾勒出人的新形象，特别是读者从这里可以想象一个已被清污、干净的社会新秩序的雏形。从这一角度看，《替罪羊》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差不多完成了基拉尔的思想体系的最后一本书。它汇集、综合他的前几部著作所展开的分析，随后转向出神入化的阐述：紧紧追踪人类社会一种最常见的现象——从苏格拉底(1)到我们现代的古拉格(2)，都存在着迫害行为，它成了每个社会秩序创始的、结构的原则。此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找到一副消除这种迫害现象的解毒剂。在基拉尔看来，基督这一人物成为研究的中心、形象的楷模。基拉尔的话语给那些听懂他的阐释的读者，提供了最后摆脱恶的宿命论的方式。读者可以回忆这些话语：在他的初期写的两部书《在一个地道中的批评》和《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里已经说过。在这两部探讨性的文学批评论著里，基拉尔已经表达了他的思想中的重大假设：“模仿的欲望”，其中心思想宣扬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欲望永远源自被模仿的第三者，源自一个既是楷模又是对手的介体。人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把我们引入陷阱，关入地狱般的三角里：人只希望他人所希望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化学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揭示了人际关系中充满永久的暴力。阅读他的这两部论著，可以看到许多文学事例证实了这一假设，似乎小说家跑在理论家前面，用直观发现这一隐藏的真实。斯丹达尔的虚荣心？普鲁斯特的赶时髦？陀思妥耶夫斯基充满仇恨的偶像崇拜？塞万提斯的英雄主义？文学中存在许多不同的案例。然而非常相似的是，每一个案例都能看到模仿的现象，并受其控制。堂吉诃德只想模仿阿马迪斯的希望，就像于连憧憬拿破仑所憧憬的东西，或者斯万希望嘉尔王子所希望的东西……文学的虚构事实证明了“模仿欲望”。

然而，要使人相信“模仿欲望”的存在，还缺乏足够的论据。作为理论，实物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于是，基拉尔随后又发表了两部宣扬基拉尔主义的论著：《暴力与神圣》，特别还有《论创世以来的隐蔽之物》。它们都是开放性的文本。为了调整他的这一概念的角度，基拉尔往后退，以扩大视野。历史、神话、民族学资料、宗教典籍等都被调动起来，去探讨“模仿欲望”的表现和结果。循序渐进，步步深入。不久后，他把系统的所有部分连接起来，一直到形成一个坚实的整体。现在，在欲望的基础上，他此时又连入“危机”的思想：在一个社会里，模仿被激起，也就是说所有欲望都趋向未分化状态，这时，如果团体的所有成员在最后关头一致要放弃他们的共同欲望，目的是要通过牺牲一只替罪羊，进行集体的净化的话，那么，团体严密的结构就一下子动摇了，开裂了，社会的统一性将要碎片横飞，甚至炸裂了。

基拉尔的民族学的所有元素都齐全了。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由于不足于阐释而被拒绝。基拉尔用模仿关系的理论重新解读俄狄浦斯的悲剧，发现俄狄浦斯的罪恶不是他的弑父，而是他企图缩小差异，把同类和他类未分化于一个可怕的混沌里。那里存在着神话的关键，同样存在着最主要的一种“隐蔽之物”。俄狄浦斯“偶然”弑父，模仿父亲的欲望被激发，到达欲望的极点，很快地打乱忒拜王国的基本平衡。其父要恢复忒拜平衡，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他本人的死亡。因此，此乃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人类社会只有通过调整相互的暴力，才能永久维持下去。宗教的牺牲仪式的原则在于：建立一种替代其他暴力的“创始性暴力”，以一人的死亡换来团体的生存。

勒内·基拉尔幸好没有停留在这种悲观的论述，这正是这部论著《替罪羊》——他的理论体系的系列论著的最后一部——的新颖之处。事实上，他扼要地指出：牺牲的方案不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法则的文化。为维护共同秩序和利益，在社会看来，他们的死亡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合法的，但是，这种文化没有视而不见，没有假惺惺地随声附和，而是大胆承认他们是无辜的。我们的正统文化是以两部《圣经》作为楷模、赋予启示意义的。实际上，基拉尔认为：幸亏有了犹太–基督主义，宗教平常欺骗的游戏停止了。所有的史料都叙述历史的真实，并发现社会运行着一种死亡机制。可以说，它们教我们认识恶的基本状况，并给我们提供解救的办法。基拉尔这样写道：“我们相互宽恕的时候到来了。如果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就再也没有时间了。”分析之后，才有了人们所称的“智慧”。《替罪羊》是一部给人新希望的书。

(1)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前399），希腊哲学家。——译注

(2)　前苏联劳改犯集中营。——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