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我们国家正在推行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相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由此可见，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先秦时代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孕育期与成形期。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煌煌典籍，一直代表着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精髓。《论语》作为我国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英译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意义不言而喻。《论语》的第一个英译本出版于1691年，此后的三百多年间，《论语》在海外的各种英译本不断出现。粗略统计，目前《论语》英文全译本已超过四十个。这些译本是一大笔宝贵的世界性人文财富，对于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有着巨大的可资发掘的价值。

翻译是一种传播行为，在文化交流中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年代久远、文字精辟，又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典籍文本来说，翻译的作用尤为重要。文化依靠忠实有效的翻译得以传播，而有说服力的译本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被普遍地接受和认可，从而获得广泛的流传。说服力的强弱是衡量译本得失优劣的重要标准。因此，从“翻译说服理论”出发，在跨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对《论语》英译本的接受效果展开调查分析，进而探讨影响译本说服力的因素和提高译本说服力的手段，将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同时对典籍翻译的理论和原则也是一项重要补充。

中华典籍对外传播研究（包括《论语》英译研究）在国内虽然一直是翻译研究的一项内容，但直到20世纪末，都不是我国翻译研究的主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海外了解中华文化的需求增加，对于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典籍的翻译与研究遂引起了国内更多学者的重视，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亦显著增加。

通过知网搜索发现，二十年来与《论语》英译相关的文献已有近四百篇。研究内容大体分为如下六种类型：①对《论语》英译的总体性研究，如王东波“《论语》英译的缘起与发展”（《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李宗政等“《论语》英译的当代价值研究”（《管子学刊》2016年第4期），黄邵娟等“我国《论语》英译研究十年现状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12期），等等；②单一译本鉴赏，如钟明国“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外国语文》2009年第2期），李刚等“庞德《论语》英译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魏媛“‘厚翻译’视角下吴国珍《论语》英译研究”（《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等等；③多译本比较，如岳峰、周秦超“理雅各与韦利的《论语》英译本中风格与译者动机及境遇的关系”（《外国语言文学》2009年第2期），赵妍婷“辜鸿铭与林语堂《论语》英译策略对比研究”（《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陈莹“《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与微观变异——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译文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等等；④对《论语》中核心词或重要概念英译方式的探讨，如杨平“《论语》核心概念‘仁’的英译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张政等“《论语》中‘天’的英译探析——兼论其对中国文化核心关键词英译的启示”（《中国翻译》2015年第6期），廉多珍“《论语》中‘君子’英译多样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李娜“文化翻译观下《论语》中概念词‘仁’、‘君子’的英译——以理雅阁和安乐哲译本为例”（《文教资料》2018年第31期），等等；⑤对《论语》英译策略和技法的分析，如王勇《〈论语〉英译的转喻视角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殷丽“辜鸿铭《论语》英译的归化策略分析”（《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王宇弘“《论语》英译修辞策略刍议”（《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3期），等等；⑥对《论语》英译本传播与接受的关注，如陶友兰“《论语》英译海外传播多元化策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19日），谷慧娟“《论语》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3期），等等。

就国外来看，对《论语》英译的研究主要分两大类：①书评。每有新的译本推出，一般都会有几篇评论性文字发表，篇幅比较短小，所讨论的问题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偶见于大众刊物上的书评则主要就思想内容发凡，几乎不涉及学术问题。②译者自己写的综述性文章。不少海外译者在其译本序言中都会谈及翻译背景和翻译原则等问题，但注意力基本都放在翻译本身。

由文献检索结果可见，关于《论语》英译本海外传播和接受效果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包括各译本的受关注度、被引频次，在海外各大图书馆的馆藏情况、阅读量、读者反馈等问题，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调查数据和缜密的研究结果供参考。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髓的《论语》诸多译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状况如何？其接受度和流传性如何？对读者的影响力又有多大？了解和掌握这些信息，进而探讨切实有效的翻译策略，以促进《论语》在海外更好的传播，是一项重要而急迫的课题。事实上，“在现有译作精品的评论研究方面，信息来源的局限和读者反应调查的费钱费力费时，大大地限制了这一方面的实证研究和有根有据的评论。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很难得知外国读者对于中国典籍及其译本的阅读经验和评价情况……设法获取国际上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文本的接受和反应的可靠信息，进一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已势在必行了”（王宏印，2009：6）。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困境，并开始冷静地审视和理性地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评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出版物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效果方面。很多人认为，这一积极、主动、充满热情的对外输出活动，事实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译本在海外的接受与传播效果并不理想。此类图书中，“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的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谢天振，2014）。“如何避免这些双语对照的中国文化经典读本在出版之后被‘束之高阁’或‘无人问津’的命运，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许多，许钧，2016）。

基于当前中华典籍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境以及相关文献稀缺的状况，以21世纪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更积极、更有效地走向世界为背景，本书将尝试调查《论语》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基于实证数据以及“翻译说服论”的相关提示，分析和探讨影响译本传播与接受效果的因素，从而为推动《论语》更好地外译提出若干理论见解与策略建议，在促进译本的接受和流传，塑造经典优质译本方面，给予译者启示。同时，本书也会对《论语》的个别译本展开文本层面的细致分析，并关注特殊的译者群体的共性，以求在主体性方面有所发现。此外，本书的关注点也将扩大到《论语》以外的其他典籍和领域，试图从更宏观的视角，对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进行审视和思考，从而总结相关经验，以资借鉴。

具体而言，第一章从理论的角度探讨翻译与说服的关系，构建起“翻译说服论”的大体框架，作为本书研究的主要理论参考与支撑。第二章着眼于《论语》英译本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效果，一方面基于文献检索了解目前《论语》英译领域的研究现状，说明该研究方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调查与分析，揭示当下《论语》英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继而结合“翻译说服论”展开相关探讨。第三章对几个传教士译本展开分析，并总结它们的共性，阐释译者身份及主体性对译本的影响，并结合翻译背景，讨论译本说服力的相关问题。第四章进一步对明清小品文和汉语新词英译的效果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翻译说服论”的启示，从各个层面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开展提出建议。

归根到底，翻译始终要面向读者，无论译介模式的确立，还是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总是与读者的接受息息相关。译本的诞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完结，而是要在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与理解中接受考验，不断成长，从而走向成熟。需要指出的是，中西方在文化接受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具体而言，“当中国读者易于也乐于接受异域文学，并对阅读原汁原味的翻译作品有所追求甚至有所要求时，西方国家无论在整体接受环境还是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心态上，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关注和熟悉程度可以说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刘云虹，2015）。不同文化间消除隔阂、相互沟通的历程是漫长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典籍的接受同样将经历从陌生、排斥到了解、接纳的过程。翻译是一种历史性活动，译本接受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因此，我们应从翻译历史观出发，充分把握文学译介与接受的发展性特征，深入考察并理性地认识这一规律。

就中国典籍文学而言，当下的读者早已远离作品诞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便是母语读者，对作品的阅读与理解都存在障碍，更遑论异域读者。语言文化隔阂使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被再度强化，这必然给作品的海外接受造成巨大困难。因此，在典籍译介与传播中适当融入易于沟通中西文化、拉近审美距离的时代元素，赋予文本在新的历史时空得以“新生”的无限可能，以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在当前时代语境中更顺利地走向世界，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要素，也应成为一种理性的共识。

翻译始终与时代共生。新技术与新媒体的空前发展给世界文学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新的机遇，文学译介与接受也应体现时代特色、彰显时代诉求。如何结合时代语境，合理采用异域接受者喜闻乐见的鲜活方式引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并“走进去”，形成中外文化之间真正的交流互鉴，同样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就翻译策略和方法而言，译者为迎合受众，对原作改头换面，用连译带改的方式进行呈现，或能吸引部分读者，但也可能造成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曲解与误读，有悖于“走出去”的初衷。翻译是一种选择，译本接受也意味着一种选择。我们必须在保留和传达作品的异质性与尽可能消除文化隔阂、促进交流与沟通之间做出取舍，把握平衡。这是典籍外译面临的又一个困难与挑战。

当下，对译本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展开调研是十分有必要的，它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前工作的成效与不足，进而明确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积极探索具体可行的实施策略。同时，译界与学界都应平心静气，尽量克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以发展的眼光理性看待作品传播和接受中的问题，而不应被“唯市场论”“唯接受论”的论调所牵制。只有不忘初心，面向未来，抱持开放、豁达的态度积极投入、灵活应对，才能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让华夏文明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