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主要文献综述

第一节 社会建设研究文献综述

一 社会建设研究的态势

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自此，“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概念开始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报告也一再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在中央的推动下，社会各界围绕“社会建设”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与讨论，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

（一）研究成果的数量分析

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围绕“社会建设”这一话题开展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本书尝试从“社会建设”研究成果的数量分析开始，逐步深入探讨我国社会建设话题的研究态势。由于社会建设研究的成果相当多，同时又考虑到时间和代表性等因素，本书以中国知网（CNKI）为基础，用“社会建设”篇名关键词进行文献搜索，把自2004年以来核心期刊文献纳入分析范围。

通过搜索并筛除与研究不相关的文献，最后获得2004—2012年发表在国内核心刊物上的1196篇文献。虽然在检索过程中只以“社会建设”为篇名关键词进行检索，与关键词和主题词搜索相比较，可能会出现漏选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但篇名关键词搜索对所需内容更为聚焦，仍然可以视为一种抽样统计，依旧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成果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建设的研究成果呈现逐步增长态势，说明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大家重点关切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越来越受重视。从时间序列看，人们从2004年开始关注社会建设问题，到2008年达到一个峰值后稍有回落；2010—2012年，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又继续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见图2-1）。依据时间节点关键事件的推测，这种发展态势可能与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2010年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有关。据此，可以推断这些研究成果正是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学术界迅速响应高层号召并积极开展社会建设研究的重要表征。

图2-1 国内社会建设文献增长态势

（二）核心作者与研究机构

对某研究领域核心作者与研究机构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准确掌握该领域的研究动态，便于洞察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对社会建设研究领域的学者发文进行统计发现，发文数量最多的是太原科学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张永光博士，为13篇；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研究员，各10篇；再次是中共B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宋贵伦，为7篇；复次是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童潇博士，为6篇，最后是李培林研究员、邹农俭教授、严书翰教授，各5篇（见表2-1）。

表2-1 国内社会建设发文前15位的作者

从社会建设研究的发文机构来看，发文排名前20位的机构中发文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为61篇；其次是南京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各25篇，再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21篇；最后是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各19篇（见表2-2）。在这些发文数量前20位的机构中，18个机构是各地高校，1个是研究院，1个是政府机构。在这20个机构中，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显示出了在圈内雄厚的研究实力，稳居各大研究机构前列。另外，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一流智库，他们也从自己的研究擅长对社会建设课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中共中央党校来说，他们研究社会建设更多的是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切入，着重对党的社会建设思想、社会建设理论、社会建设重要人物进行了系统研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社会建设的研究则较为系统全面，从社会建设的定义到社会建设的内容、过程等方面均有涉及。在这些研究机构中，中共B市委是目前国内在社会建设理论研究领域成果颇丰的唯一的党政工作部门，他们多数是对自身社会建设实践的总结，精于理论联系实际。由此可见，首都北京非常重视社会建设，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社会建设方针政策时，善于对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中的成绩与不足进行总结，相对来说，北京的社会建设已经明显领先于其他地方政府。

表2-2 国内社会建设发文前20位的机构

（三）作者共被引分析

在学术界，作者共被引分析（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s，ACA）常被用来研究若干个著者所发表的论文同时被其他作者引证的情况，它通过某一群组来显示著者成果的同被引关系，并以此来揭示各学科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状况与组织结构，进而折射出各学科之间、各专业之间的联系程度和发展变化（邱均平，2007）。目前，国内可视化作者同共被引分析方法所引用的数据普遍是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套录获取。本书基于自身研究需求，用“社会建设”关键词从中国引文数据库（CCD）中得到分析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建设”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群体进行著者共被引分析，进而运用网络分析工具Ucinet 6.0绘制出共被引图谱，用图谱的形式直观地展现出“社会建设”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学者以及他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引文数据库除收录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出版的全部源数据库产品的参考文献外，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揭示各类文献间的相互引证关系。因此，它既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一种交流模式，又可以当作一种评价工具加以有效运用。“社会建设”同被引分析操作过程如下：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引文检索”→勾选“期刊类型引文”→检索项为“被引题名”→检索词为“社会建设”→排序勾选“被引频次”→检索范围勾选“核心期刊”→检索年限选择“2004年至今”，共检索到643条记录，总被引频次为4318次。单篇论文被引前20位的作者共有16人（以第一作者计），引文共计20篇（见表2-3）。

表2-3 社会建设研究单篇论文被引频次前20位的作者

续表

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对表2-3中的16位作者逐一进行检索，得到这些作者在“社会建设”研究方面的发文被引情况。检索程序如下：在“引文检索”中，检索项选择“被引题名”并且“被引作者”，检索词依次为“社会建设、作者姓名”。在检索结果中，人工剔除与“社会建设”主题无关的论文，最终总被引次数在20次之上的前10位高影响力作者被筛选出来（见表2-4）。

表2-4 高被引作者分析一览

在完成高影响力作者的选取工作之后，继而要建立作者共被引矩阵。建立共被引矩阵的常用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相关程序查询出已经被编码的相关文献集合，找出作者两两之间的同被引频次，进而构造出共被引矩阵；另一种是借助具有共被引检索功能的数据库，利用其自带的功能进行在线检索构造矩阵，当前我国具有此功能的数据库主要有中国引文数据库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本书采用第二种方法构建作者共被引矩阵，具体操作过程如下：在中国引文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选择“源文献检索”，在检索项中选择“参考文献”，把待检的两个作者名输入检索词中，并选择“并且”为逻辑关系，经在线检索共得到（10×10）÷2=50组各异的数据，该对称矩阵对角线取该作者和其他作者共被引强度最大值+1来表示（邱均平等，2008）。在构建完成共被引矩阵后，再使用网络分析工具Ucinet 6.0中自带的Net-draw功能对核心作者共被引矩阵进行可视化展示，以便能更清晰地了解把握社会建设领域的学科范式和研究趋势（White，H.D.and Griffith，B.C.，1981）。如图2-2所示，图中的节点大小用来表示作者的特征向量中心度，线条的长短用来表示作者之间的距离，线条的粗细用来表示作者间的共被引频率。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建设研究领域高被引作者前十位中，郑杭生、陆学艺、李培林、李强之间的连线较粗，共被引强度较大，表明他们研究的共性大，研究方向较为相似。其他几位作者的连线较长、连线较细，说明他们之间的共被引强度较弱，研究共性较少，研究方向相似程度较低。

二 社会建设的基本概念

自“社会建设”概念提出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仍然是模糊和混乱的，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基本定义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后，社会建设问题逐步受到各界的普遍重视，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提出了至少九种关于社会建设的表达（邹农俭，2008）。从各种文献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社会建设的真正内涵。

图2-2 社会建设研究作者共被引网络图谱

（一）“三分法”的社会建设

持“三分法”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可以按照“大、中、小”的形式来进行划分。随之，他们认为，“社会建设”也应该有“大、中、小”之分，只是学者对三分的定义各不相同。例如，陆学艺（2008）、景天魁（2008）等就按照“大、中、小”三分法把社会也区分为“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并认为，与社会的大、中、小相对应，其社会建设也有大、中、小之分。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社会建设建设是“小社会”的范畴，它意指我们应当立足于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阶段，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各项相关的建设活动。

与“大、中、小”三分不同，贾建芳（2006）把社会分为“广义社会”“中义社会”和“狭义社会”三种，与之相对应，社会建设也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三分。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社会建设是狭义的社会建设，它主要是指对诸如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问题的解决，来促进整个社会朝着公正、文明、和谐的方向进步，以使人类最终能够实现自由发展与全面发展。而何怀远（2006）则认为，社会可分为“大社会”“小社会”和“关系性社会”，社会建设因时期不同，其概念所指也有所不同，但其理念必然包含四个方面：整体性、结构性、功能性和人本性。

（二）“二分法”的社会建设

持“二分法”的学者认为，社会建设可以从正向和逆向或者广义和狭义等类似的两方面来理解界定。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2008）认为，社会建设的内涵可以从正向和逆向两个方面来理解。正向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指在整个社会领域要建立健全一种机制，使社会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分配，社会机会能够被均等提供，并形成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来调节各类社会关系；逆向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指针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找到能妥善处理这些社会症结的相关实体和主体，并创造新的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弥合社会裂缝，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卜宪群（2005）、张永光（2007）、青连斌（2008）等则把社会建设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他们认为，广义的社会建设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囊括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多个领域；狭义的社会建设则是指一般的社会建设，是除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之外的那部分。孙显元（2006）两分法的社会建设是指总体社会建设与主体社会建设。文军等（2010）把“社会”二分为“大社会”和“小社会”，他所强调的小社会建设是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并列的建设，亦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社会建设。

（三）社会建设的其他定义

除“三分法”和“二分法”的社会建设定义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建设具有系统性，不能简单地“三分”或者“二分”。例如，成伯清（2007）、任春华（2008）等认为，社会建设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至少具有四重含义：一是社会形态上的；二是社会人群上的；三是社会层面上的；四是社会生活上的。因此，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基础设施等内容都可以算作社会建设的范畴。

综上所述，社会建设的概念非常灵活，其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下均会有所不同的理解。本书所讨论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指小的、狭义的、具体的社会建设，是同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建设并列处于同一层面的建设，是地方政府通过制定规划，采取具体行动方案，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三 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

由于人们对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并未达成共识，于是在讨论社会建设的内容时，他们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有些学者从宏观层面来界定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他们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社会服务管理这一狭窄范围，它本身具有更宽泛的内容；而有的学者则从微观的视角来界定社会建设的内容。他们认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像教育医疗、上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这样具体的事情。

持宏观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要从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阶层等方面来进行把握，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陆学艺、邓伟志、严书翰、孙立平等。如陆学艺（2012）认为，如果把社会建设看成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建设，那显然把社会建设的含义理解窄了，把它的范围简缩了。他认为，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部分，其含义和内容是相当宽广和相当深刻的。他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九个方面：一部分是结构建设上的，主要涉及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区等；另一部分是机制建设上的，主要涉及社会流动、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邓伟志（2009）和严书翰（2009）也认为，社会建设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动与调整；二是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政策的建立；三是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矛盾的调解；四是社会事业的发展；五是社会秩序的保持；六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七是社会组织的建设；八是社区的建设。孙立平（2011）认为，社会建设需要进行六个方面的建设，形成六大机制：一是信息获得的机制；二是要求表达的机制；三是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四是施加压力的机制；五是利益协商的机制；六是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李新市（2006）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要注意四大建设领域之间差异性；二是付诸十项措施做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各项工作；三是要注意抓好各项社会建设目标的达成；四是要不断跟踪检查社会体制建设状况。谭明方（2013）认为，社会建设是对社会建设内部四个构成因素的内容进行建设：一是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适应性”进行建设；二是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进行建设；三是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的“共享性”进行建设；四是对成员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进行建设。青连斌（2005）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注重社会结构的调整。邹农俭（2012）认为，社会建设就是要建设“社会”的基本内核，要完善“社会”的基本功能，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建设、社会要素建设和社会基本关系建设等基本内容。王小章（2011）认为，实现“好社会”的社会建设目标，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在理论上澄清自由和共同体这两种价值的关系，它们是可以相互支持而非纯粹对立的双方；二是在实践上要处理好心理、结构和体制制度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问题。

持微观视角的学者认为，社会建设就是要抓好与民生休戚相关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具体内容，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丁元竹、李培林、李强等。例如，丁元竹（2012）认为，“十二五”时期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抓好三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夯实民生事业的基础；二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为群众提供内容丰富的公共服务；三是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系，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营造一个祥和的环境。李培林（2011）认为，当前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基本民生建设、一般性社会事业建设和社会安全三个方面。李强（2010）认为，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是有具体限定的，从大的方面说，是社会服务管理与社会保障；从小的方面说，就是养老、住房、分配、就业、教育、计生这些问题。张永光（2007）认为，社会建设作为一种理论形式有其具体的研究内容，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社会建设的理念基础、社会事业的发展机制、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社区的发展模式、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安全阀的机制等方面。梁树发（2005）、卢卫红（2009）等认为，社会建设的内容有其确定性，不能泛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所有方面，它主要指代社会价值整合、社会事业发展、社会关系调节、社会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等内容。

上述学者基于各自对社会建设的理解对其内容进行了界定，反映了学术界对社会建设内容的认识存在多样性，理解与表述各不相同。但从他们的论述实质来看，社会建设的内容脱离不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事业；二是社会保障；三是公共服务；四是社会管理；五是社会组织；六是社区建设；七是社会结构；八是利益协调。综合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地方政府建设实际，本书所指涉的地方政府社会建设基本内容暂且界定为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动员、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五个部分，有关它们的具体指涉将在后续章节中进行详细阐述。

四 社会建设的思想渊源

在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方面，人们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取向：一种是关注西方的社会建设思想；另一种是关注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还有一种是关注中国现代的社会建设思想。

（一）国外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詹真荣与龙荣波等（2013）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来源、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来源，他们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分配、社会福利与和谐社会的思想。杨少英和李海霞（2012）两人通过对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挖掘，指出我国的社会建设深深地嵌入在整个现代性的大背景之中，通过现代性的视野来考察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徐艳（2008）用全面、系统、理性的视角对弗洛姆的生存哲学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并从对重生存的生存目的及其理论意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弗洛姆生存思想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建设的有益启示，并试图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挖掘其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内核的相通之处，并借此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时显群（2007）通过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考察，指出罗尔斯的法哲学思想作为人类文明和思想智慧的成果，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缩小个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保护贫困社会群体的基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栾丽娅（2012），周小毛、胡守勇（2011），邢荣（2009），王继、王浩斌（2007）等在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建设思想时总结道：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社会建设的逻辑起点，自然环境、人与文化是社会建设的主客体，家庭、单位与社区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场所，而社会控制与社会保障则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杨奎（2006）、袁琳（2011）等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研究，认为他们两人的社会建设思想是内嵌于他们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主题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种种不是的同时也阐明了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构想，而这一社会构想是其关于未来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这种初步的社会建设思想主要包括什么是市民、什么是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公正和公平、什么是社会保障等内容。袁方（2005）、张云飞（2011）等对列宁在苏联时期的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列宁作为第一位把社会主义建设付诸实施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其社会建设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革命主题与建设主题相统一，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追求平等与消除社会差别相统一，实现社会管理民主化；社会福利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将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

（二）中国古代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古代文明历史久远、内涵丰富、数代传承，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历经几千年，在成功与失败的反复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建设智慧。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认真总结和反思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建设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卜宪群，2005）。赵宝新（2011）、宋思伟（2012）、张博颖（2008）、卢运山（2007）、谢树放（2008）等对儒家思想中有关社会建设的内容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儒家中的“仁”“和”“中庸”“义利观”等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智慧。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挖掘、借鉴和弘扬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建设思想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现实要求，也是在孔子思想烛照下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于洪卫（2009）在研究老子的社会建设思想时发现，他的部分思想不无道理。例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我们应当“法自然”，在处理官民关系时统治者可以“无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人际关系时可通过“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处理人们身心关系问题时可以通过“知和”“知常”“知容”等方式来构建平衡，从而构建起和谐社会。梁巧英（2007）对中国道家的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内在特征与“道”的内在规定性是一致的。刘邦凡（2007）认为，我们当下的社会建设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墨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如其“兼爱互助”“交相互助利”“以劳致富”以及重视“科教”倡导“节用”等思想，对加强我国公众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和科学教育观都具有启示作用。王利华（2008）认为，作为古代社会建设纲领的“三才”（天、地、人）理论，虽为古代社会的经验思想，并未得到科学严谨的论证，但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理论体系，对当代社会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发。

（三）中国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研究

中国现代社会建设思想主要体现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的治国方略中，他们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国的繁荣昌盛、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思想。

孙中山向来重视社会建设，重视民生问题，他的社会建设思想品格相当独特，他主政的民国时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核，他的社会建设思想把民生改善作为中心、把分配公平作为重点、把传承借鉴作为手段、把制度规范作为根本、把革新发展作为支撑（邓伟志，2011）。他的大同社会建设蓝图与当今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所谓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既是对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的继承，延续了国人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黄明同，2006）。他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毕其功于一役”，其政治设计的目标与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的（赵立彬，2008）。他关于地方自治、革命程序和均权主义的思想不仅是关于政体方面的论述，其实也深刻体现了他在社会建设方面的考量（李芳清，2012）。

毛泽东领导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在社会建设的目标、实现步骤、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保障与就业、社会稳定与管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正确思想（陈辉，2005）。毛泽东关于社会建设思想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建设理想与目标的设计；统筹兼顾地安排社会建设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建设的方法论；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人的全面解放；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建设等内容（蒋国海，2009）。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改善民生与保障民生是中心，社会管理是基础，社会保障是主体，社会公平是目标（朱小玲，2012）。尽管毛泽东等老一辈的社会建设者离世已经半个世纪，但其社会建设思想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中的平等干群关系，扫除官场陋习，调整社会阶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地利用有限资源；重视农村、农业、农民的各项事业建设等内容都能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理论指导（李学林，2012；张永光，2011）。

邓小平的社会建设思想可追溯到他主政西南时期。当时，邓小平在西南时期为减少社会阻力、恢复西南社会秩序，就曾尝试用就业促进解决西南民生问题、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做法，代表邓小平在社会建设方面的早期思想（李学林，2012）。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基本上源于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其社会建设与管理思想核心和根本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基本路径是创造有利于社会运行的环境、建立健全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运行机制（韦继辉，2005）。包括后来提出的“两个文明”“共同富裕”“和平与发展”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内容（王振民，2007）。另外，邓小平对非均衡发展思想、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社会主义公共关系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也进行了详细论述，他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台阶式跃进”等观点和主张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同样具有重要理论价值（邓磊，2007）。

除此之外，张永光（2012）、陈成文（2009）、蔡孝恒（2008）等对江泽民、胡锦涛的社会建设思想也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们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怎样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大根本问题。

五 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

社会建设理论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目前，国内学者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蕴含着指导社会建设的理论资源，如袁琳、马力昉、周振国等；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是社会建设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如刘少杰、王建民，唐铁汉、李军鹏，潘西华、周晓虹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建设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如严书翰等。

袁琳（2012）认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唯一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二是社会建设的基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三是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然和社会三者的和谐发展。马力昉（2010）认为，社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其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艰辛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理论，同时借鉴人类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的优秀思想成果，并在我国社会建设实践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周振国（2005）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懈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新道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以不断创新，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它们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为构建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刘少杰、王建民等（2006）认为，社会学创建之始就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的建立为根本追求。因此，社会学理论实质上就是社会建设理论，而建设性与反思性则是一直贯穿在社会建设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双重品格。应星（2005）、段华明（2009）等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不太用“社会建设”这种提法，但他们在经济学、政治学，特别是在社会学中拥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如“国家—社会”理论中的市民社会建设；治理理论中的善治问题；全球化浪潮中的风险社会；从现代理论、发展理论到市场转型理论；现代冲突理论中的安全阀机制；等等。唐铁汉、李军鹏（2006），潘西华（2006）等认为，国外学者对社会建设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西方社会建设理论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和反思三个阶段与科学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传统，出现了诸如社会治理、社会冲突、社会风险、社会福利、社会公正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包晓霞（2010）以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为背景，对其中关于社会建设的部分进行了仔细梳理并认为，不管是历史还是现状，也不管是理论还是应用，社会学理论的使命就是为社会建设提供科学知识和思想工具。李萍（2012）认为，西方社会学术界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系统的均衡与协调，为推进社会建设提供了开放式的视角和系统分析方法；社会冲突理论强调社会压制与不平等，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思想基础；互动理论从个体、群体、制度等层面研究其互动模式，为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与推动制度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社会网络理论着重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对主体行为的影响，对我国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实施有着重要启示。周晓虹（2012）认为，中国在推进社会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世界曾经遇到的问题在根本性质上是相似的，因此，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建设具有一定普适性。但是，我们同时也应注意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历程上存在的差异，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应注意两者之间的磨合。

严书翰（2009）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目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建设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继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李曙新、徐修德等（2010）认为，社会建设理论成果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期的背景下，适应体制转轨期和社会转型期的客观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为指导，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前期经验为基础，并且汲取了当代国外相关理论的有益成分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