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程不可量也

9岁时，祖父梁维清便要求梁启超前往广州去考秀才。

家庭的厚望，乡人的厚望，都化作无形的重担压在梁启超稚嫩的肩膀上，他无法隐藏自己的怯意。祖父则意气风发地劝慰他：“梁氏后生，岂是他人可比？”

他只得从命。祖父看出了他的忧虑，换种语气劝慰道：“考不上也无妨，梅花香自苦寒来，可再读再考。”

这次，梁启超名落孙山。

虽然有些失落，但考场上一同赶考的学子、来回逡巡的考官，对梁启超投去的惊奇又敬佩的目光，使梁启超的信心有增无减。

1884年，12岁的梁启超再次应考，中了秀才。

他深得主考官、广东省学政使叶大焯的赏识。谈话期间，梁启超乘机向他为祖父求了七十大寿的贺寿书文。

童子秀才、三品大员的贺寿书文，寿宴那天，全村像过节一样热闹。村人一个劲地感叹：“梁家要发达了！”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深造。

学海堂是专为秀才设立的读书场所，学成之后再考举人，一旦中举，便可以参加会试。对于幸运者来说，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几乎意味着唾手可及。

五年苦读后，17岁的梁启超于1889年参加广东乡试，以第八名的成绩中举。

主考官李端棻看过梁启超的卷子后，油然而生一股赏心悦目之感，按捺不住地说出一句“其前程之远大，乃未可量也”，欣然决定将妹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一对新人于两年后在北京完婚。

与此同时，另一个人却因上书不成，应试不中，悻悻地回到了广东。

一个偶然，将这两个人牵连到了一起，引起此后数十年的难解难分。

这一天，同为学海堂高材生的陈千秋前来拜访。畅谈之间，陈千秋以一种神往的口气向梁启超提到了一个人——上书请求变法的“南海康先生”，并兴奋地表示“吾与子今得师矣”。

梁启超听闻，“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迫切地想要会一会这何方神圣，一试深浅。

1890年，梁启超赴京会试（中举后次年可参加会试），不中。返回时，他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接触到了《瀛寰志略》和几本上海机器局翻译的西书，眼界大开。这时他又想起了陈千秋口中见多识广的“南海康先生”，便决定拜访一番。

在陈千秋的引荐下，他见到了传说中的康有为。

此时的梁启超刚满18岁，已经是举人、少年“老爷”了；而眼前的康有为已逾33岁，却还只是个秀才，一个老“监生”。

康有为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了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康有为是该称他为“前辈”的。

梁启超以举人身份主动请见当时还是秀才身份的康有为，可见他没摆这个谱，但是他的心里难免有点沾沾自喜。

落座之后，康有为凭借他丰富的阅历、融汇中西的知识、“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忧愤，讲出了一番“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般惊心动魄的言论。

梁启超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他惭愧地意识到之前所学不过是应付科举的敲门砖，根本称不上学问。

一番权衡，梁启超当即决定“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梁启超以举人身份拜当时还是秀才身份的康有为为师，这举动本身就是不同凡响的。

从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是把真才实学当作人生追求的，这样的求学情怀伴随他终身。

这一点，在他后来力荐陈寅恪的事例中也得以彰显。

在陈寅恪成为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的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前，他还是个“既非博士，又无著作”的青年海归。

梁启超向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他时，曹校长很是为难，“既不是博士，也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颇有些气恼，回道：“论文凭，我也没有博士学位。论著作，我倒算是著作等身了。不过，我梁某虽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还不如陈先生寥寥三百字有价值。”

此话既出，曹校长放心地聘任了当时不见经传的陈寅恪为国学导师。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眼光是独到的，陈寅恪不但完全胜任了这个国学导师的工作，而且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

注重真才实学，而不是片面追求文凭与功名，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这样的学术风气。什么时候这样的学术风气能重回中华大地，什么时候中华大地学术思想就会腊尽春回——也就是在人们不再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故事，而把它看作习以为常的时候。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求学于万木草堂。

课堂上，一群学子不再是摇头晃脑地背书，而是师生同堂，共议国事，探求国家命运。因为康有为的影响，这一批学子无不以康圣人门下高足自居，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舍康门中人而其谁？”

弟子们恭维康有为是像孔子那样的“素王”（无冕之王），康有为倒也不谦虚，自号“长素”（长于素王），压孔子一肩。

他给五个得意门生取了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陈千秋号“超回”（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即超车，子贡只能让道）；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超越子思）；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

四年里，梁启超在康有为的耳提面命之下，促膝长谈之中，逐渐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同时梁启超也是做出牺牲的。拜了这个老师之后，他之前所学的那些都抛弃了，这是世界观的颠覆，并不是轻易能接受的。

在校勘的《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古文经直指为“新学伪经”，使其神圣的光环剥落。梁启超是熟读古文经学的，眼见处处对传统的“古文”经学的猛烈攻击，岂能不惊心动魄？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他还是主动适应并接受了康有为的观点，并加以传播。虽被指为“康党”，他“亦居之不疑”。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师徒二人已经在思想上有了分歧，只是这分歧被轻描淡写地忽略了，但日后恩怨的种子已经埋进了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