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致良知学，教传之基

第一章 致良知哲学

第一节 引言

《传习录》是体现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重要文本；书信是中国传统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特点是比较能就某一问题展开集中论述，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都是著名的师生问答函书。函书亦为王阳明“致良知”之教重要方式。《传习录中》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答顾东桥书》《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二书等八篇，其中的《答陆元静》《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等五书为答门人问之作，王阳明于此集中阐述了他的“致良知”哲学，是为其“致良知”哲学教。

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回答“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数说，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的质疑时，以自己格物致知和朱熹的不同，简明扼要阐明了“致良知”哲学。他说朱熹的“格物”说是通过“格物”以“致知”，是向外物求其定理（外物的知识），这是将心和理分为二物：“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而自己的“格物”说顺序恰和朱子相反，是“致知”而“格物”：“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此处王阳明所致之“知”是“良知”，是心之本体，是天理，不同于朱熹外物定理（知识）之“知”。朱熹的致知是目的论；王阳明的致知是“致良知”的工夫论，而“格物”即“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才是目的和结果：“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这样一来，在心与理关系的起点上，王阳明与朱熹析心与理为二不同，认为心与理为一，“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此处，王阳明“致良知”的三个逻辑层面已很清晰：良知是心之本体（天理），致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是工夫，格物（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