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分忧”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但究其根源，组建英格兰银行的首要目的，其实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10)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因为追逐利益是人的本性。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括各色人等，主要是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括一些阿姆斯特丹商人以及犹太人。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具体动机为何，最终的结果是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从更大的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权力的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的重整也至关重要。当时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桩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导致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产生浪费。如此情况之下，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后，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实让当时积累了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是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家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

回看历史，当时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出现“个人自由”等字眼，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的开端。

而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的阻碍，金融业就最为发达。

尽管生来就与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经济之类的央行义务，与“最后一种方法”和“最后的贷款人”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乃在于其客户。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时间延长，并非容易得来，其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891—1944年》中曾不无打趣地将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划分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科德韦尔（Philip E. 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作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作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美联储在官方与非官方定位间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上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就刻下的“特别”印记，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的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19世纪伟大的金融编辑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正是这样一家机构，开创了现代纸币大规模应用流通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