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学概念与发展简史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专门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以及养生防病与康复的医学科学。中医学以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为主体，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交融，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诊疗手段和原创的思维方法。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远古时代的祖先为了生存，在与大自然、猛兽及疾病的斗争中，逐步积累了医药卫生知识和治疗疾病经验。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疾病已有比较深刻而广泛的认识，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和药物治疗知识，为医学规律的总结、理论知识的积累、医学概念的抽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如《左传》多次记载扁鹊、医缓、医和等当时著名专职医生的诊疗事迹；《周礼·天官》记载，周代已有了食医（营养医）、疾医（内科医）、疡医（外科医）、兽医的不同分科；《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等。

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古人已经有了初步“解剖”的方法，并将这一技术运用于医学研究，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主要条件之一。《黄帝内经》提出“心主血脉”，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流行不止，环周不休”，这比英国哈维氏在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早1000多年。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各种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出现各种文化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气象、地理、物候、数学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与医学知识有机联系在一起，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科学技术基础。中医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古代医学家有意识地将哲学理论引入中医学领域，如精气学说（也称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把分散的、初级的医疗实践经验，归纳总结为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医学理论体系。

战国到秦汉时期，相继问世了中医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确立。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主要论述了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诊法、辨证论治、防治原则、针灸、养生康复等中医理论，由此确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是中医理论形成的标志。

《难经》以问难答疑的方式讨论了八十一个医学理论难题，并首创独取寸口和三部九候的切脉方法，首先提出了奇经八脉等名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书。全书收载365味中药，并简要论述了君臣佐使、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多种剂型等药物学的基本理论，为中药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书中以六经论伤寒，用脏腑论杂病，总结了许多常见病证的诊断、治则和方药，创造性地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辨证论治规范，对后世中医临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张仲景享有“医圣”之称。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秦汉后约两千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疾病种类的不断变化，以及古代医学家们的不断总结积累，中医学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

两晋隋唐时期，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都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等著名医书。晋代王叔和的《脉经》在总结前人脉诊知识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内容，详述了二十四脉法，使诊脉方法具体化。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口对口人工呼吸、清创、引流、导尿、灌肠等多种急诊治疗技术，被后世誉为“简便廉验”的方书和实用的“急救手册”。晋代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该书论述了脏腑经络学说，确定了349个腧穴，在针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状及其形成机制的论述达到了较高水平。唐代官方组织苏敬等撰写的《新修本草》，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孙思邈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书中“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专论医德，要求医生做到对患者不分贵贱贫富，一视同仁，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全力救护。孟诜的《食疗本草》是药膳学的第一部专著，对药膳（食疗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两宋金元时期，思想活跃，学术争鸣，产生了陈无择的“三因致病学说”和金元四大家等学术流派，中医学理论有了突破性进展。宋代政府几次组织医官与医学家编制专著，如《太平圣惠方》，是我国第一部政府组织编著的方书，载方16834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788首，是我国历史上由政府编制的第一部成药药典。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编撰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主持铸造针灸铜人两具，开创了经穴模型直观教学的先河。宋代医学分科更加精细，相关著作大量增加。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首创儿科五脏辨证体系，被称为“儿科之圣”。金元时代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如“寒凉派”刘完素以火热立论，用药以寒凉为主；“攻下派”张从正对汗、吐、下的祛邪之法有所发挥；李杲“补土派”重视脾胃；“滋阴派”朱震亨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重要观点，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四位医家被尊为“金元四大家”，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中医学术内容，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进入学科分化与医学集成并存的阶段；《本草纲目》巨著问世，温病学派兴起，中医学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明清时期形成的温病学，是研究急性发热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辨证论治的一门临床学科，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医传染病学的突破性发展。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本不朽的世界科学巨著，记载中药1892种，不仅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知识，而且还广泛介绍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学科知识。叶天士著《温热论》，倡导“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观点，创立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病的三焦辨证方法。

明清时期综合性医书大量出现，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清代张璐的《张氏医通》、程钟龄的《医学心悟》等。由清政府组织，吴谦等编撰的医学教科书《医宗金鉴》，内容丰富，理论清晰，通俗易懂，流传较广。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纠正了前人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某些错误认识，创立了逐瘀系列方。明代设有按摩科，形成了小儿推拿的独特体系。杨继洲的《针灸大成》中所载《小儿按摩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推拿专著，对整个推拿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批仁人志士积极吸纳西方医学成就并有所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如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

三、中医学术现代进展

近现代时期，中医学理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和西医学知识，将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地成立了各级中医临床和科研机构，兴办中医教育院校，抢救整理了名老中医经验，大量地整理出版了中医药古典书籍，制订中医诊疗国家标准和规范，培养和壮大了中医专业人才队伍。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开展中医药多学科研究，在中医药基础理论和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如20世纪50年代中医药治疗乙脑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对肾脏象的系统研究、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的研究、小夹板治疗骨折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针刺麻醉及对血瘀证的系统研究、青蒿素的发现；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突出成果，如砷制剂治疗白血病、毒损脑络、血脉络病理论、醒脑开窍针法、体质分类、组分中药、经穴特异性、治未病理论和方法等。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了青蒿素，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我国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发布，明确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的政策，由此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