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王守仁（1472—1529），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故称王阳明。他是我国明代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对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在哲学层面，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行是行动，知行合一是良知指导下的务实行动，这被王阳明称为“致良知”，也即他影响巨大的“致良知”之学，也即通过教传而影响巨大的“致良知”之教。下对学界关于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研究现状做考察。鉴于篇幅，考察对象限于主要专著，而不再详于论文。在分科之学大氛围下，学界关于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研究的主体是哲学视角，这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海外汉学家那里是共同的表现。下从文、史、哲等学科视角分类介绍。

第一类，是径以书名点明哲学研究视角者，有蔡仁厚先生的《王阳明哲学》、陈荣捷先生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陈来先生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钱穆先生的《阳明学述要》、杨国荣先生的《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张新民先生编撰的《阳明精粹》等。第二类，以研究阳明学和儒道佛关系称名出现者，有陈永革先生的《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刘宗贤、蔡德贵先生的《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朱晓鹏先生的《王阳明与道家道教》等。第三类是以“阳明学”命名者，有吴光先生的《阳明学综论》。第四类是阳明后学地域学派研究，有钱明先生的《浙中王学研究》、吴震先生的《泰州学派研究》、徐儒宗先生的《江右王学通论》、陆永胜先生《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等。

再者是史学学科视角。首先是文献整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先生编《王阳明全集》为学界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王阳明著述散佚严重，束景南先生历三十年，穷古籍万余种，梳剔爬抉，探赜索隐，成《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使王阳明诸多沉入故纸的文献复为世睹。王晓昕等先生的《王文成公全书》以《四部丛刊》影印之明隆庆谢廷杰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可与他本对读。其次则为传记性著作，有张祥浩先生的《王守仁评传》、董平先生的《王阳明的生活世界》等。

王阳明固然是思想大家、哲学大家，但也是文学大家，清人徐元文以“醇而肆”评其文风，以其文章成就可上承唐宋八大家、凌轹明文诸家。当下学界，关于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文学视角的研究，有华建新先生著《王阳明诗歌研究》，该书紧扣王阳明作为心学家诗人的特色，阐述“致良知”思想与诗歌创作成就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是诗歌研究，而从他体文章如辞赋、记、序等文本入手研究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成果不多。

务必指出，吾师束景南先生历十余年精心结撰的《王阳明年谱长编》，则是以王阳明人生历程为经，综合各学科研究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力作。该书已于2017年12月出版面世。

对上诸位先生著作考察后认为，王阳明“致良知”之学之所以影响巨大，根本上的教传之功不可不引起关注。而以文本为切入点进行文本细读，在哲学基础上以“致良知”教传为对象研究其“致良知”之教，当下学界成果尚不多见。这给本书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

二

回到王阳明自身，就“致良知”之教来说，他本人高度重视，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并于正德十六年（1521）五十岁巡抚南、赣，平定宁藩朱宸濠之乱后举起“致良知”之教旗帜，“揭‘致良知’之教”。

当时情景，《年谱》交代：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发叹。九川问曰：“先生何叹也？”曰：“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九川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又曰：“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间语友人曰：“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曰：“连这些子亦无放处。”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

虽然王阳明正式举起“致良知”之教旗帜是在五十岁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平定宁藩朱宸濠之乱后，但其“致良知”精神之悟得却是在谪官龙场时，有关于此，王畿《刻阳明先生年谱序》有“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钱德洪《刻文录叙说》所引王阳明自己的话：“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更是明确了这一点。故而，虽然说他五十岁在江西才举起“致良知”之教旗帜，但龙场以来的教传活动实已贯穿“良知”精神，亦当为其“致良知”之教，这为王阳明去世前二年教育儿子王正宪的家书言明：“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关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其高弟子钱德洪在《阳明先生文录序》中曾给予总结、归纳。钱德洪先从教育发展史角度将教育分为意教、政教、言教三类三阶段：“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意教是最早的，是太上之世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欲未涉，圣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陈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会，不逆于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之谓意教。”这一时期人民淳朴，不需要采用立法、行政，以及谆谆教诲手段，只要用意会的方式即可达到人与万物和谐状态，这是意教，其所指，大概是黄帝、唐尧、虞舜时期的情况。到了中古之世，人们变得“聪明”起来，此时再以意教的方式是不合时宜了，于是就制定了法规作为人们行动的准绳：“中古之民，风气渐开，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圣人者出，则为之经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于政化之中，各足其愿，日入于善，而不知谁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这就是“政教”，大概指的是夏、商、西周时期情况。东周以降，法度崩溃（礼崩乐坏），圣王不作，各诸侯国君已经不是最高道德标杆，失去了为人表率的资格。“自后圣王不作，皇度不张，民失所趋，俗非其习，而圣人之意日湮以晦，怀世道者忧之，而处非其任，则哓哓以空言觉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于是诸子百家各立其说，各行其教，这就是“言教”。钱德洪认为，从意教经政教而至于言教，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每况愈下了。他这样说是为引出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做铺垫：“吾师阳明先生蚤有志于圣人之道……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王阳明“致良知”之教是业已沉潜的古圣之教的重见光明。“如其有闻也，则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当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习所不能湮，异说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证而自得之耳！”“良知”之教超越古今，其方法论是证明于自己的本心。

今人关于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研究成果，牟宗三先生的《王阳明致良知教》可为代表。该书分九章：第一章，致知格物穷理尽性；第二章，知行合一；第三章，致知疑难；第四章，良知与中和；第五章，工夫指点；第六章，何思何虑；第七章，对越上帝。从取材看，该书文献全部来源于《传习录》中的“致良知”之论。从方法论看，则是关于王阳明“致良知”教的解释学，表现在行文体例上，是先列《传习录》中关于王阳明“致良知”教的某一节文本，然后以“案语”式己说展开解释。就这七章内容看，该书名为“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其实质仍然是关于“致良知”的哲学研究，包括良知的本体与工夫等逻辑层面。现以第一章“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为例，以示牟先生关于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的文献来源、解释方法与哲学内容：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案：良知本明，知是知非。良知是个起点。良知之外无有起点，此直指玉连环而为可解之窍也。良知既是个起点，故不得“复”而待“致”。致者至也，充也，推也，通也。“复”是致以后的事，或从致上说。非良知全隐而待复也。如全隐而待复，则能复之机何在耶？是则良知不可为起点矣。如复之机即在觉，则觉即良知矣。是复之机即良知之自己，则良知固不能全隐也。是以复在致字上说，乃属致以后者。复者致其本有之良而充其极耳，全显之谓也。既致其良则必先有良而后可致。是以良知为起点，不能全隐而待复，故致良知者皆必以当下一念为入手。无论交引日下，下至何极，而必随时有一念之不泯。捉住此念，不要瞒它，不要曲它，则以前之种种交引便一齐刊落。才动即觉，才觉即化。一念回机，俨同本得。虽有此一念不不泯，而若瞒之杂之，则终于交引，所谓不能致也。不致则不复，离禽兽不远矣。

不难发现，牟宗三先生该书内容并未涉及教传实践。这为本书预留了研究空间。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从《传习录》之外的辞赋、诗歌、散文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等元文本入手，从感性的诗意栖居视角，考察其形成、发展以及动态教传，全面多维立体研究“致良知”之教，国内外学界尚无专门成果。有鉴于此，在前学基础上，就王阳明“致良知”之教进行研究，是本书的内容。

三

本书采用内部外部结合方法开展研究。内部：直奔《传习录》、王阳明自己的辞赋、诗歌、散文以及其他历史文献等元文本，采用文本细读法得出他“致良知”之教的相关结论。外部：采用历史学视野、哲学解释学方法，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为基础，结合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文学创作活动、家庭生活和教育教学活动，以及他去世后的门人后学弘教还有邻邦教传，全面多维立体研究他的“致良知”之教。结构上，静态动态结合、历史逻辑结合，分四篇二十章。

第一篇共五章。第一章通过文本细读《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等三篇解答门人问学良知的专论良知之学书信，探讨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哲学根基，这一哲学根基包括良知本体论（含体用之辨）、“致良知”工夫论及其所达成效用的境界论。第二、三章探讨王阳明“致良知”学的建构，从经学建构（第二章）、辨别朱子发明象山（第三章）两个方面考察，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环节，是以儒家圣学为本体建立起来的。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还体现在他热心为书院、学校的修建作记文上，他的这些书院、学校记，一脉相承于宋以来儒学大家张栻、吕祖谦、朱熹的书院思想，不仅记录了书院、学校的修建情况，而且重点阐述了“致良知”这一根本教育动机。在《万松书院记》中，他提出了书院教育补充学校人格教育不足的功能——“匡翼学校之不逮”的观点；尤其《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和《重修山阴县学记》，更是他一生儒家圣学思想的总结，因为二者甚至是其“致良知”心学的专论。这是第四章的内容。王阳明辞赋作品中蕴蓄的心路历程，内存一个“致良知”旨归线索。这些辞赋感性再现了他纠结于佛禅、庄仙而终归于儒圣的心路历程，此由其正当揭“致良知”之教时创作的《思归轩赋》中“归而养亲”“归而传道”倾向可以的见：“归而养亲”为儒家价值观，“归而传道”所传之“道”无疑是“致良知”之道，这是第五章的内容。

第二篇通过细读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的诗文，研究他“致良知”之教的动态形成过程，包括第六、七、八三章。第六章王阳明以“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的“一体之仁”为“明德”，又说“良知即明德”，而他贬谪历程中创作的《吊屈平赋》《何陋轩记》《瘗旅文》等，先后寓托的贬谪、教化以及“一体之仁”情怀，恰是他走向良知情怀的演进。王阳明是理性的哲学家，也是有情感血肉的个体，从心态学视角研究发现，自京华谪来此蛮荒之地，他有着忧愁幽思的贬谪心态，但又有着根本于儒家圣学的达观心态，二者和事功心态共同体现着“良知”精神。本书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一致的，第七章即为就此内容的研究。谪居龙场期间，王阳明不仅实现了“致良知”之学的悟得，还形成了“致良知”之教思想体系，这是本书第八章的内容。“龙场教育四篇”指《何陋轩记》《教条示龙场诸生》《象祠记》和《重刊文章轨范序》四篇文章，四者分别蕴蓄“居夷何陋”、教育“纲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和“圣贤与科举教育可统一”等教育思想，而这四篇文章不止于理论的阐发，还有亲践和实例的验证，四者不是彼此割裂关系，因有“致良知”精神贯穿其中。

本书第三篇计五章，分类研究王阳明“致良知”教传情况。“家族教传”从家教视角考察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他将文字写在扇子上以时时提醒、教育儿子王正宪要立志做圣贤，教育诸弟要立志做圣贤；他对侄辈们也是这样要求的。王阳明的“致良知”门人教传尽管在弘治末年居京师就已开始，且在赴谪途中有过化的特点，但规模化正规化开展则是起于龙场时依托龙冈、贵阳二书院；从游日众是在滁阳期间；高潮则是五十岁揭“致良知”教后归越至征伐思、田前的六年。世俗教传讨论王阳明以俗信神仙为虚妄，真正的神仙是儒家圣贤一脉相传的良知精神，对象是龙场问神仙的百姓，还有当时文学大家徐祯卿；以良知与世俗的体用关系，即良知就在世俗之中的理念，教育了“真世俗”而欲远俗的毛拙庵；并有“谕俗四条”关于世俗教育的理论建构。“郡县治，天下安”，乡邦教传也是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重要体现，巡抚地方时，他认识到“平山中贼易，平心中贼难”，于是在动用军事手段的同时修书院、学校，亲制规约，聘请师资，撰写教学大纲，开展“致良知”之教。

第四篇为王阳明“致良知”后教研究，计七章。第十四章通过考察王阳明辞世后人们对他的吊唁与祠祭，再现他“致良知”之教的效果。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征伐思、田返归途中，卒于时南安府青龙铺，据程煇《丧纪》，榇归路上，为王阳明“致良知”之教所化的门人、民众、各级官吏，迎榇吊唁者不计其数。据《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四年（1535）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全国阳明祠与阳明书院建有三十所许。王阳明的辞世不代表他“致良知”之教的结束，因其门人进行了广泛承传。承传重要方式之一，是整理他的文本，包括语录、文录、年谱、全书的同时，在序跋文中发表自己的见解，本书第十五、十六章即为就此的研究。再者，分门别派以承学教也是传统中国承传先贤之学的重要方式，就王阳明来说，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其门派以地域分有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七派，以亲炙且成就较大的门人为考察重点，以点带面勾勒这些学派的“致良知”之教承传情况，为本书第十七、十八、十九章之内容。第二十章研究王阳明“致良知”之教在日本、朝鲜的教传情况。关于教传日本，为他自己的《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一文所证，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日本阳明学开山的中江藤树阳明学；自金世弼到郑齐斗，王阳明的“致良知”学在朝鲜进行教传。

四

下为本书主要观点和学术创新。

主要观点：1.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固然是哲学，但其产生影响却是通过教传方式，是为其“致良知”之教。2.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根本是儒学，此为其通过重释儒家经典、辨别朱子学、发明陆九渊心学以实现建构所证明。3.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动态体现为贬谪龙场悟得“良知”精神、对滁阳教人静坐的反思，直至于平定宁藩朱宸濠之乱后揭“致良知”之教的形成过程；其后，则表现为门人后学的承传以弘教。4.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也不仅是理性的思辨，还是其诗歌、散文、辞赋创作的诗意栖居。5.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以实践体现着“知行合一”精神，其实践表现为家族教传、门人教传、世俗教传、乡邦教传等。6.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门人后学弘教表现为，祠祭、建书院讲会以弘教，编刊文献以弘教，分门别派以弘教，等等。7.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还及于日本、朝鲜等邻邦。

学术创新：其一，以“致良知”教传即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为内容，拓展其“致良知”哲学的研究空间，并将日本、朝鲜阳明学纳入“致良知”之教体系；其二，从辞赋、诗歌、散文等文学文本入手进行文本细读，研究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诗意栖居；其三，突破静态研究现状，以形成、反思到最后揭“致良知”之教，还有门人后学弘教以及邻邦教传，动态展现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16世纪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王阳明首先属于他那个时代，但同时又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甚至属于全世界。其“知行合一”精神以及“致良知”之教的博大精深内涵，直到今天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