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两个黄鹂鸣翠柳
1933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长江下游江苏省会镇江城一条大西路,到处是熙熙攘攘赏月的市民。大西路尽头有座老西门桥,桥下流过的就是古老的大运河,桥东有一座宅院。进了头门,左边是围墙,右边是厨房,旁边有口深井。二门里是个小院,有花坛和大荷花缸,粉红色的睡莲开得很鲜艳,东墙下是清末时期的老房。再往后是第三进院,别有洞天,西式的二层小楼,有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所有的窗户大开,如水的清光泻了进来如霜如银。书房里除了书架,还有一张书桌,被临时当作餐桌,放着陈醋、老酒、大闸蟹、小黄鱼、河虾和当地特产水晶肴肉,一桌狼藉。
一位青年人和一位中年人对面而坐,酒兴正浓,谈兴更浓。年长者是中国话剧事业的扛把子——绰号“老头子”的唐槐秋;年轻人就是戴涯。两人在畅谈对中国话剧未来的理想,神采飞扬,滔滔不绝。
戴涯出生于江苏镇江。中学时代是在教会办的润州中学度过,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多,戴涯的理想是从政。1927年秋,考取位于杭州六和塔西侧的之江大学。在校很活跃,喜欢出风头,参加学生会和学联的活动,也参加社会上的反帝运动,被校方怀疑是共产党,经教务长告发,杭州军警来校搜查,结果没有查到戴涯的违禁品,而同宿舍两个同学枕头下有《新青年》,就被抓走了。戴涯吃了这一下,从此不问政治,转而变成文艺青年。
1928年6月,戴涯在杭州参加省垣“公民教育演讲竞赛”,获第一锦标,显露出他的表演天赋和朗诵口才。他自认更适合于搞文艺。
1929年戴涯转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参加了学校的“金陵剧社”,演戏每有好评,就更加忘乎所以。为了排戏,挂科也无所谓;为了编剧,考试也不顾及。与同学周涯夫、杨君侠都是金陵剧社骨干。
戴涯后来在《自传》中谈到当时的理想:
我们三个人都是搞金陵剧社的,志同道合,一脑门子幻想。约定在毕业后,就终生从事文艺工作,并且自己组织一个文艺团体,定名古怪可笑,叫“我们的家”。这个文艺组织,包括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先从办剧团开始,逐渐发展为艺术学校,进而选择一个地区,发展成为艺术新村。在我们这个文艺团体即“我们的家”里的成员,是终生合作,成为一个共同事业。不仅是我们自己,还包括一切成员的家属,都生活在这个团体内,那就是艺术新村。我们从事各种艺术工作,家属就从事各种副业生产,有的养鸡养蜂,有的做手工艺品,有的做剧团、剧校、剧场内的一切事务工作。在这个组织里的一切财产都属于集体的,每一个人也没有薪金,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生活所需,都是平均主义地按照团体的经济情况,统一地安排和分配。……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幼稚也极其古怪的思想,可是这种荒唐的思想却支配了我近二十年,从1930年在学校到1949年解放,我从事文艺工作的一切活动,都是直接间接地受这个思想的支配,怀着一个渺茫的、空洞的理想,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1932年,戴涯为了“我们的家”,从金大辍学,回到镇江,由奶奶做主,与一位叫杨月秋的姑娘结婚成亲。婚后在家埋头写新诗、写话剧剧本,还专门到南京、上海,找到戏剧大师田汉,朗读他的剧本。不久,他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戏剧家唐槐秋。
链接:唐槐秋,湖南湘乡人,被田汉称为“甘掷衣冠称戏子”的人物。早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留学法国,在华尔曼航空专科学校攻读,参加了航空队。1925年11月回到上海,和旧友欧阳予倩邂逅,并与在大学教书的田汉相识,拒绝了谭延闿邀他去广东航空队的聘请,没有飞上蓝天,却开始了筚路蓝缕的粉墨生涯。
南国电影剧社是1926年唐槐秋与江湖人称“田老大”的田汉、唐琳、顾梦鹤等在上海创办的,从事电影的制作,摄制了影片《到民间去》;是年,田汉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执教,拉唐槐秋去帮忙教书;又排演了《苏州夜话》。由于学校经费困难,欧阳予倩、唐槐秋、高百岁等举办“艺术鱼龙会”,演出了田汉编写的《生之意志》《名优之死》《咖啡店之一夜》等7部话剧和欧阳予倩编写的京剧《潘金莲》,获得成功,但还是没有解决经费问题。1927年冬,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成立文学、话剧、电影、音乐、戏剧、美术、出版等部门,在演出话剧《名优之死》时,戏剧家洪深加入。南国社又在南京、广州等地演出,为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培养了不少艺术人才,如塞克(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金焰、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
唐槐秋,中国旅行剧团的创办人,南国社的主要发起者,又是著名演员。参加了影片《到民间去》的拍摄,演出了《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话剧。戴涯在金大读书时,在南国社的后台认识了满脸粉墨的唐槐秋,因为志同道合,二人结为好友。
一个令人难忘的中秋之夜,戴涯与唐槐秋对月饮酒,滔滔不绝地畅谈话剧的开拓发展和光明前途,越谈越投机,他们致力于中国话剧运动的愿景,憧憬着一个美好的舞台。他们在美好月华下,决定成立一个职业话剧团,在全国各地旅行演出,向广大观众介绍话剧这门新兴艺术。他们将“未出世的婴儿”取名为中国旅行剧团。在雄鸡高亢的啼叫声中,迎来了东方既白。一轮皎洁的明月落了下去,而他们心中的明月冉冉升起。
凭着唐、戴的家境和所受的教育,二人原本都可以过上衣食无虞的生活,他们却甘愿吃苦受难,抛家别业,去做一个伐木者,去戴“犯人枷锁”,甘愿一生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什么力量和信念支撑着他们非要干话剧呢?正如唐槐秋在报上撰文中描述的:
我们的希望,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是很大,因为我们不敢自暴自弃,想以我们一群人的热情和力量,来负起中国戏剧运动的使命,至少说是整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的希望,在某一方面又可以说是很小,因为我们一群人都抱有比什么都要坚强的决心——牺牲自己的决心,为这个运动来建立我们所应建立的事业,所以我们在个人方面,并没有稍微过分一点的欲望和虚荣。
我们有一种认识,就是我们觉得倘若想要达到我们的目的,空谈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埋头苦干,不畏艰难,不惧打击,不为一切所动摇,不为一切所诱惑。
我们知道话剧的信用,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上,是没有树立起来,所以我们目前的第一步工作,是要使它达到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先要使它有,而不得不干。
说干就干。唐槐秋、戴涯便紧张地“干”了起来,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几个月后,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终于成立。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打着职业化旗号的剧团。唐槐秋任团长,戴涯任副团长。
唐槐秋的太太吴静和他们年仅16岁的女儿唐若青,就占了剧团人员的三分之一,加上舒绣文、张慧灵、赵曼娜等也只有十来个人,演员都是大锅饭,没有薪水,吃喝拉撒全凭吴静操持着,像一家人。其实就是一个走江湖的唐家班。
由于口袋里不暖和,开台戏挑选了一个演员很少的四幕剧《梅萝香》,该戏是由复旦大学英文教授顾仲彝翻译的。可是“中旅”穷得连买剧本的钱都没有,戴涯当了自己的丝绸棉袍,才拿到剧本。这个戏请著名的电影导演应云卫担任导演,剧中只有6个演员。唐槐秋女儿唐若青担纲,唐槐秋饰白森卿,舒绣文饰小春兰,张慧灵饰马子英,赵曼娜饰桂妈,戴涯饰秦叫天。该剧描写了一个唱旧戏的女戏子,受了有钱人的迫害玩弄,离开了一个较纯洁进步的爱人而走上堕落的道路,最终自杀。
戏排好后已近年关,靠老乡帮忙,唐槐秋和南京大世界老板顾无为说好,让他免费为剧团做一堂布景,借点路费让他们来南京打第一炮。于是,连同搞宣发的一共7个人,从上海来到了南京。1934年春节前,首次在南京二郎庙的陶陶大戏院公演。顺便说一声,中华民国使用的都是阳历,此处春节指的是1月1日元旦节,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历春节。
南京是民国首都,这个城市包容万象,不排外,也能接受新兴的话剧艺术。“中旅”连演七天,场场满座,加上南京大小报捧场,评论极佳。第一炮打响了,陆续有赵慧琛、章曼萍、冷波、陈樾山、洪正伦等好汉入伙。接着,“中旅”又去北平、天津等地巡演,影响逐渐扩大。白杨、蓝马、陶金、李静波、姜明、谭汶、曹藻等陆续加盟。他们还在清华、北大、燕京大学等高校演出,都非常受欢迎。在天津演出的情况更是不错。那里有钱人多,观众除了一般市民和学生外,有钱人也来看话剧、赶时髦,因此票价还高于北平,剧团略有盈余,给大家发个零花钱。
在天津时,戴涯和戏剧大师曹禺相识。那时,曹禺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师,“中旅”上演了他的剧本《雷雨》。
链接:曹禺,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身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1922年,曹禺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开始演话剧。1929年9月,曹禺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在清华园潜心钻研戏剧,广泛阅读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这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巨大影响。1933年夏秋之间创作《雷雨》,秋入读清华研究院。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师。
曹禺对“中旅”和戴涯的表演十分欣赏,常常等到戴涯演完戏卸装后请他去消夜,鼓励他,只要“专走单纯艺术的道路”,会成为一个大演员。一天晚上,散戏后,曹禺请戴涯去“大福来”吃锅巴菜,在雅间里,已经有一位长者在座,经曹禺介绍,原来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弟弟、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他是在法国学习戏剧的。他专门来看“中旅”的《雷雨》,认为戴涯的表演不错,是个可造之材。于是,经由曹禺的引见,戴涯去张彭春家里,张为他单独导演《雷雨》中周朴园一个人的独场戏,指导演员的内心独白和形体动作,让戴涯受益匪浅。
曹禺还谆谆教导戴涯:演员的得失心不要太重,报纸上的褒贬是不可靠的,不一定正确,做演员的不要一捧就迷糊、说不好就丧气。
戴涯一一铭记在心,希望有一天能与大师曹禺合作。同一时期,戴涯还认识了天津《益世报》的马彦祥——他曾在上海主编过《时代与戏剧》月刊,又写过一本《戏剧讲座》。此人社交能力极强,戴涯与他相约,找个机会搭个帮。