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大历史中的货币之手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一
“为什么没人预测到？”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时，在这家诞生过经济学家哈耶克与科斯、哲学家波普、投资家索罗斯等人物的经济名校发出如是之问。事后，回复纷至沓来，从技术官僚到政治人物都入选预测行列，甚至教皇也在其中。
在金融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是什么状况？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大缓和阶段，经济学主流状况对于宏观经济学可以说相当满意，无论发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还是理性预期发明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Jr.），都纷纷表示形势一片大好。要么发表论文表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很好”，要么表示“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至于研究大萧条出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甚至迟至2007年也仍旧表示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不会有显著影响(1)。
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问“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宣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终于轮到经济学学科的泡沫破灭。转行专栏作家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更是对于上述几位同行极尽刻薄(2)，而“神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则表明自己40年的理论系统在金融危机的那个夏天崩溃了(3)。
经济学家怎么了？公允地说，明斯基（Hyman Minsky）等非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提出过对于债务的警告，少数主流经济学家如后任印度央行行长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在2005年也对金融创新发出预警。
但是这些研究，一方面是比较局部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当时没有形成主流观点，传播影响上，还不如主流经济学看不上的“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伯南克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总结，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此次危机发生的时间及严重程度，此前的预警只是指出孤立问题，但最终导致这场灾难性危机的正是源自一系列复杂联系。(4)
金融危机会影响每个人，更进一步，预测危机失败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英国《金融时报》前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也撰文自问：“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
所有人都应该反躬自问，金融危机是如何形成的？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中央银行在其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金融市场是否还有效，市场有效假说还能成立么？谁又来监管市场监管者？金融业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正是负？等等，这些问题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笔者常常认为分析现实经济，数据、逻辑和历史三者具备最佳，谈数据和逻辑的人不少，而谈历史的则很少，尤其是金融史。历史和金融两个门类近乎老死不相往来，再好一点也是顾此失彼。本书是一次尝试，希望从历史关照真实世界。
二
《货币王者》立足于金融制席的进化，展示金融世界在过去三百多年的变迁。这一波澜壮阔的变迁史，只有在金融危机与中央银行两根主线的交错编织下才能理解。在每一个看似偶然的历史关头，是理性与非理性、随机应变与制度惯性、市场与管制的反复博弈，促成了金融制度的不断改进。
本书分为历史与现实两大板块六个部分。历史分为三部分：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诞生与成长，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探索，20世纪大萧条的影响；现实部分也是三部分，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债危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中国现状分析及未来展望。
回看历史，荷兰是17世纪欧洲金融业的先驱，甚至当年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也成为现代金融危机的早期案例。伴随17世纪的巨变，三家金融机构先后诞生，从1609年阿姆斯特丹的威瑟尔银行到1656年的瑞典银行，再到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拉开了现代金融史的序幕。
18世纪是英国崛起的时代，金融创新与各类泡沫并存，也是英格兰银行立住脚跟的一百年。货币战争鼓噪之中，英格兰银行分外神秘。作为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仍旧决定着金融世界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之事，其实是历史层层累积进化的结果。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成立于1794年的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以“堡垒中的堡垒”之称，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创新，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是如何改变世界的？现代纸币又是如何在银行券中诞生的？
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形的金融之手。从金融角度而言，18世纪前的世界并非一张白纸，但那时也只是现代金融的胎动阶段。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更是现代金融的根源。工业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18世纪的金融焦点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郁金香狂潮的荷兰转到西欧尤其是英国，渐成气候。
“金融大爆炸”滋生了各类投机，比如1720年的“南海泡沫”，从疯狂追逐到一落千丈，从名流政要到普通民众均牵涉其中。南海公司陨灭的同时，英格兰银行稳步前进，这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央银行的起步，还意味着金融制度完成现代进化的第一步。在现代国家治理层面，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发钞权的同时隔离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而区分国库收入与国王财产，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更进一步，国债市场与银行体系彼此提携长进，为英国的崛起奠定了金融基础。
到了19世纪，金融史重点仍旧在于英国。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并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18世纪领跑，19世纪再崛起登顶，其原因在于制度创新，而其中金融创新功不可没。经济的扩张伴随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当然也是各种危机丛生的年代。
1720年南海危机百年后，英国在1825年再度爆发危机，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端正是从货币开始，之后股票下跌，多家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也深陷危机，却也开始直面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责任。争议一直存在，1810年“金块辩论”可见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争论的影子。
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19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挺过1825年、1847年、1857年、1866年等数次危机，尤其是其探索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其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英格兰银行对于近代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都有独特贡献。历史学家弗格森从制度角度，强调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化，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促进了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说完18—19世纪的英国之后，我们将历史视角转向20世纪的美国。某种程度而言，金融危机是一种“富贵病”，或者说“现代病”，往往只有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类症状。金融危机在荷兰、英国等国肆虐之后，也降临美国，随后是拉丁美洲、亚洲国家。随着美国在19世纪的崛起，美国在1837年就曾经发生一次恐慌，随后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都出现规模不等的危机，多数源自银行机构倒闭，随后引发程度不一的金融危机。
美国爆发如此之多的危机，除了经济勃发，更大的原因在于其长期没有类似英格兰银行的中央银行，可见自由放任并不是最佳选择。进入20世纪之后，建立中央银行的呼声开始逐渐加强。1907年，一场大面积危机迫在眉睫，当时美国著名金融家摩根出面，以个人威信力挽狂澜，帮助金融市场渡过危机，避免重蹈1893年危机的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摩根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危机改变世界，美国各界终于达成妥协，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宣告美联储成立。美联储成立不到20年，美国就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大萧条来临，美联储准备好了吗，应对好了吗？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上升，其国内金融危机也开始影响全球。1922—1929年的繁荣投机导致泡沫崩溃，最终，1929年大崩溃成为改变历史的重大时刻。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这既伴随着现代经济的繁荣，也伴随着现代经济蕴含的巨大波动，影响全球最深的危机都来自美国。无论是1929年的大萧条，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在拷问金融进化的速度。
从金融进化角度，大萧条奠定了中央银行的地位，使得其不再安于稳定汇率与通胀，而成为危机中的最后拯救人。对美联储、罗斯福及大萧条，历史学家都有不同解读。我选取了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不同诠释。
进入21世纪，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1929年之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危机不仅有各经济体自身的内部原因，更揭示新兴市场加速参与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但这两场危机的影响都无法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比拟。
从“两房”危机到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从花旗无奈瘦身到美林下嫁美银，从AIG（美国国际集团）危机到白宫拯救汽车巨头……当次贷危机一步步演化为金融危机，世界为之侧目。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被视为亚洲模式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甚至资本主义本身的失败，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理解危机和应对危机一样重要，历史的正义需要时间来伸张，而关于大萧条的解释至今仍旧没有定论。对于金融危机的解释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毕竟下一次危机也许并没那么遥远。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危机而震惊，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雷曼还是花旗等代表性机构，也都在拷问利润追求与经营模式的边界，这更是对银行与证券边界的拷问。1929年的大萧条，正因为银行业参与证券投机狂潮，迫使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合力推动《1933年银行法》，或者《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一法案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中树立了防火墙，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监管自由化狂潮，该方案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最终埋下了十年后的危机。
从金融进化的角度而言，最终埋葬人类自身的只能是我们的贪婪，监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场。梳理中央银行与金融危机的历史，为当下的市场动荡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与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谁又来充当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谁又来监管监管者呢？更好的监管是否等于更严的监管？
3年后，美国金融危机基本出清完成，但对于世界来说危机可能还没结束。当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资本主义。但短短3年后欧洲的福利主义却将欧洲国家拖入债务狂潮。从北欧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到希腊危机，再到“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暴露，欧债危机震惊世界。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病，危机只是其一次激烈爆发的呈现。
债务危机无疑是经济问题在金融层面的反映，欧元区问题根源在于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政策，长久来看，必然面临痛苦改革。福利与效率之间，这不仅是经济的困境，更是民主与政治的困境。
欧洲危机之后，我们终于来到全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的地位快速上升。21世纪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世纪，中国的GDP不仅超过日本，而且从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问题在于，中国是否真的可以安然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毕竟中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曾在追赶过程中领略过金融危机的痛苦。当新的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是否会发生在中国身上？这将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
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四万亿”政策出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GDP为636 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两倍、印度五倍，不仅如此，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水平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世纪真的来临了吗？盛世之下，也有债务危机端倪，一方面地方债务累积，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横生。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去杠杆大时代，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提防债务风险。现代意义的经济，本质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的形式无论是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是房地产，最终的表现是债务；而过多的无效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
走过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进入后疫情时代。维持多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再“保八”，而是进入“L形”增长。
在后疫情时代，“负利率”重新成为全球趋势，数字货币兴起，中央银行更是站在政策第一线。中国下一站何去何从，是美国还是日本，抑或韩国？是转型成功还是金融危机？过剩产能与地方债务纠结之下，中国的风险点在哪里？伴随着贸易战的到来，特朗普与拜登的轮流登场，对中国经济，又意味着什么？数字货币与中央银行的无形对决，又将走向何方？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出发，中国给出一个后发国家最辉煌的成功案例，但是一旦爆发危机，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如何防患于未然？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如果将此时此刻的中国看作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那么厘清未来发展战略之前，认识中国道路的过去与现在更为重要。
三
这都是大哉斯问，我尽量给出分析，而不是臆判，这也是本书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复杂的问题注定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到“埋葬凯恩斯主义”，其实都是历史曾经出现过的争论，无论是1810年的金块争论，还是1933年的大萧条之争，抑或是今天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量化宽松的诸多争议。
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已经是现代经济的新常态，我们不是正在应对一次金融危机，就是在面临下一场金融危机的路上。应对对手最好的方法是了解对手。
哈佛大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长期关注危机，他们通过1957—2013年的100个金融危机案例来观察金融危机的恢复情况，标准就是人均GDP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才可大体判断为一次危机结束。对比历史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恢复结果并不乐观。道德风险、大而不倒、量化宽松、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等弊端仍旧存在；即使中国，看似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的赢家，其实也在应对中埋下债务高垒的弊端。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位置在学术与市场的中间，力图结合历史来解读现实，同时展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我无意把本书变为一本主观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包装成隐含某种美好理念的金融赞歌，更多的是想延续我的思考框架，提供对金融与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给出我认为大体正确而又需要了解的常识。
目前而言，经济学还谈不上失败，但是我们必须加大反思力度。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一场危机，我们最终只会一次又一次悲哀地重复历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学界已经意识到要从金融周期、货币、全球化等角度去审视金融系统(5)，至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独立空间保障。
一些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常识，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银行主义。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伟大的财经编辑白芝浩将其整合在《伦巴第街》一书中。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旧充满争议且不失激进，但也被历史证明其合法性。任何时刻，正确的货币政策都是难题，恰恰正如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公众与精英对于货币政策抱有太多不同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左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21世纪的金融系统无法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旧可以从传统中得到反思与印证。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前总裁安德鲁·克罗克特所言，金融体系不只是为支付结算和信贷活动提供便利的机构，它包含了所有引导实体经济资源达到最终用途的功能，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由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构成，分别是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6)联结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的正是中央银行，其主要管道就是货币，或者信用。
前面说过，金融是不同资本在不同时空的交换与交易，私人之间对应着债务，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应着税收，市场与个人之间则是流动性。当私人债务繁盛时期，国家税收也随之上扬，经济繁荣活跃，但是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无论个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都足以形成泡沫，泡沫之后才是挤兑，之后就是流动性紧缺，此刻需要国家层面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这就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的泡沫都要通过货币，无论泡沫的开始还是幻灭，而作为货币提供者的中央银行，也在一次次危机轮回中，参与毁灭与拯救世界。
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用“印钞者”这一说法来描述中央银行，毕竟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等宽松政策已经给予中央银行很大压力，外界都在指责它们是在免费印钞票。不过现代央行的宽松不等于“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票。所谓“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票，那种做法是让政府财政直接透支央行账户，也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也不是新鲜事，往往是掌权者从过去到现在的古老做法，法币、金圆券及德国马克做法类似，最终结果也类似，就是必然的恶性通货膨胀。至于常规央行的量化宽松等操作，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开市场操作而已，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甚至难以击退通缩噩梦（日本案例可见一斑），并不是公众思维中的“印钞”。
换而言之，中央银行是否在印钞？是，又不是。中央银行确实发行货币在购买国债，但不是公众思维中的肆意发钞。比起关注印钞或者货币数字变化，我们应该思考，印钞给谁花？谁有权决定印钞？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利率的时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际也在模糊，量化宽松走到极致也会面临掣肘，资产泡沫的相关性也令人生疑。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中央银行无比强大的时代，也是货币政策最无惧创新的年代，任何仓促断言多少都有些落后时代。不过，我相信一些基本原则不会更改。此外，有一点需要澄清，量化宽松更应该叫做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基础货币的增加也对应着央行负债的增加，因此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无限量印钞。在法定条件之下，准备金可以无限量地衍生，准备金的乘数效应在今天已经不那么成立，但是银行现在信用的创造不仅在于央行，更在于信贷活动本身，贷款放出的同时创造货币，而贷款回收时货币消失(7)——回顾凯恩斯在货币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三种动机之中，一直很强调投机动机，单单就此而言，凯恩斯的货币观念要比哈耶克更为准确。
全球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之时，各类“印钞”“量化宽松”不仅面临外界抗议，更造成自身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在抗击通胀保持就业的目标之外往往加上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这使得中央银行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与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则面临独立性考验。中国公众对此应该更有体会。未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依赖于公众的信赖与理解，这也符合一个常理，那就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多。
身处多变的时代，中央银行也需要做出改变。以往中央银行及中央银行家被神秘化，不少公众对他们的评价也呈现两极化，要么认为他们无所不能，要么认为他们无恶不作。一名有着20多年从业经验的美联储观察家、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在金融危机之后对人们对美联储的种种误解或神化感到吃惊，“美联储确实拥有拜占庭式的复杂决策过程，但是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也是很简单的事。美联储不是无所不能的经济管理者，它更像是在风浪中努力拖动大油轮的一艘小拖船”。(8)
换言之，在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新一代中央银行应该更加透明。公众支持本来就是一个公共部分的存在基础，中央银行的职能在扩大，中央银行家则需要不断更新其沟通技能，沟通本来就是其未来职责的一部分。格林斯潘时代含混不清的措辞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研究支持中央银行应该更善于“讲故事”(9)——故事是人性的本源，好故事意味着更有效的沟通。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银行决策背景应该更多元，甚至有一天，中央银行家不一定需要是经济学家。
四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揭示了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依赖于经济效率的提升，其背后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中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帝国兴衰，小到个人贫富。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体现为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体系，促进英国从前工业时代崛起、现代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奋斗期间的个体的财富荣誉；另一方面，这种提升鼓励冒险，其结果并非均匀分布，也曾带来大萧条，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中国金融风险累积。
金融是伟大的发明，但金融并非没有阴暗面。首先，金融是人们获取财富的一种方式。财富给人自由，同时会引发社会诸多深刻变革。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与脆弱性对今日社会的诸多面貌，无论是不平等还是阶级对立，均产生了影响。
其次，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接近GDP的100%），很可能给增长带来负面的效果，这也与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相符。(10)
中央银行是现代金融的主线，也是本书的叙述重点。中央银行可以放任泡沫，也可以拯救危机。随着信用经济演进，其定位范围也在衍变，无论如何变化，但始终有维持金融稳定的义务。正如美国前财长盖特纳所言：“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经济繁荣的刹车角色，就像当排队进入高潮要取走大酒杯一样，免得玻璃碎片满地，一地鸡毛。但当金融恐慌气氛蔓延，流动性开始消失，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11)
展望未来，金融除了是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更在于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调节与合作。这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皮凯蒂旋风”，金融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问题难以回避。这是一个严峻到足以决定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受篇幅与题材限制，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或许可以留待以后讨论。
实际上，从中央银行到经济结构，从历史到现代确实构成很多现实问题的要害，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作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12)，因为政治往往充满随机因素。但在现实中，民众尤其是国内民众可能又会过度强调政治因素——折中地看，经济与政治裹挟难分，但任何政策举措本身应该符合或者遵从市场的逻辑。
也正因此，观念始终是构成现实世界进化的关键，金融也不例外。一方面，任何政治学者或者经济学家都不能忽略利益集团，甚至有利益即观念的说法；另一方面，各种观点也开始成为信念之争，这点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国内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某些争论。姑且不论这些名词下面的实质，用更历史与务实的眼光来看金融世界，其本身就有内在规律，而这些规律正是观念渐进的产物。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言，观念也可以超越利益、偏好、世界观，甚至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私利，也是观念的产物。(13)
观念或常识，总是在普及中获得更新与生命力。关于货币与金融的知识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学者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在他构思50年之著作《新伦巴底街》（这无疑是向白芝浩致敬）中所言，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理想标准离现实太远，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居然忘了古老时刻的货币观点，而“这些知识曾是常识”。(14)本书立意在于普及金融常识，力求不故作惊人语。笔者时常认为，一系列财经事件与经济人物背后，离不开其滋生的土壤以及背景，从中亦可一窥金融历史的进化之旅，甚至国家文明兴衰的暗涌脉络。
阅读历史是为了关照当下，金融历史的叙述，是为了当下的反思。本书的写作，最早可追溯至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的触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后金融危机时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历史都不会简单重复。在历史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人性的贪婪与愚蠢，也看到了人类不少聪慧设计以及伟大试错。回首上个世纪，1929年“股灾”引发的大萧条，最终导致纳粹德国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英美艰难联手对抗纳粹之际，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自己的太平洋盟友美国：当它试过一切错误的方法后，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式。这种期待，也是我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期待。
本书在《印钞者》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当然，受限于水平，谬误难免，请多见谅。
徐瑾
2015年5月于上海
2022年2月再版修订
(1) Bernanke，Ben，2007，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s 43rd Annual Conference on Bank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2) Paul Krugman，2009，“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The New York Times.
(3) 《格林斯潘“认错” 》，FT中文网2008年。
(4) Bernanke，Ben S., 2010，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Economics.
(5) Claudio Borio（2012）给予了一些总结与思路。
(6) Crockett，Andrew，2011，“What Financial System for the 21st Century？”，Per Jacobsson lecture.
(7) 关于量化宽松的一些常识，可以参见英国央行2014年的报告“Money creation in the modern economy”。
(8) 参见伊森·哈里斯：《伯南克的美联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 Douglas Holmes，2014a，“Communicative Imperatives in Central Banks” .
(10) 国际机构有一些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某些国家，比如Jean Louis Arcand等（2012），Cecchetti等（2015）。
(11) 参见蒂莫西·F.盖特纳：《压力测试：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12)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也有论文谈过这一话题，参见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2013，“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NBER Working Paper No. 18921。
(13) Dani Rodrik，2014，“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World Views，and Policy Innovation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罗德里克原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现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这篇论文的译文曾发表于《比较》杂志。
(14) 参见佩里·梅林：《新伦巴底街：美联储如何成为了最后交易商》，格致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