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交通运输既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军队战斗力生成和释放的重要保证。全面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既是落实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加速实现富国强军的重要支撑，使命重大且意义深远。

一、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出恰与之同步。作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以新时代为起点，以新时代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的一体化需求为牵引，全面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

（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确立了新起点

进入新时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视野、从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和十八大之后5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不开交通运输的支撑，富国强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同样也离不开交通运输的支撑。

从发展方位来看，是交通运输由“交通大国”迈向“交通强国”的新时代。神舟飞船和“蛟龙号”载人深潜器，使中国人实现了上能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梦想；北斗导航和风云卫星，让我们拥有了太空中的“千里眼”和“精算师”；C919首飞，实现了国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遥感技术通过军民融合示范项目的牵引，现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领域；交通基建、船舶建造、高速铁路等已成为中国交通的名片。当前我国交通运输在基础设施规模、运输保障能力、科技创新水平等诸多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建设交通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指引下，我国整体迈进“强起来”的新时代，交通运输也将走进建设交通强国的新时代。

从发展阶段来看，是交通运输由“适应发展”迈向“引领发展”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交通运输一直都在追赶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先后经历了“瓶颈制约”到“总体缓解”，再到“基本适应”等发展阶段。新时代，交通强国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强力落实，进一步强化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动力，将加速推进交通运输领域进入“适度超前”“引领发展”的新阶段。

从发展方式来看，是交通运输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是由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决定的。随着时代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建设需要更为快捷、高质、高效的交通运输保障，在交通强国和军民融合目标指引下，交通运输领域发展方式正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从发展空间来看，是交通运输由“国内发展”转向“全球拓展”的新时代。这是服务国家海外利益、服务政府关于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适应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迫切需要，也是交通运输军民融合发展、建设交通强国的必然要求。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内发展，还要放眼全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谋划构建全球运输供应链和保障链，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确立了新方向

大国崛起，成于经济和军事的协调；大国衰败，败于经济和军事的长期失调。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配置不均衡、产业之间不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匹配是发展中常有的难题，在各种重大关系的协调中，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问题则是重中之重。经济建设以国防建设为保障，没有强大的国防，国家的安全稳定得不到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受到干扰或打断；国防建设以经济建设为支撑，但国防投入过高，则会因过度挤占经济建设所必需的生产性投资，同样也会阻滞现代化进程。

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是采用战争“原罪”的方式化解这一矛盾。即通过工业化建立强大的优势军队，对外发动战争，抢夺殖民地，掠夺资源，获取战争赔款，输出商品和资本。如法国拿破仑时期的“以战养战”政策、英国的殖民地扩张等。直至当前，美国仍旧挥舞着战争大棒，四处侵略和掠夺。但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和形态，囿于国际法制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认知，都不可能再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我国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注定不会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侵略扩张的道路，同时还要适应国家安全需要，坚持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建设能够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主权和独立、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军队，积极应对新时代各种严峻风险和挑战。对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的，“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时，“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期的时间里，“军队要忍耐”有力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站在我国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军队补偿性建设已取得成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以和平建设的方式，实现经济系统与军事系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新质战斗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跃升，是深入探索实践当代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一次重大飞跃，超越了西方大国崛起的逻辑，走出了一条富国强军的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各行业、各领域均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由粗放型军民融合向集约型军民融合转变，实现助力强军与引领行业领域发展的双重效应。

交通运输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领域、现代化的国防”。直到1964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领域”才被“科学技术现代化”所替换，但交通运输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支撑作用从未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以保障战争为重心、“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为重心，到改革开放初期以保障经济建设为中心，交通运输领域建设发展围绕的重心多次发生转变。虽然一直坚持军民结合、军民两用的原则，但由于长期受生产力条件限制，交通运输领域在军地协调、军地保障方面也出现了诸多矛盾和问题。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确立适时且必要，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民用交通运输领域从属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本质上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问题。交通运输领域具有天然的军民融合属性，如民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技术和服务，相对于其他领域，更易于转化为军用，产生军事效益，同时交通运输领域长期以来的军民结合实践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交通运输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应走在各行业领域军民融合实践的前列。

从交通运输与其他经济领域及国防建设关联的角度来看，交通运输面对着多重需求，如保障经济民生领域发展的需求、助力强大国防交通的需求、助力军队战斗力生成和释放的需求等。在交通运输功能上也对应形成了民用交通、军事交通等分类，进而形成了不同保障对象在建设、资源、技术、服务、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就是要弱化和消除“保障重心”，求同存异，能融则融，能合则合，实现需求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应用及保障一体化，最大限度地实现集约高效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方式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农业和半工业化社会步入工业信息化社会，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实现了小康社会建设目标，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了西方国家数百年才完成的任务。但持续高速的发展，部分压缩在短暂时间域的深层次矛盾，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协调、不均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文化、国防、交通、生态环境等领域建设的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出，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功能，同步解决国防建设相对滞后和经济社会协调、均衡、持续发展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完善，已具备世界上门类最为齐全的产业体系，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在诸多领域的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亿，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全国GDP的50%以上，市场规则规范日趋健全，金融税收体制不断完善，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运行关系愈发顺畅。这些现实条件，是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依托。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为推进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提供新动力。从市场经济作用于交通运输发展的规律看，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交通运输也就越发达，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最为发达，资源充足也就更能够推动军民融合的发展。同时，军民融合的水平越高，也能更好地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我国的船舶制造业之所以能够位居世界第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军用船舶制造军民融合几十年的持续拉动。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将更多地保障需求交由市场和社会去做，会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巨大的市场内需潜力，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运用市场手段优化军地资源配置，成为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方式。市场经济具有要求“融合”的天性，内在的要求打破各部门、各领域封闭发展格局，而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则是要打破军地二元化发展格局，两者具有主客观的统一性。在国家军民融合政策的引导规范下，遵循市场规律，依托市场各类主体，采取市场化手段调节交通运输军地需求和供给，是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主体流程和方式。

二、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基本内涵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中的“军”是指国防和军队建设，既包括国防交通设施、国防交通保障队伍、军事运输、交通运输动员、国防交通法规、战时交通保障等，也涵盖交通运输领域所能影响的武器装备、国防教育、国防科技等内容。“民”是指民用交通运输，重点是指交通运输体系中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紧密相关的领域，包括民用交通运基础设施、民用交通技术、交通运输工具、交通运输服务、交通运输人才培养等。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紧紧围绕富国强军目标，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强军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国家主导，将交通运输领域的建设发展置于国家军民融合发展体系中，注重军地交通运输领域的建、用融合共享，发挥市场作用，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优化军地交通运输资源配置，实现交通运输资源效能最大化，实现军地交通运输保障能力跨越发展，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兼具理念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双重内涵。就理念范畴而言，军民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思维，即将这种开放共享、双向转化、统筹配置、体系优化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军地交通运输建设和应用全过程，把军民融合作为战略指导确立起来。就实践范畴而言，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质上是一个体系构建、体系功能发挥的持续过程，即将军地交通运输一体筹划设计、一体建设管理、一体使用的工作要求落实到具体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域。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本质是资源的跨领域配置。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总资源是有限的，经过国家资源在经济和国防两大领域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后，交通运输领域和国防交通领域各自所能支配的资源数量进入资源跨领域配置环节，即军地交通运输领域的通用性资源在两大系统之间的跨域配置，这个环节就是军民融合的作用过程。交通运输领域资源的跨领域配置可有效降低国防交通运输建、管、用成本，缓解国防交通运输资源配置的不足，也可将过度配置的国防交通运输资源通过跨领域“渗透效应”再配置到经济领域当中。因此，作为一种调节机制，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实质上是将军地交通运输体系联系起来的有效机制和管道，从而造就了两大体系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能力共用的双向互动、兼容发展的新常态。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质上是跨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问题。通过在该领域的军民深度融合，打破原有的军地分割的二元体系结构，改变由政府全程包办的军队交通运输资源供给模式，构建由军地交通运输一体化需求为牵引、国家主导、市场主控、多元主体平行参与的全新领域发展体系，是对交通运输领域的全要素、全领域、高效益融合治理。

全要素融合治理，旨在通过将军地交通运输同类重叠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一体化的军地交通运输体系。强调通过对军地交通运输管理机构及职能的重置，实现管理主体的归一化；通过市场的引导和功能培育，实现交通运输军民融合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通过军地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需求和建设标准的融合，实现交通运输网络、交通运输设施军地功能一体化；通过军地交通运输装备技术和标准的融合，实现交通运输工具军地保障一体化；通过军地信息技术和标准的融合，实现军地交通运输信息管控一体化。

全领域融合治理，旨在将交通运输领域所有行业、所有业务均纳入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体系中，实现铁路交通运输、公路交通运输、水路交通运输、航空交通运输、管道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军民融合，实现交通运输规划、交通运输法治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科技、交通运输教育、交通运输服务、交通运输信息、应急交通运输保障等业务的军民融合。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重点指向提高国防交通支撑能力、军事交通运输保障能力和交通运输动员能力。

高效益融合治理，强调军地交通运输效率和利益的通盘考虑，注重军地通用技术的军地共研，注重通过市场机制提高民参军的积极性，注重军地信息的共享共用，注重交通运输领域重大投资和重大项目的军民融合效益评估，注重服务保障和组织协调的高度顺畅，追求的是交通运输领域军地技术转化、军地投入产出、军地服务保障及组织协调的高效益。

三、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大意义

坚定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对于提高军事交通运输能力助力强军、保障国家经济高速高质量发展、保证“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实现强军兴军伟业的强大支撑

新时代党的强军目标，就是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做好“五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同时，经过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部队编制更加精干高效、贴近实战，机械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对军事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保障、物流服务等方面的质量、数量、时效要求也进一步提高。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采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强化贯彻国防要求，突出重要战略方向、重要战场空间、关键支撑保障要素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建设对军事需求的支撑保障能力，促进物流基础设施军民共建共用，增强军事交通运输的服务保障水平，实行交通运输工具军民一体化标准，完善交通运输动员体系等措施，将极大提升军队战略投送、远程机动能力和国防交通保障效率。另一方面，军队将交通运输相关建设、保障置于民用交通运输领域和交通运输市场，有利于军队节省人力物力，提高军费使用效益，同时也可将军队的主要精力聚焦在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方面。当然，交通运输领域的军民融合不限于此，交通运输新技术、新产品，也可以转化为部队的武器装备，成为强军的重要支撑。

（二）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等问题，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冲击加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必须从供给端发力，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创新型转变。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充分发挥国防交通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应和拉动效应，把军队诸多交通运输自我建设、自我保障的事交由交通运输企业去做，使军队的资源需求不断向市场注入，必然形成交通运输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将军队优质创新成果和技术向民用交通运输领域的开放共享，催生出民用交通运输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将持续激发交通运输创新活力，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在军队强军变革征程中，交通基础设施、装备器材、运输服务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将不断拓展，如军民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必将为交通运输领域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集群经济和产业变革，根治军地重复建设所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现象。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有利于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支撑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战略意义。

（三）新时代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保证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国家利益进一步向周边和全球拓展。在此过程中，海外利益面临的安全风险也日益复杂严峻，海外人员遇袭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时有发生。维护我国海外利益、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快海外基地和海上安全通道建设，并以军事力量“走出去”为支撑。

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以“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枢纽国家为重点，在保障海外企业、机构交通运输需求的同时，推进海外军事保障基地、舰艇补给基地等枢纽配套建设，有利于推动海外军事力量布势与全球经济布局的紧密结合。在利益攸关国际战略通道和周边交通设施、能源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预置军事功能，有利于在发生紧急事态时，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应对。另一方面，交通运输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加快建立军民一体的交通运输动员机制，有效形成域外应急保障体系，在紧急情况下通过高效实施交通运输动员，快速聚合和释放动员潜力，实现海外利益维护力量、行动的军地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