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关切：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治政体转型的大趋势和动力因

清朝遭遇西方冲击后内部发生急剧变迁，国际国内力量共同推动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全面整体性大转型成为历史演进主题，在历史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清朝末期社会经济环境中建立现代国家，在古典帝制传统旧制度体系中生成现代性。西方工业商品、资本、军事、知识、思想、观念等外部力量在东亚扩张推动中国内部发生现代性变迁，新兴现代性力量推动现代国家建构，建构路径因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多元性。固有社会政治传统制约着外力冲击下滋生的现代国家建构新议程，国际外部力量和自身内部变迁过程相互渗透与激荡，正如孔飞力所言：“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1]根本性问题（constitutional questions）是建构公共生活的合法性秩序，涉及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个方面，包含三个存在内部张力的根本性议程（consitutional agenda）设定，即扩大政治参与和加强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展开政治竞争和维护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国家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和地方财政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贯穿建构现代国家过程始终。[2]明末面对西方文明东渐，开放吸纳，尚能适应，基督教上帝崇拜排斥中国祖先崇拜，西方的傲倨姿态与中国天下中心观对立带来政治与文化冲突，清初统治者抵制传教，自雍正禁教后走向自我封闭，内部衰败日甚一日。康乾时代人口激增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乾隆皇帝老迈昏庸，权臣和珅借助皇帝权力辐射半径敛财，干预朝政，官僚体系上下贪污腐败，毫无效率，侵夺民财，虚骄的乾嘉盛世表象下隐伏着的重重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嘉庆道光时期全面爆发，王朝帝制解体不可避免。唐德刚先生观察中西方历史演变轨迹后指出晚清大变局是自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型之后的第二次大转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推动下由帝制向民治政制转型。西方的冲击打破清王朝治乱兴衰周期性循环的政治困境，推动帝制政治体系向现代国家转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式，也即是孙中山所主张的以不能分割的文化族群为基础，采取美国民族大熔炉模式融合海内诸族群为一个国族，由文化民族建构而成政治民族。“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2），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命名为‘历史的三峡’。”[3]此种国家转型是不断融入西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从君主专制郡县官僚制的帝制体系转向以民主法治分权为制度安排的立宪政体；经济体系从小农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从国家强于社会转向社会重于国家、制约国家、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

西方的冲击是主要动力源泉，清朝在西方冲击下产生内部变迁动力促进转型。第一动力是决定国运兴衰的政府的目的、政策和制度。清朝统治者旨在维持自身的部族统治特权，开朝就主动汉化，采用满汉二元长官制，满人掌权汉人做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采取自强求富政策，庚子事变之后启动新政立宪，意在克服王朝统治危机，稳定统治秩序。第二个动力是潜在的社会叛乱和革命党暴力颠覆，为剿灭捻军、太平军叛乱，清廷被迫将中央军政大权让渡给地方政治精英汉人督抚士绅，形成督抚专权的外重内轻权力分配格局。孙文的革命党对清廷构成威胁，革命驱逼清廷采取立宪来保证皇位永固、消弭内乱，促进政治体系由封闭转向开放，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府厅州县参事会、议事会及行省谘议局、中央资政院作为参政通道。第三种动力是如何在旧秩序瓦解后的废墟上建立新秩序，在内忧外患的新环境中“寻找一条求生之道”，“探索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倡导引领自强运动的清廷枢臣疆吏恭亲王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率先抛开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消除蔑视外夷和拒斥西洋现代新事物的旧观念，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正视中国积贫积弱虚骄无力的现实，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理念，依照中体西用实用理性思维方式设立同文馆，开办军械所、造船厂，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康梁的君主立宪制和孙文民主共和制主张的共通性公约数是要建立现代国家立宪政体。之后新文化运动要剔除支配着中国人千年生活和思想观念的传统文化负担，要重估传统，输入西化，再造文明。与这些政治社会思想变迁相伴随的是小农经济及其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逐步解体，新兴制造业、船运业、银行业发展迅速，同时以科举制为支撑的士农工商传统社会结构解体，新兴社会势力方兴未艾。正如史家徐中约指出：“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4]本土传统在外部冲击下创造性地转化为促进现代性变迁的内部动力，西方冲击将徘徊在王朝循环往复千年陷阱里面的中国拖进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西方列强在国内受制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力量约束，不能侵犯民权，而在国外则借助民族国家组织形式动员国内力量实行殖民主义，肆意扩张征服，工商业资本受阻就动用军事力量开道。日本遭遇美国黑船扣关后转向学习欧美，模仿德国进行明治维新政治革命建构立宪政体，进行工业革命建立现代工商企业，走上现代化道路，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打败清朝，警醒朝野政治社会精英，推动清末新政立宪变革。地处太平洋岸边儒家文明边缘的日本脱亚入欧，成为列强中后起之秀，刺激中国人急起直追，仿效日本启动预备立宪。政治精英对西方三权分立政治思想与制度结构形成普遍认同的政治变革理念，立宪已然成为政治变革的必然选择。朝廷皇室王公、枢臣、地方督抚疆寄、绅商士庶与新兴知识精英群体均接受西学，苟对世界局势稍有智识，向幕开化者无不谈论新政，支持预备立宪，参与地方自治。革命党人主张推倒满人部族专制统治，建构共和立宪政体民治政府，建立地方自治制度，视地方自治为共和立宪政体的基石，“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5]将地方自治作为训政期间的中心工作，自治为宪政的基础，待地方自治完成后训政才结束，过渡到宪政。

清朝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现代化转型，西方新思潮传播，工商业发展，社会结构分化，现代社会团体组织兴起，沿海沿江通商城市市民社会初具规模，从自强求富走向政治变革，启动新政变法立宪。清朝丧失了亚洲朝贡体系中心地位，放弃华夷之辨观念，接受国际关系平等邦交外交规则，以民族国家的姿态开展国际事务，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中心观下的亚洲朝贡体系相互隔绝时代，中国与西方相互孤立，近代以降，完成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业已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世界凭借工商业资本扩张、民族国家凝聚力、战争动员能力和所向披靡的指挥进攻能力向东亚扩张，清朝在此起彼伏的巨大冲击下陷入内忧外患，被迫从妄自尊大的中心地位滑落到现实世界的边缘。随着西学东渐，新思潮传播，中国先后接受西洋的工业技术和法政知识，发生洋务运动和新政变法，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是建构现代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的开端。一方面是内部政治权力结构崩溃解体，重复发生中央政治权威的周期性坠落，政治权威下移到地方，同时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解体，新兴社会势力不认同清王朝旧制度，清王朝发生累积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是西方新观念的传播和现代工商业的崛起催生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立宪派和革命党政治势力风起云涌。民治政治观念与立宪思潮成为普遍流行的政治价值理念，挑战和取代传统儒家三纲五常普世伦理政治观，树立政治合法性新标准，将清王朝推向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陷阱之中，驱逼朝廷宣示筹备立宪，设计现代国家权力分立制衡的基本政治制度结构，即君主大权统揽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立宪政体，预备国会资政院、责任内阁、法院大理院分别行使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个功能专门化互相制约的国家权力机关并立对峙。预备立宪从改革官制入手，建立机构统一、责权明确的中央现代行政官僚机构，在地方建构行省督抚官厅与司道行政官僚机构，由新改组的提法司来负责筹建和监督地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司法审判机关从地方官府衙门行政机关分离出来，建构地方府厅州县审判法庭，在省城和通商口岸城市建构高等审判法庭。在城镇乡和府厅州县建立官督绅办的自治机关，传统的士绅自治权获得制度化的参政渠道，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谘议局是地方自治的总汇机构和行省准议会，作为法定立法机关与督抚行政机构相对待。间接从谘议局议员中选举资政院议员，建构中央立法机关国会的预备机关资政院。

预备立宪的制度结构设计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变革过程联系起来，互相推动，直隶的京畿地理位置和直隶总督的首要大臣政治权势使得直隶地方政治变革和中央立宪筹备紧密相关，朝廷谕令在天津试办地方自治和独立于官府衙门的司法审判，直隶政治精英奏请朝廷批准筹办方式和制度设计，试办成功，朝廷谕令作为范本推行到全国，直隶政治变迁是清末地方政治变革的典型。天津扼守帝都咽喉，是北京通向世界的出海口，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现代文明最早在天津登陆，是与西方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开新政风气之先，处于政治变革的前沿。直隶总督袁世凯将省会从保定迁至天津，租界林立，华洋共处，现代工商业渐成规模，城市不断扩张，现代性社会团体产生，发展成为北方大都市。直隶凭借地处京畿的地缘政治优势，受西方影响较早，受到的冲击大，变迁也相对较快，天津受各国租界的城市现代化和市政管理模式影响较深，现代化起步较早，新思潮输入，新观念传播。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直隶践行“中体西用”自强理念，兼容中西，模仿西方科技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兴办军事与民用工商业，倡导学习西方“公法学”，编订“交涉刑律”、矿律、路律、商律，学习西方技术和法政知识，运用地方督抚权力和社会资本从体制内开启变革祖宗之法的时代先声，引领时代新风气。义和团运动时期天津被列强联合殖民两年，列国军事司令官委员会建立天津临时政府委员会都统衙门，在天津城及周边乡镇建立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直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受都统衙门时对其治理地方公共事务的绩效颇感震惊，模仿其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实施直隶新政。维新思潮在天津传播，士大夫产生变法图强的观念，在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中，直隶参加者有举子数十人。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在其创办的天津时报《国闻报》连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潮传播四方，成为时代主流思想，人们信奉社会进化论，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励国人勇于变革，投入启蒙与救亡的时代潮流中。天津、保定舆论报刊规模空前，民办报刊和官报并行不悖，并育竞争。民办的《大公报》《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民兴报》《经纬日报》《民意报》等大势宣扬介绍民主与立宪思想，评论时政，译介科学知识，或者倾向君主立宪，或者主张共和革命，启迪民智，改良陋习。民办报刊方兴未艾，以《北洋官报》《北洋法政学报》《北洋官话报》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报刊也势如雨后春笋，不断茁壮。作为思潮和行动的立宪政治变革坐实为制度建构，产生制度绩效，作为思想在晚清同治中兴时期已经粲然可观，作为制度建构过程则肇始于戊戌维新。庚子事变，朝廷守旧派遭受重创，恪守祖制拒绝变法已无回天之力，慈禧太后成为戊戌变法六君子的遗嘱执行人，重新启动新政，变革政教法度，确立“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之舆论”的立宪变革方略，成立宪政编查馆作为总司立宪筹备事宜的策划机构，朝野政治精英依照立宪政体三权分立制衡原理规划设计君主立宪政体的制度结构，在预备立宪时期行政机构官制变革、地方自治、司法审判制度建构是筹备清单的主要内容，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展开。传统政治体系由调适性变迁上升到整体性变迁，走君主立宪变革路径来建构现代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结构和具体制度安排，展现晚清中国在西方强力冲击下自身内部政治体系现代化的艰难起步与曲折展开过程，走出王朝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困境第一步，是传统帝制现代转型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